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争，北约已无力插手-刘元海

4月15日，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北约与日本之间的第一个联合政治声明（见观察者网4月16日新闻：日本与北约首次签署共同政治宣言）。有趣的是，对于这个联合声明的内容，北约和日本的解读却大相径庭。北约官方网站的提法是，联合声明表明了北约将和日本深化在共同面临的救灾、反恐、海盗和网络攻击等方面的合作。而日本《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的报导，却极力渲染该声明对“朝鲜导弹威胁”和所谓的中国“网络攻击”和“海上扩张”的指向。日本共同新闻社则援引拉斯穆森15日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内容，揣测北约将在“美国的利益受到朝鲜攻击时，启动北约集体安全机制”。联系到安倍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曾致函拉斯穆森，希望北约能够关注所谓中国的“海上扩张”。可以说，日本朝野对于拉斯穆森的此次访日，以及北约与日本未来的安全合作寄予了相当的期望。

**但从拉斯穆森与安倍会谈的情况来看，拉斯穆森在涉及到亚太地区安全问题的时候，发言十分谨慎。尽管安倍一直想把话题引到朝鲜和中国上去，但拉斯穆森只强调“应该通过对华和平解决朝鲜半岛危机”，对中国始终只字不提。**拉斯穆森谈话的基调，是北约与日本在“共同价值观”的原则之下，在推进国际安全稳定合作上加强合作的愿景。具体地讲，就是希望日本能够继续一如既往地在诸如巴尔干维和行动（包括波黑和科索沃）、阿富汗安全稳定以及南印度洋反海盗等由北约主导的军事和民事行动中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援。至于日本方面对朝鲜等具体安全问题上的关切，拉斯穆森在会谈中并没有接安倍的话茬。以日媒体渲染的北约将对朝鲜启动集体安全机制一事，笔者在北约正式发布的信息中却丝毫不见其踪影。那么，拉斯穆森的这次日本之行的意义何在？随着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断推进，北约是否有可能在将来参与亚太地区的安全事务呢？

北约的转变：从防御进攻到提供安全保障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苏冷战的背景下成立的，旨在针对苏联的集体自卫（《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和以遵守《联合国宪章》为目的，拥护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

按照冷战时期北约的对苏作战计划，欧洲盟军的角色主要是在苏军进攻开始之后迟滞其推进速度，为美军驻欧第7集团军以及从美国本土赶来的增援部队的展开争取时间。因此，冷战时期北约组织的主要功能有两点：第一，是在对苏防卫中协调指挥美军与欧洲盟军，抑止（deter）苏东集团的军事进攻；第二，是在军事安全保障的基础上，使用政治力量缓和与苏东集团之间的关系。总之，北约集体自卫的涵盖范围被严格限定在西欧与地中海地区的成员国的领土之内。

1991年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在常年的宿敌苏东集团、华沙条约组织成为历史之后，北约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成为了摆在美欧政治家面前的一道难题。从当时欧洲地缘政治现实的角度来看，随着苏东集团的土崩瓦解，常年准备以前沿展开的常规武装力量和核武器抵抗北约组织全线进攻的北约组织瞬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面对这种情况，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成员国不得不开始研究北约组织在制度和功能上的转变。**1991年11月，在意大利首度罗马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公布了后冷战时代北约最初的新战略概念，即现在所说的“1991年战略概念”。“1991年战略概念”的中心是一方面承认“欧洲遭受大规模全面进攻的威胁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准备好应对“由中、东欧国家所面临的深刻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民族对立和领土纷争多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因此，基于《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使用集体自卫权抑止和防御针对成员国领土的攻击”和第四条“在成员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进行协商”的规定，北约在90年代的主要任务就从防御苏东集团进攻转换到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提供安全保障和协商机会。

不过在90年代的后期，北约先后两次武装干预了前南斯拉夫内战。在至今仍旧让许多中国人记忆犹新的前南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集结了其在冷战数十年中未曾动用过的庞大的海空与地面武装力量，先后通过为期3周和78天的空中打击，结束了旷日持久的前南内战。

通过两次军事干涉，北约在1999年再一次对战略方向做出了调整，发表于1999年4月的北约“1999年战略概念”明确将“民族矛盾、侵犯人权、政治与经济的不稳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先进技术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以及有组织犯罪”确定为北约在新世纪优先对付的五种威胁。不仅如此，新战略还将在NACC和PfP框架内磨合成熟的“危机管理”和“伙伴关系”确定为北约组织的基本职能。并且，通过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北约将自己的活动范围从成员国的领土扩大到了广义的欧洲与大西洋地区。

能力太差，遭老盟友嫌弃

纵观北约组织在整个冷战期间的性质和作用，由于北约欧洲盟国在核武装和常规武装力量上的严重不足，北约的集体自卫实质上严重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实力。

波黑战争尤其是科索沃战争暴露了北约欧洲盟国在军事力量上的巨大不足。事实上，尽管北约在波黑和科索沃的军事行动都是应英、法等欧洲国家的要求展开的，然而在实际的空中打击中，无论是出动战机的架次还是投弹量，美军都承担八成左右。这一尴尬的事实，使得美国对欧洲盟国甚至北约本身产生了不小的负面看法。2001年“9•11事件”之后，北约理事会于10月2日宣布根据《北大西洋公约》动用北约集体自卫权，北约欧洲盟国纷纷表态要尽全力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国际反恐战争”中去。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对于老盟友们的踊跃请战，布什总统一方面给予了感谢，但在另一方面却谢绝了以北约盟军联合作战的方式开展反恐战争。布什提出，欧洲盟军可以加入以美军为中心的“自愿同盟”，即在美军指挥之下作战。导致这一尴尬局面出现的原因，是欧洲盟军在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所暴露的指挥不力、效率低下的弱点。

于是在2001年-2003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除了英军以外，北约盟国对美国“反恐战争”的军事参与就仅限于派遣预警机支援美国本土防空和提供后勤支援与基地等辅助性的任务。直到2004年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告一段落之后，为了有效控制这两个面积广大的国家，以北约盟国部队为主力的国际安全稳定部队（ISAF）才陆续地投入到了经久不息的治安作战中。可是，欧洲盟国在兵员、战略空运力量和直升机数量上的不足，给他们的治安作战带了了巨大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北约盟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稳定行动，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范畴，而不得不兼顾地方重建与经济开发等经济社会领域的工作。这对北约这样的军事组织来说，又平添了无数的麻烦。

通过近10年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积累的经验，北约内部也在酝酿着新的战略转移。究竟是沿着继续增强“远征能力”的方向扩大北约的军事干涉范围，还是使用政治的手段解决地区冲突。2010年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开的北约首脑会议上，北约提出了“在北约范围以外发生的危机与冲突也有可能直接危及北约成员。因此，北约会在可能的地点和必要的时间预防、管控危机，进而为了稳定冲突后的局势，参与支援重建”的新主张。**笔者注意到，“可能的地点和必要的时间”的提法与1999年时“任何可能的地点”的表现不同，反映了北约内部在未来继续参加类似“阿富汗战争”这样劳师远征式的军事行动上的态度已经倾向于保守谨慎。**实际上，受制于经济危机的打击，北约欧洲盟军从2002年开始实施的以添置A400M运输机和A310加油机为中心的装备更新计划，以及建立可以应对突发军事危机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NRF）的进展都被迫放缓。在此背景下，“2010年战略概念”中最为凸显的，其实是推动用政治手段解决危机的理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利比亚内战到至今仍未决出胜负的叙利亚内战中，北约军事干预的规模和程度正在迅速的减小。

北约和日本想的就不是一回事

那么，一个早已力不从心的北约，是否会如安倍所期望的那样来插手远隔万里之外的亚太事务呢？

在冷战时代，尽管日本与北约盟国同样被置于美国盟友的位置上，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并非日本人所主张的《和平宪法》的制约），在90年代之前，日本与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同盟组织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关系。直到海部俊树政府在1990年通过了自卫队派兵法案之后，双方才围绕着以救灾抢险等人道主义支援问题上，建立了长期的会议机制。在“9•11”事件爆发后，日本不仅参与了在印度洋上为北约盟军舰艇补给燃油的行动，还在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中与北约舰艇保持了合作。从1993年至今，日本和北约每年都举行一次高级别的会谈。从2007年开始，自卫队的自卫官开始前往北约欧洲盟国的军事学院进修。

但是，北约与日本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关切的重点和理念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北约“2010年战略概念”可以看出，北约正在逐渐突破旧有的“集体安全”和“集体自卫”观念（除了波兰等与俄罗斯有宿怨的东欧新成员国外，倾向于在类似“和平伙伴关系”或者更为开放的框架之下，与非北约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从而缓和并平息冲突地区的事态。**同时，新时代的北约在参与冲突地区经济重建和社会和解方面也表现出来比以往更大的积极性。其实，相比之下，安倍等人的头脑似乎还在执着于冷战式的“集体安全”观念，非要拉北约站到自己一边来对撼中国。不过，拉斯穆森分明说了“北约并不寻求在亚太地区扮演一个永久性的角色”。**我想，安倍首相是否应该认真的思考一下拉斯穆森的话，重新选择一条新的安全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