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香港依旧那么“神经” -陈凯文

昨晚，我去超市买饮料，前面一个老外见到收银员戴着口罩，便像活见鬼一样，忽然转身问了我一个问题：“她有病吗？”

听到这个低能问题，本来真想大叫一句“你才有病”！可是，为了香港的旅游业，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资本主义，我用半咸不淡的英语配上姿体动作答到：“All shop people wear this, clean, no spit…”

那老外似乎明白我说啥，点点头，又嘀嘀咕咕说了一大堆，大概是说“戴口罩这主意真白痴，在欧洲才没见人这么二，除非她患了病”。

我很想去解释，但无奈英语太差，只好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After SARS…many shops…you know”。这老外像是发现了什么惊世秘密似的哑口不语，继续排他的队。

此刻我才猛然发现，香港店员戴口罩这种现象，在外人看来是如此惹笑。我才记起这种可笑现象，乃是源于SARS。我才想起SARS爆发至今，已有十年……当然也注意不到，这场SARS对香港带来的各种影响和改变，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十分幸运，十年前SARS爆发之时，我没得病，身边也没朋友得病。可是，非典疫情对我生活的影响，却是这么近那么远，因为我是一个生意人。

2003年，我还是一间酒吧的老板。几个月来，看着门可罗雀的酒吧，看着入不敷支的帐单，每天我都心急如焚。为了扭转亏损，我用尽了所有促销方法：减价、请更多拳手（香港酒吧内陪客人猜拳的女服务员）、送赠品，却依然没人帮衬，这场SARS让我体会到什么叫作惨淡经营。

读书不多的我，当年为学习经商，啃了一堆经济学丛书，加上干了半年的生意经验，业绩上了轨道。我那时23岁，天真地觉得自己很有生意头脑，可以应付任何挑战，这种自满仅仅是因为我未遇过SARS。

这一场SARS之所以可怕，不只是它会夺走人的性命，还在于它能令市场无形之手完全失效，供求定律变成废话，所有营销手法全无用武之地，只剩下经济学的所谓“期望理论”（expectation theory）成为真理。

简而言之，“期望理论”就是消费者从来都不是理性动物，他们的消费意欲，很多时只是基于一堆期望，包括对未来前景的期望。一旦社会陷入恐慌状态，人们的消费信心都没有了，市场也会陷入混乱。

SARS期间的百业萧条，归根咎底原因只有一个：便是香港太平日子过得太久，大家都忘记了疫症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比起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场疫症，SARS的疫情并不算很严重，只是当时未有见效的治疗方法。SARS的来袭令大家手足无措，香港顿时陷入恐慌状态，自然使餐饮业的消费信心出现总崩。

群众为了自救，开始慌不择路，社会也开始流传很多怪诞的防疫建议，什么煲醋防SARS﹑喝板蓝根……要多搞笑有多搞笑。最爆笑的是，当时电台的那个郑大班，竟然呼吁人人戴个口罩出街，说得口罩的功能有如生化防毒面具一样。

防疫建议荒谬不有趣，有趣的是这些竟有人信，导致口罩断市，杂志栏目比较各种口罩质量，人人戴口罩上班。

如此荒谬的现象，只有后来日本福岛核事故弄得全国居民相信食盐可以防核辐射可以“媲美”。更有趣的是，当时香港有人见内地出现“急性盲抢盐”，为了自我感觉良好，又跑出来讪笑别人无知，俨然忘记了因为SARS而去抢购口罩的羊群效应，也没发现家门附近的那一个收银员，为了不知所谓的规定，一律戴口罩上班，也是源于SARS恐慌留来的启智现象。

当然，SARS不止为香港带来了口罩和恐慌，也为香港带来了防疫意识，同时令港府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的所有救市措施，连同董建华政府仅余的威信，以及本来已很低的消费信心，一同推向谷底。

基于一些政治宣传上的需要，现在不少时评仍然宣称，2003年大游行源于廿三条立法（指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以及港府当时绝劣的公关技巧，令港人忧虑立法会失去原有的言论自由。平心而论，廿三条立法确实是根导火索，然而，若没有亚洲金融风暴的泡沫经济爆破，没有非典令消费信心总崩溃，将港府之前的救市措施毁于一旦，单靠廿三条立法这根导火索，游行人数是否仍会有这么多？这一点，相信没人会知道。

大游行真正主因在哪，实在难以探究，大家当然可以继续各说各话。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非典和七一，令中央政府发现，一国两制原来真是一个崭新课题，并为香港带来一系列的振兴经济措施，这便是CEPA和自由行。

无疑，中央的北水南调确实令非典过后的香港走向劫后重生的经济复苏之路。可是，正所谓“因生果时亦生因”，香港迈向经济复苏的同时又种下了新的矛盾之因。

中央视一国两制为一个崭新课题，也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令本来立场已经反共的泛民主，对中央干预产生更大的恐惧；中央救市成功的同时，也摧毁了港人廿多年来的经济优越感，再回看内地自改革开放后迅速的经济增长，逐渐生出一种信心危机。

伴随着自由行的经济正面效用，香港整个服务业生态也急剧改变，不少本来以内需服务业为主的零售区，开始演变成服务自由行为主的旅游区。当金铺﹑表行﹑高级时装店充斥街头，部分港人的生活和消费惯性被扰乱，再加上港人原有优越感的崩盘、以及所谓“本土论述”的流传，最终化为一股带有保护主义性质的所谓“排陆”情绪。

有人批评“排陆”意识是一种法西斯，我看未免太过抬举，我反而觉得这种“排陆”情绪，只是源于信心危机带来的自卑，因为我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所说，“排陆”只因自由行内地游客的公德意识不足。

我不是说内地游客的公德意识没有问题，但看到那些“排陆”言论，竟然对内地人蹲在地上也要破口大骂一顿，你自自然然觉得，这类批评怎么看都不像是出于爱护，一点痛之深责之切的味儿也没有，而像是一种讪笑，似是纯粹地踩低别人抬高自己，更似是来自一种心理不平衡。

当然，凡事必有因，他们的心情我也理解：三十年前港人眼中的内地人都是泥腿子，回过头来，看到内地自由行旅客的消费力日强，买表买金买首饰，那些普通打工仔看在眼里，确实不是味儿。

这种酸溜溜的感觉，正如一个家道中落的二世祖，碰上一个本来穷不拉几的亲戚竟然一夜暴富一样。基于自我防卫的心理机制，如果不找对方缺点来个无限放大，奚落耻笑一番来抬高自己，这个人可能会彻底垮掉。

在香港现存的对抗性政治格局里，相信这股“排陆”情绪，仍会在舆论和网络炒作下，继续长期存在。我经常跟“排陆”分子打口水仗，他们经常批评自由行是一个错误，每次听到这类言论，我都会哑然失笑。

虽然我没做过什么量化分析，研究自由行和CEPA为香港经济复苏带来多少实质影响，但从“期望理论”的角度来说，自由行确实为香港注入新的市场信心因素，显然成功扭转了当时的景气循环（business cycle）。相信只要是个有脑袋的人，都不会否定这一事实。

因此，相比自由行对香港是利是弊，我反而时常在想一个假设问题：“如果没有非典，现在香港会变得怎么样？”思考良久，我依然没有答案，因为历史没有如果。

适逢十年之后的今天，内地爆发H7N9禽流感疫情，香港又有一帮人开始大呼小叫，弄得世界末日又要再次来临一样。我固然希望疫情不要蔓延到香港，也希望内地能尽快控制疫情，但我最希望的是：香港人这次不要再这么“神经”。

香港媒体报道H7N9禽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