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舆论”会是实现进步的契机吗？ -文扬

雅安地震中涌现的“最美新娘”，舆论对其褒贬不一，但还是基本肯定她的敬业

在抗震救灾方面，中国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既成熟又有力，令人很放心。与救灾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多数国民，亲自下场帮忙，或提供场外指导，都有点像添乱。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倒是更好的支援。

有人已注意到，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时相比，中国媒体有进步了。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余亮在本周发表的文章中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盘点，并总结道：“从官媒到商媒，目前都是理性占上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媒体至今尚未出现…到目前为止，政府、民众基本合格，连媒体也暂时及格。套用有些知识分子爱用的话，这越来越像一个正常国家。”

接着余亮的评论，我也谈一下救灾在舆论进步方面的意义。

天灾就是天灾，人类无法阻止，也无力抗拒，对于这一点，人类总的来说还是认命。天天骂骂咧咧的人，凡事都骂，政府没好人，国家不是个东西，垃圾箱里冻死了孩子，黄浦江上漂流死猪，煤矿透水、城市雾霾、河流污染，都可以直指国家为元凶，据此展开大批判。但对于地震这类天灾，虽然肇事者很明确，全是地球惹的祸，但却无从追究。

显然，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于元凶是老天爷，不是人类中的你我他，于是只好免除对原因方面的讨伐，所有争论都围绕现实后果这一个方面。

在我看来，对于舆论的成长进步而言，这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若考虑到天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这个契机还是用奇高的代价换来的，更应加以特别的重视。

人类喜欢争论，但争论却总是无休无止，而且常常毫无结果，永远原地绕圈，这主要是因为争论各方没办法在造成问题的原因上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还倾向于沿着因果链条一路追溯上去，不能在任何一个共识点上停下来。

黄浦江上漂了很多死猪，直接原因当然可以归咎于养猪农民违法乱丢，但也可以进一步归因到管理部门失职和地方政府的无能，据此又可以追溯到法律不健全、农民没素质，继续追，当然还可以一直深究到国家政治体制、国民道德水平、国人文化修养…若还嫌高度不过，那就再联系到孔子和基督，让柏拉图和穆罕默德也都对死猪们集体顺流而下这件事负点责。

当下的中国，人人都很熟悉这种弹射式的、一路畅通直达顶层的深究，所有问题无论大小都直通政治，直通道德，中间全无区隔。文革时期叫做“无限上纲”，挺恰当的，若要换个词，也可以叫“无限追究”。

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限”。表面上看，思想解放么，视野开阔么，言论自由么，想怎么联系就怎么联系，怎么就不行了？

其实此事没那么简单。一事当前，尽量排除政治因素，暂时搁置道德判断，在通往宏大问题的因果路径上设置一个限制，不轻易穿越过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当作衡量一个民族的舆论界是否成熟、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尺。若普遍未能做到这点，人人都带着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毛病，黄浦江倒灌中南海，死猪耳朵反挂撒旦的后脑勺，这样的舆论界一定是混沌的、昏乱的、处在初级状态的。

要害在于，“无限追究”严重干扰了事实判断。因为，还没等把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争论各方已经一窝蜂地杀入战场，去抢占各自的制高点了。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贪污和渎职的问题，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种关系，已经不再是问题，爱怎样怎样，斗争焦点已经转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红会、或用哪个新组织取而代之的政治问题上去了。

历史上，科学最终挣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独立发展起来，如果未能搁置道德判断、专注事实判断，将信仰问题和科学问题分隔开，根本不可能。可叹的是，直至今日，这种搁置和分隔，仍未成为中国舆论界的基本准则。

文革期间，农民在自家后院养几只鸡，也能无限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今日的“无限追究派”，与此一脉相承。

回到“灾后舆论”的问题上。前面说了，天灾就是老天爷占据了首要肇事者这个位置，把“无限追究”这条路堵死了，无论怀抱多大的冲动，也知道爬上珠峰顶去和老天爷决斗没有用。所以，客观上制造了一个断绝“无限追究”的舆论环境。即使还可以从楼房建筑质量、政府反应速度、具体救灾措施等方面迂回地追究，但救灾的紧迫性和人类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会对此有所遏制。

这就是进步的契机。既然其他时候都没办法形成这种难得的一致，那么天灾之后的“灾后舆论”就成了唯一的真实体验。整个舆论界可以在这种体验中反思一下，为什么对于别的问题不能也这样首先关注事实，暂时搁置其他？不能等到事实弄清楚并发现确实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根源后再去追究？从一个老人中风倒地的画面就能一步跳跃到“逾百人跨过不理”的凭空想象，然后又一步跳到“国人竟冷漠至此”的道德讨伐，媒体跳大神般的集体昏乱能不能借“灾后舆论”这个特殊环境治一治？

天灾无法避免，若能利用天灾取得进步，社会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