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致富主要靠技术进步而非减负-杜建国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前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刘志勤先生，近日在环球时报发文《帮小微企业，先减负再致富》，探讨了小微企业生存困难的解决之道。

当前，舆论纷纷抱怨小企业生存困难，融资难尤为突出，期望通过金融改革这一途径来予以解决。对此，刘志勤先生并没有人云亦云，难能可贵地指出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为小企业存在“还钱难”的客观短板，这导致自己从银行“借钱难”；强令银行向小企业扩大信贷，实际上是倒退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对刘文上述分析，笔者完全赞同。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贷款风险大，这是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现象，无论采用何种金融改革措施，都无法予以根除（详见拙文《小企业贷款难，不要怪大银行》，环球时报2012年6月6日）。

既然“银行的风险控制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如何改善中小企业的困境呢？刘志勤先生认为应该另辟蹊径，从解决“还钱难”入手，让企业先致富，这样还钱就容易了；对此，政府能够提供的帮助就是减轻小企业的负担，负担减轻了就相当于增加了收入。对于如何具体完成减负，刘志勤先生的建议是对那些收益低或亏损的企业，减免三年赋税和各种行政管理费，同时对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弹性管理，以大幅降低企业的成本。

刘志勤先生想让企业致富，我不反对，但是具体的建议和途径，我就不敢苟同了。斗胆以为，刘志勤先生关于“借钱难”的认识是很独立很清醒的，但是，关于“致富”的建议，就有些屈从于俗见的压力了。企业要致富，要赚取更多的利润，简单说来，无非是靠两条路：第一，如刘志勤先生所言，减少原有的应付的负担，如少支付工资、少纳税等；第二，提高技术水平、增强竞争力来创收。在我看来，第一条是末，第二条才是本，不可舍本逐末。

首先，企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生存困难，是有待商榷的。至少从统计数字来看，长期以来，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长还是很快的。夸大自己面临的困难，是所有企业的共同特点，古今中西概莫能外。即使利润再高，企业一般也会说自己不赚钱，甚至常常会抱怨自己亏损，原因很简单：这样才有理由避免承担一些相应的支出（如随利润增加而提高员工工资）或索取政策优惠。这其实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即使企业真的面临困难和压力，那么一味靠减负来施救，也未必可取。

俗话说得好，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企业有压力其实是一件好事情，这正是市场经济的优长所在。市场经济下企业是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没有压力，就没有竞争，就没有优胜劣汰。压力和竞争，促使企业不断以机器代替工人来降低成本，实现了技术的进步，企业也得以致富。若失去了压力，进步就无从谈起。而减负呢，就是减少压力，压力都减光了，企业还有动力上进吗？企业有了困难，首先想的应该是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在竞争中胜出，若一味靠政府给减负，实际上会把企业惯坏了，让企业不思进取，产生依赖思想。好逸恶劳，人之常情，企业也是如此。一味减负，短期内可以让企业活得轻松，但长远来看，肯定会危害市场经济整体。

企业纳税，乃是天经地义，中西皆然。与舆论所宣传的中国税负高之说相反，中国财政收入占GDP还不满25%，远低于发达国家，再减税，将影响政府正常行使所承担的公共职能。至于对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弹性管理，也不具备道义合理性和经济操作性。众所周知，长期以来，物美价廉是中国劳动力——不管是蓝领还是白领——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让中国企业受惠无穷。如今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日渐壮大，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几乎已成为全社会共识，这时候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体员工的收入下降，将会激发新的社会矛盾。目前各地政府正纷纷调高当地最高工资标准，若反其道而行之，只会导致“招工荒”等现象变得严重，多数企业未必会支持这一做法。

参照国际经验来看，刘志勤先生所提的减负倡议，其实早已经在欧美试验过了，可惜都不成功。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战后大繁荣结束，企业盈利状况开始下滑。针对此况，撒切尔与里根分别在英美掀起了新自由主义革命或新保守主义革命，其核心内容就是给企业或富人减税，削减福利，通过打压工会来压低劳动力成本，等等，以期通过这些减负措施来扩大企业的盈利空间。这些措施都落实了，可是效果并不好。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措施的恶果更是充分展现出来，英美的企业都被这些优惠政策给惯坏了：企业遇到困难，不是迎难而上奋发进取转型升级，不是通过追求技术进步——用机器代替工人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而是一味压低员工的收入，推卸税收等应付的社会责任；进而嫌搞实业太辛苦，扎堆去搞金融投机挣快钱；等金融危机爆发后，又向政府请求“救助”。

里根与撒切尔的极端化减负政策，看似为企业着想，其实损害了企业家精神。里根撒切尔当初宣称，只要99%做出牺牲，那么1%就会努力向上，企业就会恢复竞争力，经济就会好起来，可结果却是1%通吃了一切，而经济则是每况愈下。西方的企业家阶级，越来越难以担负起自己应负的技术进步的组织者的天然职责，变成了不讲奉献、只知向员工、向政府索取的食利者。市场经济中，企业家阶级的本职工作首先应该是做大蛋糕，现在西方的企业家却净想着分蛋糕（即减负）而不管做蛋糕了。

西方的前车之鉴，需要警惕。

当前中国企业生存压力大的抱怨声日渐升高，另有其具体时代背景。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天中国正步入完成产业升级的历史时期。中国的企业、尤其是私企经过长期发展，到现在渐渐发生了分野。一类以三一、华为、沙钢等为代表，逐渐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完成了或正在完成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的升级。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越来越强，生存压力自然不大。另一类私企，则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不思进取，总想一直吊在血汗工厂这棵树上，无力或不愿由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升级，市场竞争力也越来越弱。这类落后企业感到生存压力大是客观事实。这些企业其实面临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奋发向上，尽快完成升级，摆脱困境。第二种就是，无力完成升级，要求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给自己“减负”，实际上就是继续沿袭血汗工厂的老路。

如果屈从于这类企业的压力，盲目为其减负，实际上是害了这些企业，害了中国经济整体。陋见略陈，请刘志勤前辈及观察者网读者们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