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琉球问题的复杂性-吴铭

近期，琉球问题的讨论开始在我国的权威媒体上展开。长期以来，琉球（冲绳）这一与中国距离很近又非常重要的区域一直为中国的公共讨论所忽视。在钓鱼岛局势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琉球问题开始进入中国公共舆论的视野，这是重要、积极的进展。

疑义相与析，有关琉球问题的讨论自然会有不断切磋和发展的过程。此前在《人民日报》刊文、提出“琉球问题也可以再议”的中国社科院专家张海鹏5月17日在《环球时报》又发表《琉球再议，议什么》一文，指出有外媒认为他主张中国要琉球的解读是错误的，“琉球历史上是独立的国家，今天再议琉球，绝不是‘中国要琉球’”，他批评一些中国要收回琉球的意见是不妥的。这标示着琉球问题讨论在逐渐深入。

这些讨论有望召唤出对于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东亚地区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区域秩序、对于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主义视野的再理解，为重新思考琉球问题提供更丰富的思想资源。那种只关注琉球究竟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思考方式，背后是对近代以来的国际法以及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秩序不加反思的简单认识，以及对近代以来东亚区域秩序所经历的巨大历史变迁缺乏了解。

在日本模仿西方帝国主义开始向周边殖民扩张之前，琉球是一个特殊的王朝，始终保持着与中国的朝贡-藩属关系，同时也与日本有朝贡—藩属关系，形成双重朝贡模式。**汪晖在其重要论文《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及《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中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像琉球、不丹、锡金等很小的政治体，为什么从来都能够存在于几个大的政治体之间而不必一定要变成一个大的政治体的一部分呢？为什么在进入民族国家的时代，这些小型王朝就逐渐地转变为民族国家的一个特定区域呢？”**他指出，日本对琉球的殖民以及1874年第一次对台湾的攻击，意味着亚洲地区长期行之有效、以朝贡体系为标志的一套联系和互动的法则，开始转变为早期欧洲帝国主义的国际法。这是一种普遍规则的突变，日本当时运用国际法规则跻身于欧洲帝国主义的行列，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是这一普遍规则突变的序列性的呈现。

二战的结束以及冷战构造在东亚地区延续至今，使得琉球问题更为复杂。今天琉球问题的首要方面，事实上并非中日之间的问题，而是美军的占领以及美国在这一区域的霸权存在。1972年5月15日，琉球虽然被美国“归还”日本，但问题是，琉球至今是美军在东亚的主要军事基地，日本并不能主宰“回归后的”琉球事务。日本本土有关琉球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美军对琉球的占领而展开。由此可见，如果不面对美国的霸权，人们事实上不可能有效地讨论琉球问题。

对于日本而言，近代对琉球的殖民历史无可回避。如果说，美国主导下琉球的“回归”是对近代日本扩张历史的承认，那么，“回归”也意味着琉球的反占领运动将发展为与日本政府的矛盾。因而，琉球当地的社会运动和讨论，在反对美军占领之外，还涉及琉球是不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是不是应该独立的问题。（以上分析参见汪晖上述论文）

琉球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的根本区别在于，钓鱼岛自古即为中国领土，而琉球历史上既是中国、也是日本的藩属国。琉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外交战略的精微与审慎。如战略学者张文木所指出，在钓鱼岛形势变化之后，日本决策者事实上很可能采取退一步的策略，让中国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则从中渔利。从当前的战略大局考虑，中国在琉球问题上需有所节制。而从长远来看，琉球地区的政治选择有着开放性，比如琉球的非军事化都是可能的选项。

在琉球问题上，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考虑和尊重琉球人民的感受。朝贡时期的中国固然尊重藩属国的自治，主张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则有着“人民”的视野，尊重或支持其他区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愿望。琉球问题这类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的浮现，正是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多样性的契机，也是激活有关历史与政治的理论辩论的契机。这些理论辩论可以推动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重新发生密切关联。这一前景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重要性，将日益为人们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