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耳其之春看伊斯兰现代化之路-宋鲁郑

**引言：**2008年西方百年一遇的金融、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危机波及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这些国家均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浪潮或者骚乱，甚至西方有“和平绿洲”之称的北欧、伊斯兰社会唯一一个民主国家土耳其都未能幸免。许多西方媒体和本人都用“之春”来称呼和定义这一场场民众运动，但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先生则否定土耳其是阿拉伯之春，因为它是民主国家。虽然殷罡先生仅以土耳其为例，但根据其逻辑，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运动都不属于“之春”行列。于是本文从土耳其危机和伊斯兰社会现代化道路谈起，并兼与殷罡商榷。

“之春”一词的由来和演进

冷战时，全球呈现两元对峙：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同盟。每当苏联阵营出现某个国家因为经济困难引发民众不满进而意图改革甚至要以另一个阵营为榜样时，西方一律冠以“春天”的美誉。比如著名的“布拉格之春”、“匈牙利之春”。

不过说来奇特，当西方阵营出现共产党力量崛起而被西方大国镇压或者参与镇压时，苏联阵营则往往视而不见，更别说也发明一个词语来攻击西方。比如希腊共产党在几乎控制全国时，二战中已经精疲力竭的英国仍然派兵将革命烈火扑灭。再比如印尼九三零事件后，亲苏亲共的苏加诺政权被推翻，共产党人以及同情者被残酷镇压，导致五十万人——主要是平民——丧生。除了美国积极卷入，还有澳大利亚。据澳大利亚《悉尼晨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哪个时候西方大概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权，也不知道搞人权外交吧）。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至于西方另一个大国英国，一方面坚决否决参与，另一方面又绝不解密相关文档。

冷战后，西方更是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此时“之春”一词也开始指虽然是民主制度但政权并不亲西方的国家出现的大规模民众抗议行动，突出的有乌克兰、吉尔吉斯、格鲁吉亚等国，当然也包括中东民主成份最大的伊朗。

2008年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大规模的民众示威活动席卷所有被经济危机重创的国家：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加拿大的魁北克之春、伦敦骚乱、瑞典骚乱、南欧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爱尔兰更是发生长期的抗议和示威运动。2011年，这场风暴终于摧毁了中东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

**在这场风暴中，“之春”一词再次发生变化，西方媒体已经把凡是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冲突都归之于“之春”。**这就是为什么针对加拿大学生运动的报道中，均使用“魁北克之春”一词。

确实，今天的世界，不管制度为何，只要是经济出了问题，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必然会酿成社会危机，都导致执政党下台——不管是使用暴力还是选票。所以，“之春”的含义发生演变实属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最新的土耳其发生大规模民众反示威之后，德国《明星》周刊认为，土耳其的抗议场景与北非“革命”没有根本区别，土耳其自己的媒体也声称“土耳其之春”来了。

既然，创造了这个词的西方都已经改变了它的含义和使用范围，中国的学者是不是也应该与时俱进呢？如果现在还在纠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民主国家就不是“之春”，哪么发生在印度的强奸案是不是也应该换个词来表述呢？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秘书长殷罡先生以土耳其是民主国家而否定是阿拉伯之春，是不符合当今事实的。他采纳的仍然是冷战时“之春”的定义，而不是二十一世纪的西方全新标准。

伊斯兰国家“之春”的深层根源

“土耳其之春”是由政府推出格兹公园（Gezi Park）改建计划，将砍伐600多株树木引发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起重大事件的起因都很微小。突尼斯是因为一名女城管殴打一名无证小贩，这在保守的伊斯兰社会被认为是耻辱。于是小贩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怒火。假如是一名男性城管，这场怒火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只是把土耳其和突尼斯两相对比，还是感觉土耳其之春更为无厘头——一个公园的改选，600多棵树的花花草草环保事件就能引发漫延全国的危机，我们只能说，土耳其的危机远胜于当年的突尼斯。

表面上看，土耳其之春的深层原因也是经济。2013年1月和2月土耳其财政赤字突破百亿美元，达到了惊人的109.4亿美元。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则公布数据称今年2月土耳其失业率10.5%，失业人口共计288.4万。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五人死于冲突，五千多示威者受伤，两千多人被捕。事件最新进展是，埃尔多安已经对示威者下了最后通牒，全球都在注目即将发生什么。如果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比起来，他们的共性都指责政客利用社交网络工具煽动骚乱——埃尔多安声称“社交媒体是社会最坏的威胁“，强调外部势力染指内政，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埃尔多安似乎更为强硬：警方滥用暴力，大肆抓捕，而且强行清场。或者他认为自己是民选领导人，合法性强大，所以才敢放手镇压。而无须如同穆巴拉克一样退让、妥协，直至最后交出权力。

其实如果从2008年以来的世界来看，民主国家面对民众的抗议——不管是和平还是暴力手段，均强硬以对，绝不退让。倒是西方眼里的专制国家，一直在退让，直至下台：或逃亡、或和平下台、或妥协之下和平交出权力。

不管是号称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土耳其还是传统威权的中东诸国，都以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迎来了“春天”，其共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而是依然未能解决的伊斯兰教与世俗民主的冲突。

美国学者享廷顿曾指出，伊斯兰和儒家社会不适合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现实中，一直未能找到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伊斯兰社会，在内外压力下，仍然不得不选择了西方开出的政治药方。

西方从愚昧的中世纪走向复兴，进而崛起，很重要的一点是进行了宗教改革，实行政教分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宗教信仰，只要打破自我封闭和盲目自大，走向现代化的难度要远小于哪些有着宗教传统的国家。

中东国家在二战后，都建立了各种威权政府，并在逐步世俗化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的尝试。但是这种不从宗教本身改革，只是使用世俗力量强制开始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显然无法和伊斯兰教数千年形成的影响力抗衡。再加上这种威权政府大多和美国为友——而民众由于西方对以色列的偏袒、干预阿拉伯社会内部事务，而仇视西方，进而仇视执政当局。同时自身又腐化甚至无能，在西方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民众生活水平迅速下降，终于导致了威权政府的垮台。

十分吊诡的是，伊斯兰民众借西方民主之壳取得推翻威权政府的正当性，又在之后再度借助民主的手段把伊斯兰政党推上权力的高峰，从而走向全面告别威权时代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再伊斯兰化。这包括妇女的权益严重受损，各种违反现代市场经济的政策出笼。比如不要利息的银行。司法上，则开始设立以伊斯兰教义为基准的宗教法庭。应该说，从趋势上看，摆脱了威权的中东各国，正在进入伊斯兰传统回归的快车道。经历了阿拉伯之春的中东，正离现代社会愈行愈远。

土耳其：现代化的道路依旧漫长

相对而言，土耳其是一个例外。在民族英雄、强势的威权领导人、以开明专制著称的凯末尔带领下，在成功实行世俗化的同时，建立了整个伊斯兰社会唯一一个标准的西方民主制度。

然而，在凯末尔去世后，这种世俗的、来自西方的民主制度屡经伊斯兰力量的挑战和考验。

1946年，土耳其第一次实行多党选举。1950年新兴的民主党获胜，第一次实行了政党轮替。民主党上台后，放宽了宗教限制，伊斯兰开始再度复兴。民主党虽然以“民主”命名，而且也是通过民主选举获得最后权力，但执政后却开始镇压反对党，在经济恶化的背景下引发全国性抗议，最终于1960年被军事政变推翻。总统、总理、内阁和民主党议员全部被捕，所有政党活动被禁止。随后制订了世俗化为特征的新宪法，军方也重新还政于文人政府。但由于无一党占绝对多数，只能组成联合政府，国家长期无法稳定。1971年军人再次干政，要求结束无政府状态，建立超党派政府。尽管如此，在整个七十年代，土耳其仍然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尖锐的党派斗争和内阁频步更换使政局陷于瘫痪。但在这个二十年，伊斯兰政党却异军突起，日益兴盛。1980年，已经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土耳其——不同立场的政党政治冲突演变成恐怖战和城市游击战，4000多人丧生。此时发生了伊斯兰政党攻击凯末尔主义的事件，成为再一次军事政变的导火索。

军事政变发生后，议会、宪法和所有的政党都被取消，军事法庭审判了587人，检察官要求对220人判处死刑。再度制订新宪法后，军人再次还政于文人政府。

这一次军事政变对土耳其最大的影响就是伊斯兰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上升和伊斯兰复兴的进一步发展。为了维护政府和社会稳定，军方将伊斯兰价值看成是对付七十年代末出现的极端主义的良方。八十年代的总统和总理都前未所有展示其伊斯兰形象。总理的讲话充满了《古兰经》的引言，访问沙特时到麦加朝圣，照片刊登在土耳其报纸的头版。后来伊斯兰色彩浓厚、主张政教合一的繁荣党迅速崛起并成为执政党，并加快了土耳其伊斯兰化。最终再度引发军方不满，导致繁荣党领导人辞职、被审判，繁荣党也被解散。

需要一提的是，今天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是当年繁荣党的一员，在繁荣党解散后，埃尔多安与其他繁荣党成员一同转入新成立的土耳其美德党，并任伊斯坦布尔党部主席。后因他公开朗诵一首带有宗教涵义的诗歌而入狱（诗歌内容：宣礼塔是我们的剑，穹顶是我们的头盔，清真寺是我们的兵营，信徒们是我们的士兵。在他被警察拖走时，他还在高喊诗还没有颂完），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发表煽动宗教仇恨言论”为由，判处埃尔多安10个月监禁，剥夺其政治权利五年。2001年美德党被取缔后，他又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并于2003年任总理。

纵观凯末尔以来的土耳其，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权威主义：依靠权威主义推行世俗化、现代化，依靠权威主义捍卫世俗化的成果。一旦世俗主义受到威胁，军方立即进行干预。和西方民主国家不同，在土耳其，军人干政形式的威权主义成为对抗伊斯主义、捍卫世俗化和民主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在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中，军队扮演着调和、裁判的力量，可称“军事民主体制”。

出身于主张政教合一的繁荣党的埃尔多安担任总理后，显然接受了历史教训。他先是于2010年公投修宪，限制军队的权力，由文人掌管军队。进而于2012年，以莫须有的政变传言，一举解除了十多位军人的领导职务。而在此之前，他和军方的关系已经高度紧张。实际上，在他任职期间，一直对军方进行着清洗。

现在的埃尔多安，由于经济发展的因素，已经三度连任，成为土耳其最强势的政治人物。虽然他时时打着世俗化的旗号，但正如美国《时代》周刊所评价的：他表面上是个世俗派，骨子里是个伊斯兰保守派。他主张妇女在公共场合不要蒙面纱，但他的妻子不论什么时候都会用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的头发。在反对派眼中，埃尔多安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他不抽烟､不喝酒，每个星期五到清真寺做祷告。这一次冲突发生之前，土耳其政府先是禁止空姐抹口红，随后又颁布“限酒令”，引发世俗派强烈不满，被视为“伊斯兰思潮的回归”。而他在任上更是强势增建清真寺，努力的彰显往日的伊斯兰文化遗产，所以才有媒体将他比喻成为“当今的奥斯曼苏丹”。

**因此，这一次的大规模冲突和民众示威，既有经济下滑的因素，但更根本的还是土耳其进入现代社会一来，世俗派与伊斯兰派的冲突。**这些抗议者，是世俗主义者，而不是殷罡先生所称的：眼下的示威活动是有人借题发挥。这也是为什么一位示威者这样面对法新社：“政府想把土耳其变成伊斯兰国家，想全面实施他们的想法，却伪装是尊重民主。”

从目前来看，伊斯兰主义已经开始在土耳其占了上风。自凯末尔时代开始的世俗主义日渐衰微。这一次恐怕是世俗主义者最后的呐喊和努力，是与伊斯兰主义最后的一搏。总理埃尔多安对此心知肚明：双方斗争的焦点根本不是公园，根本不是600多棵树，而是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为什么事件发生以来，他态度极为强硬：6月11日在表示要和示威者对话的同时，却下令警察强行清场。更把事件上升到“阻止土耳其崛起”的高度，并信誓旦旦地宣称，除了真主谁也无法阻止。

土耳其之春的结局不过有二：一是以暴力收场。而不是殷罡先生所称的“埃尔多安政府很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某个时刻叫停‘强拆’计划，将其交由伊斯坦布尔地方政府通过辩论或其他方式，民主决定加济公园的命运，以化解当前危机。”二是在乱局中，军人再一次和历史上一样，发动军事政变，再次扮演土耳其民主监护者的作用。只是在其实力大损、军事政变合法性极低的情况下，概率很小。

土耳其之春将可能以暴力收场的原因还在于，土耳其政治文化的特点是对抗，拒绝妥协被视为优点。正如土耳其媒体所评论的：当埃尔多安表示他“一步也不会后退”时，他得到了数百万忠实支持者的喝彩，他们喜欢埃尔多安的正是这点。其实这场冲突本不必然发生。事件之初，伊斯坦布尔的法院裁定暂缓有争议的公园改建工程，如果行政尊重司法，也不致于酿成全国性危机。看来民众从要环保转变成反独裁、要总理下台也是有道理的。

土耳其之春结束之后，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伊斯兰化将全面发展。已经三度担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在修改宪法之后，将会在明年竞选拥有实权的总统，并能连任一次。在他的主导下，土耳其走向何方，不难判断。只是这样的土耳其是否还有可能实现奥斯曼帝国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呢？伊斯兰社会的现代化之路依然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