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制度层面解释中国的超常增长70年-陈昕

少读庄子，读及北海鲲鹏，御风直上，翱翔九天，“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常常被这位豪气万丈的哲人的胸襟所折服。中国历史上虽有大汉丰仪，盛唐锦绣，康乾佳境，但总脱不开农耕时代的格局和巅峰，不能与发生在20世纪后20年和21世纪前10年这场社会巨变相比拟。自1978年底开启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大潮，持续30余年，中国经济的列车以年均9.98%的速度高速运行，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与之相伴随的是巨大的社会变迁和文明进步。庄子笔下的鲲鹏御风翱翔的体验与境界成为许多中国企业和国民的现实境遇。

对于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全球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经过缜密的考察和推演大都予以肯定，有的称之为“中国的奇迹”。但是，对于这一奇迹的背后支撑与动力，有着不同的解读。由于中国经济的改革是从引入市场机制开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不少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用西方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内生增长理论来解释，由此鼓吹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和自由化。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由于身处中国改革的环境中，近距离地观察改革的实践，因此看到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实践和创新，并作了理论上的分析，但不少人囿于西方经济学的窠臼，迷信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仍把其归诸于经济转型时期的过渡做法，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走上西方的道路。

令人可喜的是，中国仍然有一批经济学家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选择性学习市场经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国情所进行的创新实践，已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林毅夫教授。

1994年，他在与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这一重要论断，并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和论证，之后又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逐步发展形成了“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认为，一国具有自生能力的优势产业是由该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因此产业升级的关键是要素比较优势的变迁；而比较优势与优势产业的发现与成长只能源于市场内的企业竞争，同时也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产业甄别、产业升级引导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既总结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推行“赶超战略”的失败教训，也分析了市场经济中政府制定实施发展政策的成功可能。但是，政府又如何保证甄别出来的扶植产业真的是符合比较优势、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呢？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关系到对经济制度运行的理解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以下简称《超常增长》）一书在经济制度层面对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作出了初步的探讨。

《超常增长》以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人类历史上长达7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奇迹。全书共六章分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前三章对1979至2012年前34年中国经济增长状况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具有增长率超高和经济波动超低两个基本特征，创造了高投资、高增长和较高消费水平三者长期并存的超常成就，避免了市场经济中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打破常规市场周期的力量，实现超常规经济增长，在供给方面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在需求方面则是由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通过美联储实现的“国际超常购买力”，而根本原因则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维市场体制）。

第二部分后三章对2013年至2049年后36年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的图景作了研究，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需求，对生态建设、国土整治、能源资源、人力资本等战略性瓶颈要素的投入足以替代美联储支撑的国际超常购买力；而供给方面只要对现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进一步的改革，便可以保持超强的投资驱动力，从而继续保障增长投资支撑。基于此，作者在论证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的36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可达7%左右。其中，2013－2031年前18年为8%左右，2032－2049年后18年为6%左右。为保证新增长阶段超常增长目标的实现，作者提出了打造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和建设国家理财体系的建议，并对国家发展战略基金的投放领域作了具体的分析。最后，作者对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内涵和运行机制作了细致的描述，并对下一步改革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作为一部富有原创力的著作，《超常增长》在理论上的探索引人注目，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书是国内少有的对中国经济作70年长周期分析的著作，特别是书中对2013－2049年后36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树立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信心，增强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一段时间以来，特别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逐渐失去由美联储驱动的国际超常购买力的现实，使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有不同程度的担忧，甚至有人看衰中国经济。

本书从常规增长和超常增长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虽然推动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内外因素均已发生重大的变动，但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即使转向内生型经济增长的道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仍然存在着新一轮高速稳定增长的空间和基础，进而从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新型城镇化，生态与环境建设，能源与资源，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国防建设，积累、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最终得出，未来36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仍将维持在7%左右，而这意味着到2049年，假设同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长仍保持在2%的水平，那么人民币与美元即使按5:1的汇率计算，中国经济的总量也将达到美国的3倍多，而人均GDP，按中国人口15亿、美国人口3亿计，中国大约是美国的70%强。

该书还对中国经济1979－2012年前34年年均高达9.98%的超常增长速度作了系统的分析，探讨了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比如，作者指出，在需求方面，由于中国比较坚定地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持续稳定地提升了国际贸易规模和贸易盈余，用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抵消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从而在前34年形成了很大一块超常购买力，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年均超额增长约为2%。该书还进一步分析，超常购买力的形成很大程度依赖于美国家庭的储蓄赤字、产业的贸易赤字、政府的财政赤字，这三大赤字的背后则是美元的过度发行。

关于2008年肇始于美国进而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西方社会一直指责是中国经济失衡所导致的。该书指出，过去30多年中美两国同时实行了不平衡的发展战略。中国追求的是不平衡的高速增长，特征是所谓的“三低三高”，即“低工资→低消费占比→低内需市场，高投资→高增长→高外贸盈余”；美国则是维持不平衡的赤字经济运行，即“低投资→低增长→高外贸赤字，高资产泡沫→高消费→高家庭赤字”。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无意中形成了互补性战略配对，各自均以对方为依存，缺一不可，其长期后果则是两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失衡。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世界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将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与模式同步转型能否成功。应该说，这一关于世界经济失衡原因的分析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对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压低消费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依靠过度投资所致，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等等，不一而足。该书对这些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应。例如，对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在于高投资、高浪费与牺牲消费的误解，作者指出，在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GDP增长、高投资增长与高消费增长是同步发生的。这一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98%，投资年均增长10.92%；而消费年均增长同样高达9.15%，即使按人均消费增长计，也达到年复合增长率7.99%的高水平。这一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就。

之所以人们把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误以为是牺牲消费，在于他们把GDP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水平两者混淆了。该书分析到，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前34年中平均为59.56%，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75%以上，由此看来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比较低，但消费占比低并不等于消费水平低。因为还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费占比较低意味着投资率较高，投资规模较大，而投资规模较大则带来较高的GDP增长率；在GDP增长快速的条件下，即使消费占比较低，它所对应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长的。相反，如果中国前34年的消费与投资占比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变为消费占比75%，投资占比25%，那么，中国的消费水平就不会是现在的年25万亿元，而是降为18.75万亿元。这就是说，就中国过去34年的情况而言，较低消费率与较高投资率带来的是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而如果采用相对较高的消费率与较低投资率所导致的则可能是较低的绝对消费水平。作者的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投资、增长与消费之间相对比例与绝对水平的辩证法。

在对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现象作分析和预测之后，作者指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

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

作者进一步指出，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该书还分析了中国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

（1）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形成三大主体；

（2）国有企业的资产资本化，形成国有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地位；

（3）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形成超越西方公共财政的复合型国家理财体系；

（4）通过国家顶层发展战略、中期发展规划与产业政策和短期宏观调控相结合，形成分层整合的国家发展管理体系，从而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中的被动式宏观干预。

中国三维市场体制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形的，它还不尽完善，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如所有者缺位与垄断经营、收入差距过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政府规模过大、市场失序、官员腐败、环境污染等，书中并不回避这些问题，但认为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转向英美式的常规市场经济也难以避免，只能通过自主、持续的制度创新，对三维市场框架进行累积性的组织优化与流程再造加以解决。

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是这些年学术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全能政府导致的经济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使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问题，甚至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由此我们走向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实行简政放权，努力转变政府的职能和行为。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政府职能的转变仍在改革过程中，还需要不断地加以深化和推进。

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否如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言，仅仅限于保护产权、解决市场的外部性问题、提供公共品和维护法制环境呢？该书的结论则不尽相同。作者认为，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引导和推动是中国经济最近30多年超常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作用的分析。作者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地方政府不同，具有双重属性，它们不但是“政府”，还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经济主体，具体体现于：分税制使地方政府成为本地区经济剩余的分享者，因而产生了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竞争，竞争产生了进步的压力；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比较广泛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自主权，加之国有资产、土地升值、地方融资平台等使地方政府拥有操作经济发展的资源；地方政府在管理地方经济的过程中，提高了管理与调控地方经济的能力。

在分析地方政府追求发展的动力时，作者指出，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在制度层面比较稳定地建立了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享税收的运作方式，使地方政府有了比较稳定和清晰的预期，产生了来自体制内强大而持久的追求增长的动力。作者还提醒我们重视张五常教授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关于“税”与“租”的论述：“在经济学的传统中，说争取最高的税收必遭批评，但说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则往往被认可。真理是，有经济效率的土地使用，租金一定要算，不管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政府收取”。作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收入中有一部分不是“税”而是“租”，不仅很好地解释了地方政府分享辖区内企业收益权的合理性及由此产生的动力，而且对于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的双重属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超常增长》不仅对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作出了理论上的贡献，提出了三维市场体制、竞争性地方政府、超常投资力、超常购买力、1.5次收入分配等重要的理论概念并加以论证，而且还对中国经济未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例如，为了寻找未来36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内生的、有效的、足以替代通过美联储实现的超常购买力，作者提出设立综合性的、高达数百万亿元的国家发展战略性投资基金，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的长期投资，为常规市场运行注入超常购买力，建设并运营最终形成的国家发展战略性基础资产。

作者还从南疆资源综合开发、西部调水、能源结构转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研究了国家发展战略基金可投放的领域及可能形成的战略性资产。此外，作者还对基金的结构、资金的来源和募集、管理团队与激励机制、投资决策与项目咨询制度、投资回报预期等作了初步的设计和分析。又如，在论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时，作者也不仅仅是对三维市场体制的四大支柱、比较优势、存在的问题等作出分析，还对三维市场体制下一步的组织变革与流程再造提出了建议，包括国家基本体制的改革、政府组织优化和部门整合、建立与改善复合型国家理财体系、政府业务模式的流程再造、政府部门的人事改革等。

作为一本直面中国当下经济制度运行机制的探索性著作，《超常增长》一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加以解决。比如，本书对中国货币金融领域的变化与运行基本没有涉及，因此，在分析政府复合理财时，虽然简要地阐述了资产与负债匹配的原则，但未及梳理与分析中国政府资产负债管理的现实状况，也未就政府资产负债管理的体制建设进行探讨。再有，本书把官员腐败问题分为五类做了分析，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观察视角，但却未能对如何治理这些腐败进行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当然这也可能是另一部专著的任务。

还有，本书对三维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参与所产生的积极效应，做出了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但对其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如公共服务不足、环保不力、亲商倾向与公正缺失以及对腐败的影响等等，却未能一并剖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及两者之间的合理融合是下一步改革的重大问题，有待作出更加完整的理论分析。本书的种种不足，其实正是进一步研究与理论发展的空间。

史正富现为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同时还领导着资产数以亿计的投资集团。他是改革开放时代涌现出来的优秀的经济学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师从蒋学模先生，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先后获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后留学美国十年，先后在美利坚大学和马里兰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博士学位，后获经济学博士学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近20年投资公司的经营实践，使他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有着与一般经济学家不同的认识和见解，不时有理论成果问世。

史正富是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中国学者之一。

早在1986年，他就与符钢战、金重仁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宏观经济学专著《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于国民收入生产、分配和使用的角度入手，从实物领域到货币领域、静态世界到动态世界、总量问题到结构问题、封闭系统到开放系统，实证分析了短缺经济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90年代中后期他又完成了《现代企业的结构与管理》、《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等著作，从微观的层面分析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诸多问题。这些著作都曾在当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可贵的是，史正富并没有陷于西方经济学的城池而不拔，凭着对西方经济学的精湛研究，对西方社会的真实了解和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切身体验，从本世纪初开始，他就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在解释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方面的局限性，试图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框和范式，自主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本书可以看作是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初步成果，它可能是不尽成熟、有待完善的，但无疑是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取得成功的正确道路，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中国经济学家能在这样一条道路上取得更多的成就，使中国经济学能真正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

史正富新作：《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