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如何借鉴中国：傅高义与拜登的殊途同归-冷哲

作为两个世界大国，中美之间从不缺乏新闻：先是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邓小平时代》引起热议；随后在近日，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也引起了广泛讨论。不过，两者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傅高义的书极力赞扬了中国前领导人，而拜登的演讲辞则对中国进行了批评，提出中国的竞争力还远不如美国。这一捧一贬，透射出美国在不同领域对中国的看法。

西方精英阶层对中国的看法长期以来大致分为两派，一派持好感，被人戏称为“熊猫粉”（Panda Hugger），一派持敌意，被人戏称为“屠龙者”（Dragon Slayer）。这两种观点都有着深厚的社会和历史基础。

早期的交流与看法

最早来到中国的美国人，是商人、水手和传教士。对这时的美国来说，中国仿佛是一个遥远的梦幻。面对几亿不信上帝的民众，宗教人士认为这是个荣耀上帝的不可错过的机会。面对几亿潜在的消费者，商人认为这是个巨大的市场。

美国介入中国的时间比欧洲列强略晚，因此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扩大在华利益和影响力，美国提出门户开放的倡议，并积极培养中国的优秀人才。公平地说，虽然这是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量，但也为中国带来了一些好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很多重要人才，都来源于美国的培养。

美国长期以来都有一种独特的例外主义，认为美国理应在全世界散布民主与自由。在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精英的看法中，中国仿佛是一块富饶的、夹杂着野蛮与文明的、待拯救的土地。不过，美国例外主义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曾经作为美国来培养的利比里亚，到20世纪初情况仍然十分糟糕。

在中国，美国例外主义终于找到了一块独特的沃土。二十世纪早期，一些美国精英觉得美国对中国具有监护责任，这种心态并不完全出于功利主义考量，而是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成分。当时虽然也有“黄祸论”存在，但并非美国社会主流。

过早凋零的老中国通与依赖宣传的民众对华看法

美国精英阶层进一步产生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是依靠着一批对中国极为了解的外交官、记者和军官。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叫做“中国通”（China Hands）。他们精通汉语，有的甚至自幼在中国长大，对中国有着深厚的好感。比如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军官约翰•戴维斯，记者西奥多•怀特。按照现在的定义，当时美国精英阶层可以说到处都是“熊猫派”。这并不奇怪。因为一方面中国代表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有趣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完全没有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屠龙者”没有存在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美国的战略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当时没有人敢把期望建立在不知何时才能成功的原子弹研制中，甚至很多负责战略决策的参谋都不清楚这个项目的存在。因此在制定的对日作战计划中，需要首先肃清在中国的日本军队，然后以中国作为对日登陆作战的基地。同时，中国也牵制着大量的日本军队，消耗着大量的日军物资，这对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美国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外交、军事人员，协助中国进行作战。这些团队往往以“中国通”为核心。而美国政府和媒体也在国内不遗余力地美化中国的形象，以说服民众支持中国抗战。

二战中，由于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问题以及权力斗争，中国通们对国民政府在二战后的命运普遍持悲观态度。同时，以大卫•贝雷特为首的迪克西使团考察了延安和一些游击区，中国通们逐渐感到中共才是更有可能主宰中国的力量。因此，政府部门内的中国通们写了大量报告，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共建立联系，提供支持，把中共争取到美国这一边，同时他们的报告也对国民政府进行了大量尖锐的批评。其中一些中国通认为至少应该把中共扶持起来，能够让国民政府投鼠忌器，从而促进两者建立联合政府。中共也积极向美国示好，当年新华日报不乏对美国的溢美之词。

然而，对中国缺乏足够了解的美国后方官员并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没有意识到国民政府内部问题的严重性。而且由于对共产主义的错误理解，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认为全世界共产党都是铁板一块，根本不可能不与苏共合谋，因此放弃了对中共的接触。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虽然对国民政府存在的问题极度不满（比如政府首脑大肆贪污美国的军事援助款），而且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但是当国民政府坚决要开战的时候，美国还是选择了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没有如美国后方官员所预料的一样，反而是中国通们的预言得到了印证。

由于一直以来的偏见，以及美国持续支持国民政府所带来的双方隔阂，中共与美国当时没能建立良好的关系，而是如我们所知地走向了彻底的对立。

当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的例外主义思维遭遇了历史上最大的失败。很多政治精英想不通究竟哪里做得不对，为什么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这么费尽心思，最后竟“失去了中国”。于是美国政界展开了“谁失去了中国”的辩论。中国通们曾由于说过中共的好话而不幸中枪，被当作“信仰共产主义的破坏分子”而受到驱逐，甚至迫害。大多数中国通都受到长期审查、审问，而且不能在政府、军队或任何与官方有关的机构中担任工作。

一时间，美国政界无人敢说关于中国的好话。一夜之间，“熊猫派”被从政府中驱逐。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屠龙者”们粉墨登场。各种中国威胁论弥漫着政治圈。

由于最了解中国的人员全部被排除在政治圈之外，政治生命过早夭折，导致了美国政界对中国的理解出现了断层。朝鲜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中苏冲突，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美国政界屡屡误判。这个问题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好转。

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描绘也是以强调威胁与贫困为主，因此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民众经常对华有着一些奇怪的看法。比如坚信“共产中国”时时刻刻想要摧毁美国，或者觉得中国什么都没有，来一个中国学生还要介绍一下什么是电视机。当然也有很多人对中国人持同情态度，给予了中国留学生大量的帮助。

美国民众对中国的重新理解

到了70年代，苏联在冷战中似乎逐渐占据了主动权。而目睹了铁幕另一侧的“爱恨情仇”之后，美国也明白了，各国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各自都有着各自的诉求。于是，1972年，为了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有所突破的美国，与为了维护独立自主且亟待改良的中国，互相伸出了橄榄枝。双方民间交流才重新开始，相互的理解随着时间逐步加深。

如今的美国是个智识两极分化的社会。精英阶层对世界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而民众则多数都国际事务不感兴趣。曾有电视台拿着一张没有标地名的世界地图上街问民众南北朝鲜在哪里。结过有大量民众都答不上来，有个人指着新西兰说这是韩国，指着澳大利亚说这是朝鲜，然后还纳闷说以前没听说这俩面积相差这么大。

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也是类似。由于实在是缺乏了解，所以五花八门的观点都有。有美国人觉得中国人都还是头戴斗笠，脑后留根辫子，人人都是八字胡。美国电子艺界公司2003年发布的一款名为《命令与征服：将军》的游戏中，出现的中国民众很多就是这个形象。也有美国人看到超市里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就觉得中国一定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了。

此外，美国社会中仍然有一些老人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比如在加州一所学校进行汉语教学时，就有一个当地越战老兵到学校门前抗议，认为采用“共产中国”的汉语课本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入侵，是共产主义的洗脑。

但是总体来说，美国普通民众近年来对中国的了解也是越来越多了，我到美国后最惊讶的事情之一是碰到的美国人往往都会用筷子。随着国际会议、活动以及商业往来的增加，各界学者、商人和其他专业人士对中国的了解都越来越全面。我国政府还积极创办孔子学院、派遣中小学汉语教师，在美国推动了汉语的学习以及中美的交流。未来一代美国人估计不会再觉得中国人都还是晚清的那副装束了。

政坛熊猫粉派与屠龙者派的对立统一

与中国建交前后，出于实际的政治考量，以基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熊猫粉派”出现了。但是政坛对中国的理解还是要基于民间收集的信息。一开始双方都曾对对方抱有某种神秘化的看法，但随着交流的日益深入，理解也越来越深。比如美国人一开始对中国的“关系”难以理解，以至于不得不音译这个词。到现在美国人已经很清楚，这实际上就是美国人所说的“Social Connection”的一种形式。“Guanxi”这个词也就越来越少见了。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关中国的书籍也越来越多。

如果说前一代熊猫派更多地是出于对中国本身的喜爱，而前一代的屠龙者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那么，新一代的“熊猫粉”和“屠龙者”则都是基于实利与政治判断。中国已经是一个能够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美国的现实利益于中国既有重合又有矛盾。

有人批评傅高义的书对邓小平美化过度。这并不是孤例。傅高义早年间写过一本《日本第一》，也有人批评美化日本过度。傅高义对外国的美化，不在于他对外国的喜爱，而在于他想鞭策美国的前进。与此类似，三度普利策奖得主，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让我们做一天中国》。他并不是真的喜欢中国的政治制度，而是对美国政府近年来低下的决策效率表示不满。拥抱熊猫者推崇中国，是因为他们想用中国来促进美国发展，保持先进。

同样，虽然拜登最近的发言听上去像个屠龙者，但他的立足点与傅高义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他大肆抨击中国的现状，实际还是为了鼓励毕业生们要有自信，要努力进取、维持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鼓吹遏制中国乃至藏独、疆独、台独的美国政客，也并不是真的讨厌中国，而是希望借助遏制中国来维持美国的先进地位。

在这两者之间根据需要进行变动的也大有人在。前美国驻华大使、总统候选人洪博培在任犹他州长期间对华非常友好。他收养了中国孤儿，而且还让几个自己的孩子都学习中文。他积极拓展中国与犹他州之间的经贸往来，对本地华人社区也非常支持。但是在竞选总统期间，他也公开宣称应该依靠中国网民搞垮中国，从而保证美国能够在竞争中保持优势。

因此，对于美国精英关于中国的赞美也好、抨击也好，我们都不必太过认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都是看着美国国内的。正如之前几任美国总统，竞选时总是要拿中国抨击一番，上台后却又免不了要变成“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后被下一任总统候选人抨击对华太过软弱。于是便如此循环下去。我们也不必期待一个“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政客能上台来为中国带来利益。他们的立足点都是美国，都是美国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