他山之石：穷女孩在美国上大学到底有多难-纽约时报、Jason DeParle
安吉丽卡•冈萨雷斯身着“哥特式盔甲”——黑靴、铁链、工装裤——摆出一副与世界决裂的样子，穿行于高中校园。人不可貌相，她的考试成绩与穿着打扮天差地别。她用金属摇滚乐队的名字为自己取了个昵称，却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
“我可不想去沃尔玛打工。”她写信给学校的辅导老师说，那是她母亲的命运。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报名应试班，拼命学习。她有两位好朋友，梅莉莎•欧尼尔与碧安卡•冈萨雷斯，三个人是同班同学，都想“逃离荒岛”——谁都不想困在加尔维斯敦（美国德克萨斯州东南部港市——观察者网注）这小地方。梅莉莎是学校八年级的尖子生，对她母亲交男朋友和酗酒极为不满；而碧安卡天真烂漫的性格背后，则隐藏着父亲早逝的痛楚。这三个小女生感情极好，辅导员甚至管她们叫“三姐妹”。
穷人家的孩子必须努力往上爬，尤其是波尔高中这地方，三分之一的女生最终毕不了业，中途辍学。但等到“三姐妹”2008年毕业时，她们的经历似乎印证了教育的公平性。
墨西哥移民的女儿安吉丽卡考上了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碧安卡则被一所社区大学录取。梅莉莎则赴得州州立大学深造——那是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的母校。
“感觉我们的人生开始起飞，从一种生活跳入另一种生活。”梅莉莎说，“好像有人开了发令枪，‘预备——跑！’”
**四年后，她们三人的故事无法用来赞美社会流动性，相反，只能是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年代的一个典型案例。**三位姑娘都没拿到四年制大学文凭。其中只有一个人还在校园读书，另外两个则负债累累。安吉丽卡离开埃默里大学时，欠了6万多美元的学费，在加尔维斯敦市的一家家具店做营业员。
三个人都具备本科生的能力，甚至算得上优秀。但赚钱谋生的压力牵扯着她们的精力，陌生的大学环境困扰不断，而校园外结交的男友更是让她们头痛不已。大学里没有家人陪伴，没有老师指导，她们手足无措地进入了一块陌生领域。
她们迷失人生方向的故事反映了美国更宏观的一个趋势：教育维持了阶级分化的现状。穷学生的成绩落后于有钱的学生，而从中学到大学，这一差距越拉越大。随着学习成绩与收入预期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结果便是，原来肩负着消除阶级界限使命的教育事业，正在一点一点加深阶级的鸿沟。
“人人都以为教育是均衡器，把它当作社会流动的起点。”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经济学家格雷格•J.邓肯（Greg J. Duncan）说，“但我们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现在高收入家庭与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差距在加大。真是令人心寒。”
阶级背景对学业的巨大影响震惊了教育专家，要知道，过去几十年美国一直在教育领域提倡机会平等和种族平等。另一项研究结果同样让人不安：低收入者在美国的上升机会少于加拿大和西欧地区。
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者马沙•J.贝利（Martha J. Bailey）和苏珊•M.蒂纳斯基（Susan M. Dynarski）的研究，三十年前美国富人和穷人的大学成绩相差31%。而现在，两个阶级学生的成绩相差45%。
虽然不同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都有所进步，富人的成绩提高得更快。这使得贫富学生的学业差距越来越大。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还包括，最富阶层的收入大幅提高，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穷学生当中，来自单亲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社区的阶级区隔日益显著，低收入家庭学生逐渐集中到那些较差的学校。即使算上补助，在公立大学念书的成本20年间上涨了60%。许多低收入家庭学生都感到了帮家里分担经济困难的压力，大学的机会成本和高昂债务让他们望而却步。
加尔维斯敦市的青少年把希望寄托在教育身上，这算是美国历来的传统。但是，如果只有富人才能接受教育、只有接受教育才能致富，那么“穷学生不管多么聪明，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里尔顿（Sean Reardon）说，“这是对美国梦的极大威胁。”
高中
没人料想到这三位年轻人是朋友，更别提“三姐妹”这么亲密的关系。安吉丽卡的心思躲在那黝黑的眼线背后，梅莉莎则被家庭生活所搅乱，而碧安卡则坐在教室后排，相貌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她们三人的共同点是，都参加了一个专门为贫困生开设的“鸿途”应试班，都信赖班主任普丽西拉•冈萨雷斯•库尔夫。她们亲切地称她“G小姐”。
安吉丽卡是一个墨西哥裔家庭的后代，她对自己的出身又爱又恨。母亲安娜•冈萨雷斯小时候非法入境，进入美国，后来获得公民权，举家定居加尔维斯敦。母亲在家里颇为霸道，有一次，她把安吉丽卡关了一个月的禁闭，仅仅因为女儿回家迟到一分钟。安吉丽卡对母亲敬畏有加，从不敢直呼“妈妈”，而是称呼“女士”。
安吉丽卡的家是在一栋公寓楼，亲戚们住在临近的单元。邻里纠纷就和每天的三餐一样平常。她有个叔叔身上刺有加入黑帮时的纹身。外婆不会说英语。安吉丽卡出于对远方的好奇，选择学习德语，而不是西班牙语。15岁生日那天，她举办了一次哥特主题的聚会，桌布上绘有童话人物和恶龙。她管自己叫“科恩小妞”——一个重金属乐团的名字。
不过，读书才是她的正业。“念书是我的闪光点。”她说。她外婆、姨妈和“女士”母亲都在沃尔玛超市工作。安吉丽卡对于她们的微薄薪水和卑微地位愤恨不已。“鸿途”应试辅导班曾问及大学对她的重要性，从1分到10分满分。
“10分。”她在答卷上写道。
梅丽莎也想逃离这座小岛——这比她逃离家庭的愿望更加强烈。“7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和一帮醉鬼厮混。”她在“鸿途”辅导班的申请表上写道。母亲后来嗑药上瘾，又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外婆是她的一处心灵港湾，学校则是另一处。
“我喜欢学习——我是个奇葩。”她说。
梅莉莎八年级时是班里的尖子生，曾去私立高中试上过一门课。她心里很想去那儿，但却瞒住了母亲和外婆。向家里人隐瞒自己的上进心，许多贫困生已经习以为常。“我知道家里没钱。”梅莉莎说，“我觉得自己没有权利问她们。”
梅莉莎加入“鸿途”辅导班不久后，注意到有个同学总是一个人吃饭，于是凑过去打招呼。“她硬要做我好朋友。”安吉丽卡说。
碧安卡进入“鸿途”班时满面笑容，外人觉察不出她家里有任何问题。她在家里4个兄弟里面排行最大，自从父亲去世，她就成了家里的第二个妈。对碧安卡而言，家庭就是一切。
她参加“鸿途”班的时间恰好赶上了“三姐妹”结缘之旅——全班集体参观芝加哥。她们心里明白，小小的加尔维斯敦容不下她们的梦想，想看一眼西尔斯大厦（芝加哥第一高楼——观察者网注）到西北大学（邻近芝加哥市——观察者网注）之间的风景。这趟旅行成了三人友谊的起点，她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目标。
“我们想要过上好日子。”安吉丽卡说。
波尔高中（Ball High）可不是完成梦想的地方。校园里有一条曾因为嗑药而上报纸的看门狗，还有四个专门对付打架的校警。三姐妹临近毕业那一年，校警用辣椒水驱逐学生，最后有50个学生进入医务室。得州仅有2%的高中被评为“学业劣等”，波尔高中是其中之一。
梅莉莎的母亲现在已经戒酒，并接受抑郁症治疗，对她弟弟也好了很多。梅莉莎对此很满意。不过，当年她从芝加哥回来后，家里的矛盾简直让她呆不下去，只得向G小姐求助。“我让她受了很多罪。”梅丽莎的母亲帕姆•克拉芙特说，“她样样事情都自己做——我为她感到骄傲。”G小姐的笔记里常常写着“家什很少”、“学生很苦恼”、“她基本上是自己照顾自己”等话。
梅莉莎怪罪母亲没找到好男人，但她自己也看走了眼，找了个毫无上进心的男朋友。斑斑劣迹之中，有一条是他把另一个女生肚子搞大了。不过，他们分手多少次，就复合了多少次。“他会让她失望的。”G小姐说。
虽然历经磨难，但梅莉莎还是获得了得州技能考试的“推荐”评语。她编辑了学校年鉴，在加尔维斯敦市报纸发表过两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的内容是关于弟弟与自闭症作斗争。她同时打三份工，缺勤过多，差点没法毕业，但她最终的成绩排名全班前四分之一。谁也说不清，究竟是她坚毅的性格，还是幸运的机缘让她获得了这一成绩。
碧安卡从芝加哥回来后跳了一级，于是，她可以和梅莉莎和安吉丽卡同一年毕业。
安吉丽卡绝大部分课程成绩都是A，高中四年下来平均绩点是3.9。“非常聪明、非常用功。”一位老师如此评价。她的SAT考试数学和阅读部分成绩是1240分，位居全国所有考生的前16%。学校的德语老师有一天不辞而别，她负责代教第一年的德语课。
安吉丽卡的校外生活主要围绕男朋友弗雷德•韦弗。他比她大三岁，驾驶一辆黄色雪弗兰StingRay跑车。弗雷德很专情，或者按“女士”母亲的说法，太专情了。母亲警告安吉丽卡，别让恋爱影响她考大学。弗雷德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爿家具店，大家都以为，弗雷德的梦想就是和安吉丽卡继承这家店。
高中生活的最后一年过得尤其快，G小姐全力以赴，辅导那些紧张而忙碌的学生准备大学申请事宜。虽然都去大学校园访问过了，但他们的选择可没富裕学生那么多。碧安卡受到家庭和男友的牵绊，选择了社区大学。梅莉莎选择了圣马科斯的得州州立大学，因为“申请最容易”。
安吉丽卡梦想的是西北大学。而当她自己申请被拒时，心情异常沮丧。她在最后一刻递交了亚特兰大州某校的申请。直到申请通过以后，她才知道自己完成了一项特别的成就。
埃默里大学第一年的学费是5万美元，但该校和其他一些顶尖学校一样，承诺“一个都不能少”。该校有一个专门的项目，帮助高负债学生减轻负担。“经济困难不应该阻挡任何人追寻梦想的权利。”该校网站上有过这样一段话。
从未领略过的校园，一千英里的路程，安吉丽卡对埃默里大学充满了憧憬：“一生有几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呢？
贫富差距加大
梅莉莎和安吉丽卡感到，上大学让她们和其他贫困生产生了差距。她们的感受没错。家庭收入处于全国最低25%的那部分学生，他们考上四年制大学的比例是将近30%。其中，坚持读完四年正常毕业的人数不到一半。
财富一直以来是学业的基础，但如今它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里尔顿抽检了过去25年间的十余次阅读和数学测验，发现高收入家庭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差距扩大了40%。另一方面，黑人和白人学生的成绩差距却缩小了。
从前，人种对学习成绩的影响比阶级更大，而现在则是反了过来。在美国的八年级学生当中，白人学生的平均成绩比黑人学生高3个等级，而高收入家庭学生的成绩比低收入学生平均高4个等级。
“人种差异导致的成绩差距很大，但家庭收入带来的差距更大。”里尔顿教授说。
有一种解释是，富人变得越来越富了。大约30年前，最高10%的家庭财富是最低10%家庭的5倍。现在差距扩大到了10倍。
不过，从前的车间实习已经换成了计算机实验室，而各个学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家庭收入和教育变得更加重要。以前就算是有钱人家，也很少让孩子参加SAT考试辅导班。如今，这已经成为庞大的应试产业的一部分。
当然，教育的回报也增大了。本科毕业生的收入越高，高收入家庭就投入越多钱。据哈佛大学邓肯教授和理查德•莫南（Richard Murnane）的研究，高收入家庭在体育、音乐、夏令营等周边教育投资方面的花费比低收入家庭高两倍。
另外，高收入家庭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增加了照顾孩子的时间，而低收入家庭的父亲们则减少了照顾孩子的时间。G小姐说，三姐妹之所以这么依赖她们的男朋友，原因之一是“缺少父爱”。
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家安妮特•劳拉（Annette Lareau）提出，富裕家庭还有沟通上的优势，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会及时向学校反映；而贫困家庭的家长则相对胆怯，不敢向学校老师提意见。梅莉莎和安吉丽卡上大学期间便遇到了这个问题。
“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总觉得体制会回应他们的诉求。”劳拉教授说，“工人阶级和穷人家的学生则不会这么想。后者更容易受挫。”
布鲁金斯学会的马修•M.金格斯（Matthew M. Chingos）研究发现，即使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成绩总体优于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前者的大学毕业率却仍旧低于后者。家庭在收入平均水平线以下、学习成绩在平均水平线以上的八年级高中生群体中，只有26％的人后来获得本科学位。而家庭收入、学习成绩均高于平均水平线的八年级高中生当中，有30%的人获得本科学位。
“许多学生努力学习，克服重重困难。”金格斯说，“拿到本科学位的机率却没那么高。这实在令人担忧。”
三姐妹上大学
梅莉莎在得州州立大学只坚持了两个小时。她刚到学校，汽车电池就没电了，只能边哭边给G小姐打电话。她的室友们都有父母帮忙搬箱子、忙这忙那。梅丽莎所有事情都只能靠自己一双手。离开学四天前，她终于崩溃了，驾车200英里逃回家。
尽管嘴上老是说要离开加尔维斯敦岛，但她身上的纹身却刻着“B.O.I”（生于岛上，born on the island）。外婆叫她回学校，“我真的不想离家。”她说。
新学期过半，她意识到得州州立大学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她在错误的时机离开了家庭。她想搬回加尔维斯敦，和碧安卡一起在家乡的社区大学学习，以后再考四年制大学。她想把助学金退还给得州州立大学，但却已经过了时限。千辛万苦考上大学，没想到大学生活只是昙花一现。
“我发现自己在加尔维斯敦一无所有。”她说，“这正是我要的。”
安吉丽卡的经济代价则更大。埃默里大学是一所精英学校，提供给贫困生的补助非常高——22%的贫困生可以获得联邦政府助学金（Pell grant），而哈佛的比例则是11%。另外，埃默里还有极高的补助项目。不过，安吉丽卡没有填好补助项目表格。
她考虑埃默里大学的时机已经太晚，了解申请程序的时间太短。而且，她对自己的父亲一无所知，填表的时候在父母信息这一栏耽搁了一些时间。埃默里大学每周给贫困生发一封电子邮件，一共发了17封邮件，其中包括针对少数族裔学生的补助项目。可邮件都是发到一个专门的学校邮箱，她不知道要去查邮箱。她似乎什么都不懂。
新学期即将开始，她和母亲、弗雷德一块儿驾车14小时来到亚特兰大州，希望搞定入学事宜。此时，埃默里大学已经发完了所有助学金。就算是有联邦助学贷款和其他助学项目，安吉丽卡还差4万美元，唯一的办法是向银行贷款。
4万美元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数目。安吉丽卡没跟母亲提这事儿，免得她担心。她需要一个担保人，而唯一能找到的便是弗雷德。这将把她和过去的回忆捆在一起，但她担心如果不抓住这次机会，她不可能再拥有什么未来。
“我当时是这种感觉，’不管背负什么债务，我都要挺过去。’”她说。
弗雷德答应了。他们决定订婚。
数周后，艾克飓风袭击加尔维斯敦，惨状如卡特里娜飓风一般。当地大约六分之一的人口从此离开家乡。安吉丽卡的母亲失去了住所和大部分家产。弗雷德需要重建商店，没法给予安吉丽卡当初约定的资金。
校园生活有些尴尬。她常常觉得，自己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没有信用卡的人。她室友不辞而别，搬出了寝室。不过，有一样东西吸引着安吉丽卡和梅莉莎等人：上课。其他贫困生也许会怀疑，为什么必须要上人类学和艺术史课程才能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梅莉莎喜欢思考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落社会，安吉丽卡从家里出发坐18个小时公交车，到学校鉴赏德国电影。
“我家里人说，’好，你现在考上好大学了。’”她说。
她的成绩单上A、B、C、D样样俱全。“我上加尔维斯敦社区大学还行，但埃默里的课程有些吃力。”安吉丽卡说。但她好歹拿到了2.6的平均绩点，高高兴兴地回家过暑假。
“我心想，万事开头难，现在总算熬过去了。”她说。
暑假结束前，安吉丽卡和梅莉莎用一次完满的公路旅行庆祝了她们的大学女生生活。梅莉莎希望将来当一名语言障碍矫正师。安吉丽卡希望当儿童心理医师。她们观赏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彩虹、奥兰多的蓝调酒吧，途中，她们还畅想发起一项帮助贫困儿童的活动。那个星期充满着幸福。
“我们呆对了地方，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梅莉莎说。
梅莉莎
她回到了日渐熟悉的校园。她喜欢她的室友，热爱她的工作——迪斯尼商店营业员。尽管感受到巨大的变化——或许是正因为如此——她带高中男友一起回去了。“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她说。
梅莉莎读大三那年，他们订婚了。他搬到学校附近与她同住，梅莉莎用自己的信用卡负担两人绝大部分花销。他报名参加职业培训项目。他们约好，他当上电工后就一起承担开销。
梅莉莎的学业遭遇低谷——传播学课只得了C，她因此被竞争激烈的语言障碍治疗项目淘汰。但她决定读研，而她其他科目的成绩很高，她大一连续两个学期都出现在系主任的榜单上。当她妈妈罕见地来学校参观时，梅莉莎迫不及待地带她去看学生中心墙上自己显眼的名字。
“那是我生命中最骄傲的时刻，”梅莉莎说。
读大四之前，梅莉莎筹划了一次旅行，庆祝自己的21岁生日。准备动身的时候，她发现钱不见了。只有一个人有她的银行密码。就业培训项目结束后，她男朋友再次失业，且表现怪异——似乎是在吸毒。
其实，梅莉莎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她退回了订婚戒指，却退不回信用卡里他曾经许诺帮忙偿还的4000美元。财务状况和感情陷入混乱，她在深深的绝望情绪中进入大四，她挂上黑色窗帘，这样就能睡一整天。她翘课、工作时间加倍，她挂掉了几乎每一门课。
“我开始参加派对，一直在工作，因为要还债，”她说。
她堕落的速度令人惊异，而她安全网的缺乏同样令人关切。不难想象，一个富裕的家庭此时会提供财务或其他支持。G小姐给了她一些校园辅导老师的联络方式，但梅莉莎没有给他们打电话。她等待内心的绳索能拉住她。她得了个F，这险些让她失去经济援助。后来她去年暑期的课程取得了好成绩。
今年是她在学校的第五年，明年夏天就能毕业。她的新男友在学习工程师课程。在家里，她有办法甄别坏人。“我在这儿还没发现过坏人，”她说。
她欠有4.4万美元的债务，未来15年她每个月要还250美元。此外她要想方设法为读研筹钱。她把催款通知都藏抽屉里，心里却没有遗憾。“教育——你不能给教育定价，”她说。“不论生活中发生什么事，他们都不能夺走你所受的教育。”
碧安卡
碧安卡错过了佛罗里达公路旅行，不过没人记得为什么。她喜欢说远走高飞，直到真要走的那天。
低收入学生面对的危险之一是“低就”，即选择一个离家近或熟悉的学校，而不是他们能上的最好的学校。
“学校越是挑剔，孩子们毕业的可能性越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金格斯说。“因为期待更高，资源更多，辍学的耻辱也更大。”
碧安卡选择了低就。她住在家里，与高中男朋友约会，在加尔维斯敦学院上学。登上光荣榜的那个学期让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离升至四年制大学就读的计划越来越远了。
她祖父的癌症和化疗让她有了更多留下的理由。父亲去世后她就一直跟祖父住在一起。离开感觉像背叛。“我觉得在家比自私地待在学校更重要。”她说。
**这种教育可能等于“自私”的想法对中上层阶级颇为陌生，但这却是一个贫困学生经常要面对的，即使他们从来不说。“**家庭是第一位的，对西班牙裔女性来说更是如此。”G小姐说。“你害怕会听到‘你要离开我们，你觉得自己翅膀硬了是吧。’”
在社区大学的第二年，碧安卡被100英里外的一所大学录取。G小姐和她妈妈催他去上学。去的愿望跟留下来的理由赛跑：
“我不想留下祖父等死，自己却走了。”
“我要帮助妈妈。”
“我觉得我已经累垮了。”
碧安卡留在了加尔维斯敦，完成了自己的副学士学位，目前是一名海滩酒吧收银员兼水疗接待。她依然盘算着将来拿个学士学位。
“我觉得我不懒。我只是害怕，”她说。与此同时，“生活，就这样发生着。”
安吉丽卡
经历过大一的助学金灾难之后，安吉丽卡赶上了下一次的截止日期，在大三获得了可观的财务支持。可她还是觉得，跟其他低收入家庭比，她的背景更成问题，可她不明白为什么。答案就藏在助学金档案中：埃默里大学多次虚增她父母的收入，却没有告诉她本人。
安吉丽卡报告称她母亲年收入3.5万美元，其中约一半用来付房租。房租花费这么大，埃默里大学认为她家有额外收入，并将母亲的收入定为5.1万美元。但母亲根本没那么多钱。她要支付飓风后上涨的租金，有联邦灾难援助提供支援。这个细节被安吉丽卡不经意地隐瞒了。
因为虚增了安吉丽卡的家庭收入，埃默里大学不仅增加了她在经济援助之外需要支付的部分，还取消了她申请绝大多数备受热捧的债务减免项目的资格。埃默里受益计划（Emory Advantage plan）中，对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家庭，学校会把贷款换成助学金。学校把安吉丽卡家的收入定为刚超过5万美元，这让安吉丽娜处于不利地位，还迫使她额外借了1.5万美元，最后才获得了申请资格。这一错误让她的还款计划延长了很多年。
最近她允许一名记者和埃默里大学的官员查阅了她的档案，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没有其他收入，”她说，“难以相信他们竟然那么做，却什么都不告诉我们。这似乎一点都不公平。”
在她方案中采用的是非常标准的方法，”负责经济援助的高级副教务长J.林恩•齐默尔曼（J. Lynn Zimmerman）说。“我觉得不正常的是，她竟然没有主张任何形式的审查。假如她或她妈妈能补充任何信息，就会引起讨论。”
安吉丽卡没有意识到，她没有抱怨的根据。她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修理图书馆书籍。这是一份孤独而富有艺术性的工作，它还吸引了几个女孩跟她结成了姐妹。她们喜欢她祖母的玉米粉蒸肉和她那缕紫色的头发。有一天，她的老板朱莉•纽顿无意中听到她激动地谈论黑格尔。
“她是个极其聪明且特别的女孩，”她说。
随着安吉丽卡工作时间增加，她的学业负担也加重了。见指导老师是自愿的。她没有去找她的导师。到了申报专业的时候，她的人类学平均成绩是B+，心理学是D。她选择了心理学。
大二结束时，她感到精疲力竭，这也反映在她的成绩里。她的异地恋同样难以为继，她跟弗雷德暂时分手了。她暑假回家，在塔吉特百货打工，再把自己拖回去上坎坷的大三。
为了省钱她搬出学校住，但发现花的更多了。“我会坐下来，盘算能不能买棵莴苣，”她说。弗雷德不再帮忙，她跟他的关系终断了。他分担4万美元贷款的事情让分手更加艰难。她15岁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
“那些天我哭得死去活来，”她说。
她没时间学习心理学200，这是一门讲研究方法的心理学必修课。南希•布利威兹（Nancy Bliwise）教授因为对这堂课的贡献获得教学奖。但她严苛的标准和严厉的态度让学生对她的看法分歧很大。
“很可能是埃默里大学最好的教授，”评教授网（Rate My Professor）的一位用户写道。其他人却觉得她“居高临下”、“极其无礼”且“非常刻薄”。
在学期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安吉丽卡干脆不去上课了。布利威兹教授把她叫来，发现她非常沮丧。“她面无表情，把我吓到了，”她在一次访谈中说。安吉丽卡说她不得不大量工作才能保住学业，但如果不选这门课，她会失去全日制学生的身份和经济援助。因此她打算拿一个“F”。
震惊的布利威兹教授提出了另外的选择，然后（教授认为是颇有同情心地）问道，安吉丽卡是否考虑过其他更便宜的学校。她自己就在克利夫兰州立大学读的书，后来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安吉丽卡面无表情，耳根发红。她只听到有人说她太穷了上不起埃默里大学。“很明显如果我上不起这个大学，我就不该浪费她的时间。”
这是结束的开始。大三这年，安吉丽卡没有通过那门课，还有3门也没有通过。她糟糕的境遇令她不得不用时薪9小时的工作支付她20万美元的教育费用。她不是那种可以轻松应对的人，但埃默里从来没有进行过干预。“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她吗？”布利威兹教授在一封发给院长办公室的邮件中，这样问道。
院长办公室给她留言了。安吉丽卡承认她回应得很晚，但她说没有收到过答复。学校进行了一次电子钥匙卡检查，以确定她是否还在学校。更多教授表达了关切。“个人问题正在妨碍她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一位教授警告称。安吉丽卡联系了校园咨询，对方称所有的预约都满了。
很难说埃默里对低收入学生漠不关心。该学校每年自费9400万美元用于经济援助，最贫困学生的毕业率跟其他学生基本一致。帮助安吉丽卡的失败可能暴露了学校的短板，但这也是该校努力弥补的。
当安吉丽卡终于找到表达自我的途径时，她选择了沉默。她雕塑课的最后一件作品是一个混凝纸宝宝，像豪猪一样长着尖刺。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她脆弱的声明。
“这是一件惊人的作品，”她的教授，琳达•阿姆斯壮说。“她能将艺术融入自己最深的情感和感受。我觉得她不明白自己有多优秀。”
安吉丽卡下个暑假一直在等开除信，但没等到。由于再次错过了截止日期，大四那年她的援助少了几千美元。埃默里大学错误地认定蕾蒂女士给一栋房子付了7万美元的首付。（在描述一项跟非盈利机构的复杂交易时，安吉利卡没能说明，绝大部分钱来自一项针对首次购房者的项目。）埃默里大学的官员称，这一错误不会影响对她的援助，但是学校开销和她贷款、助学金的差额增至1.2万美元——这个数额她不大可能负担得起。
她旷了更多课，工作更长时间。
“我想，反正我要留校察看了，还不如上班付我的租金，直到他们暂停我的学业为止。”
最后，埃默里真这么做了——勒令她重读一学期。
这个故事可以被解读为一所精英学校舍弃了一个贫困学子，或一个不愿意获得帮助的学生。但两种解释都无法充分评价这个跟高等教育和课程一样复杂的难题。
“两者都有一点，”负责学业指导的主任乔安妮•布热金斯基（Joanne Brzinski）说。“我们向她伸出了援手，但她没有回应。学生达不到我们的预期，我经常归咎于自己。”“这真是个悲剧，”她补充道。“她有这个能力。”
安吉丽卡的前图书馆上司纽顿女士怀疑，她的苦恼可能超越了钱，而是害怕自己追求的成功。“我不敢说她在自暴自弃，但这个想法一直萦绕在我脑海，”她说。“对一个跟家庭、祖母和粉蒸肉联系那么紧密的人，我怀疑她害怕毕业可能会让她与家里疏远。”
一座长长的大桥横跨海湾，通往加尔维斯顿岛。安吉丽卡一年前回家，就像当年她离开家那样，跟母亲和弗雷德一起。她欠6.1万美元的债，跟弗雷德复合了，并在他家的家具商场打工，每小时8.5美元。没有人知道她是安定下来了，还是积聚力气准备下一场逃离。
不久前跟梅莉莎和碧安卡一起吃饭，她们没有追问，这让安吉丽卡心里很舒服。梅莉莎建议他们都去得州州立大学读书。但碧安卡不知道学什么，而安吉丽卡说她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获得埃默里大学的学位上了。
“我尽力，但埃默里本可以做得更好，”她说。“但我谁都不怪。谁都知道生活不公平——收入低会让你处于劣势。我只是不明白自己面对的困难会那么难克服。”
（本文原载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12月22日，题为《For Many Poor Students, Leap to College Ends in a Hard Fall》，作者为Jason DeParle。本文译者：朱新伟、王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