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事件和食品安全问题有些不一样-关哲

今年2月，广州多批次大米被披露镉超标，自此“镉大米”事件开始发酵。各地风声鹤唳，相继进行摸查，江苏、福建等地接连公布检测结果。23日晚，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公布了2013年抽检发现的120批次镉超标大米，其中由湖南厂家生产的多达68批次，涉事厂家来自湖南14个市州中的8个。媒体记者访问了相关学者，对造成大米镉污染的原因做出了多番解释。

“农田地处矿山周边、使用污染水源灌溉、使用含镉化肥”这些专业解释的另一边，是收粮者和农家的懵懂，他们不仅搞不懂镉污染的来由，就连“镉”是什么都还没弄明白。

连日来，广东省对镉大米进行密集摸查。图为21日晚，广东公布的30余批镉大米品牌。

**尽管与以往的瘦肉精、三聚氰胺这类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同，在大米流通的任一环节加入镉都无利可图，**但是鉴于食品、环境安全所引发的的焦虑甚嚣尘上，我们还是得先了解下“镉”是什么？大米中为什么会有镉？除了大米还有什么也含有镉？我们该如何看待“镉”？

镉大米好可怕？烟民们笑了

看到这个“镉”这个字就感觉不太妙，把它和大米联系在一起更是让人不安。事实上，镉和常见的锌、铅是一家人，都属于重金属。当他们在人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慢性中毒。

镉的主要污染源是电镀、采矿、冶炼、染料、电池和化学工业等排放的废水。受到污染的水源用于灌溉，就可能将镉引入食物。除此以外，通常用于增产的磷肥中所含的磷矿石，常与镉伴生，想要“拆散”他俩成本非常高。化肥下地后镉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土壤镉含量超标。

镉对身体的危害是根据摄取方式来衡量的。通过大米“长期小剂量”摄入镉，受害的主要是肾脏和骨骼。严重的可导致肾衰竭；对骨骼的影响则是骨软化和骨质疏松。

别以为镉是从毒大米才开始祸害你的，抽烟的人们早就中枪了。有相关研究表明，每一支香烟都含1μg（1mg=1000μg）到2μg的镉，其中约10％会被人体吸收。

由于镉污染是植物根系吸收后转化到植物内的，所以吃过生菜、莴苣，连带上偷懒连皮吃水果的也集体中弹。而就像前文所说的，没有人会人工地往食物中添加镉，任何地方，只要没有对电镀、采矿、冶炼、染料、电池和化学工业的工厂进行排污管控和污水净化，这个地方的河水、土壤就有可能聚集大量的镉。而这里的“任何地方”包括全球各个发展过工业的城市，尤其是早期的——领先我国若干年的那些发达城市。

镉超标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标准笑了

实际上，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工业的发展，其他国家的一些重金属污染带来的后果已经引起了我国卫生部门的重视。我国在《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大米中镉限量标准是0.2mg/kg。这一标准与欧盟给出的标准相同，但由于欧洲国家食用大米的频率较低，欧盟标准参考价值不大。在同样把大米作为主食的日本，大米中镉限量标准是0.4mg/kg——远超我们一倍。此次广东镉大米中有几个批次的镉含量分别为0.37mg／kg、0.36mg／kg、0.31mg／kg，按照日本标准为合格大米。

对于人体镉的安全摄入量，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曾给出标准。上述两个组织暂定的镉每周耐受量（PTWI）为7μg/kg体重，即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的摄入量不超过60μg，便可认为是安全的。

依此计算，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500克含镉为0.15mg/kg的大米（依照我国0.2mg/kg的个限量标准，这种大米是合格的），他实际的镉摄入量为75μg，已然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PTWI；而如果同一个人每天只吃200克含镉0.25mg/kg的大米（虽然镉含量超标了），但他的镉的总摄入量50μg并没有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设定的PTWI，他体内的镉含量在安全范围内。

**可见0.2mg/kg的标准不应该被作为判定大米是否安全的硬指标，也不应对超标投射过多的恐惧情绪。**在重金属摄入这件事情上，爱吃镉污染高危食品——生蚝的香港同胞最为从容。

当大陆曝出镉大米后，香港媒体就以“国货失信心，港澳面临抢米潮”作为标题进行报道，表达出对供港大米的信心。有记者专程前往香港考察，发现港人淡定得有道理。香港市场上绝大部分大米进口自泰国，也有一些来自越南、澳大利亚、日本和内地的大米。

泰国香米一直以来在大米界声名远播，但近年来由于泰国当地也面临着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泰国香米的品质可能并不如以“香港标准”为傲的香港精英和内地某些大V们想象地那么完美。供职于浙江某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刘永丰等人在他们的论文《泰国大米现状及展望》中提到，近些年泰国大米中的重金属含量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已经越来越接近我国标准的限量。其中重金属铅和砷的含量逼近国标的批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当然，有人会说，这报告当中没有提到镉！于是，铅和砷笑了。

镉大米乃至重金属污染是各国工业发展中常见的环境问题。

我们就治不了镉等重金属小样了么！？

由经济发展导致的重金属污染是多国的通病。在20世纪40-60年代，日本富山县铜川流域也同样出现过严重镉污染，并导致该地区平民大规模中毒，患上所谓的“痛痛病”。

神通川两岸耕地被三井金属矿业公司神冈炼锌厂的废水所污染，该地区土壤所产稻米含镉量超过了1.0mg/kg，远远超过日本的镉卫生标准0.4mg/kg。到1972年止，日本的“痛痛病”患者共达258例，其中死亡128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镉等重金属污染是难以治理的顽疾。

为了治理当地的土壤，日本政府从神冈山区取来干净的土壤，将含镉的土壤深埋到水稻根系无法抵达的25cm地下，并用坚硬的物质进行隔离。

这种处理方法太过耗成本且低效率，并不为其他国家所借鉴。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好的手段可以拯救土壤。

农业专家提出，这样的方法还有：加入石灰等物质提高土壤的酸碱度；种植某些对镉和砷吸收能力较低的特殊水稻，（过去10多年中国研究人员已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水稻）；利用生物修复法，种植吸收镉能力强的水稻以及类似的植物来清除土壤中的镉，收割这些水稻用于发电等。

不论后期的整治如何顺利，不可否认镉大米曝光确实暴露出了许多现有的问题。如检测环节的监管缺失、工业排放未经审核，信息还不够透明等。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产生的矛盾由来已久，对于恶意排污行为，我们理当坚决打击。但在处理镉大米这样的事件时，应当有所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在被问及对北京雾霾的观点时说，从前北京虽然没有PM2.5，但却有PM250。现在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涌现出来。“其实老的问题和新的问题，在中国社会里面同时存在的。”解决问题急不得，要用淡定的心态来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