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日与抗日之间：昂山家的历史-刘元海
4月13日，缅甸最大的在野党国人民民主联盟（NLD）主席，享有世界性知名度的女政治家昂山素季率领本党的代表团开始了对日本为期一周的正式访问。NHK、《读卖新闻》和共同新闻社等各大媒体皆以“时隔27年之后的访日”作为标题进行了报导。
根据这些报导，昂山素季的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在邀请日本政界和财界加大对缅甸的援助和投资力度。昂山素季在13日当晚由旅日缅甸人士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她表示要“感谢日本，希望自己在日本学习到的东西能够造福于缅甸”。
昂山素季的上一次来日，还是在1985年的10月。当时，她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要求，以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在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现京大东南亚研究所）度过了10个月的访问研究生活。早在70年代在牛津大学求学的时候，昂山素季就开始学习日语，她的日语能力足以应付在京大的研究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昂山素季第一次访日以及她学习日语的动机，其实是要弄清她父亲，有“缅甸独立之父”之称的昂山将军与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一切的源头都得追溯到昂山素季出生之前的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出身殷实家庭
昂山将军1915年出生在英国统治下缅甸中央平原上麻古为县的一个小律师家庭中。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昂山的家庭背景算得上是小有地位，拥有一座豪华的宅邸。按照缅甸的传统习俗，昂山小时候是在寺庙接受的启蒙教育。
1928年，13岁的昂山进入了他家乡县城的国民学校（相当于初中和高中教育阶段）学习。与殖民政府和教会开办的英语系学校不同，除了英语科目外，国民学校的教学用的是缅甸语。
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元气大伤的英国政府，面对缅甸社会中不断增强的民族主义思潮，不得不转变长期以来的高压态度，转而采取柔性的手段来治理缅甸。国民学校在缅甸全境的普及，正是英国殖民政策转变的结果。在国民学校任教的，多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少年昂山在国民学校学习得十分地勤勉，年年都因为成绩优异而获得了奖学金。但国民学校这段经历对他的意义，并不在于将他培养成为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更重要地是启发了少年昂山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头脑。在那些年，昂山十分热衷于参加各类缅甸人的政治集会，同时还在校内组织过辩论和办报等活动。
1932年，17岁的昂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缅甸唯一的四年制高等学府仰光大学。当时的仰光大学是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一所分校，其课程主要是为培养忠于英国的缅甸人殖民官员而开设的。不仅如此，考入这所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在英系的中学完成的基础教育，所以能够很快适应该校的英语环境。相比之下，从小在缅甸语学校教育下成长的昂山则在课业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可是天资聪颖并且志气过人的昂山努力地向那些英校毕业的同学学习英语，并且广泛深入地学习了英语文学、英国近代史和政治学等各种课程，从而成功地升入了三年级。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英属缅甸的大学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学制，想要通过入学考试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而在大学二年级升入三年级的时候还有一次淘汰率高达6成的中间进级考试，而在最后毕业的时候还要再淘汰掉百分之五十。教育基础相对贫弱的昂山能够顺利地升入三年级，足见他的聪明过人。
“缅甸独立之父”昂山将军
从学生运动走向政治舞台
在中学期间即热心于政治活动的昂山在考入仰光大学之后，参加了仰光大学学生联盟（RUSU），加入这个学生组织成为了他日后为之献身的缅甸独立运动的起点。
仰光大学学生联盟成立于1930年代初，当时受到“大危机”冲击的缅甸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濒临绝境的缅甸农民在1930~1932年间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暴动。尽管英国殖民当局用武力镇压了暴动，但是缅甸社会的经济疲敝却无法透过铁腕政策得到改善，不仅是下层人民，即便是与殖民当局合作较好的缅甸中上层的生活状况也日趋困顿。在此背景之下，在仰光大学之内，以原来的缅甸师生总评议会（GCBA）为核心成了阳光大学学生联盟。这个联盟从成立伊始就带有很强的政治组织色彩，不但定期在校园内组织关于特定政治议题的辩论，还经常邀请缅甸的政治活动家举行公开演讲。1935年，刚升入三年级的昂山和他的五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学生联盟干部选举中一举囊括了所有的领导位置。
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联盟不断地掀起学潮，向殖民制度发起挑战，是一个令校方乃至于殖民当局头疼不已的麻烦制造者。而成就昂山政治生涯的正是1936年的大学潮。引发这次学潮的主角是昂山日后的政治伙伴，也是缅甸独立后的首任首相——吴努。
吴努是昂山在仰光大学的前辈，当时正在攻读第二个法学学位，同时他也是学生联盟的刊物《我们的道路》（Our Way）的主编。1936年1月30日，吴努因为在学生联盟举办的辩论会上批评了作风专制的司罗思校长，被校方处以开除学籍的处分。尽管包括吴努在内的多数学生原本准备平静地接受这个结果，但是以昂山等人为首的学生联盟执行委员会无法保持沉默。他们紧急召开学生集会，号召大家抵制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上街游行。昂山等人的主张，当即获得了绝大前数学生的支持，群情激奋的缅甸学生们排着队走出校园，行进到了仰光市著名的大金塔前进行了抗议示威。这一事件，即使缅甸独立运动史上著名的“仰光大学学生示威事件”。而青年昂山也是此次抗议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
事件发生之后，校方当即对带头的学生进行了“秋后算账”，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校纪委员会仍然以身为编辑的昂山纵容《我们的道路》刊登讽刺校长的文章为由，对其处以停课三年的严厉处分。然而，出乎校方意料之外的是，学生联盟方面当即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游行示威以示抗议。这一次，不但是缅族的学生，就是原本与英国殖民者关系较为亲近的克伦族学生，也有很多加入到了示威的行列当中。这一次的学潮，在仰光的舆论界的推波助澜之下，最终惊动了殖民地当局。以缅甸立法参事会（相当于缅甸议会）内的缅甸人议员牵头组织的事件调查委员会在经过缜密的取证与调查后，于1937年宣布取消了对昂山的处分，校长也以任期届满为理由返回了英国，这一次的学生运动最终以完全的胜利而告终。
在1936年的学潮中，青年昂山一跃而成为了全国舆论瞩目的焦点，他也不失时机地以仰光大学学生联盟为核心，将缅甸全国的大、中学生组织团结成为统一的全缅学生联盟（ABSU）。昂山也顺利成章地在1938年被推选为全缅学生联盟的主席。这一学生组织，成为了昂山手中最初的政治力量。
在此期间，从1920年代开始追求缅甸自治地位的民族主义政党塔金党（缅语，意为我们缅人的党）开始关注学生运动。塔金党的领导层希望在人数众多且具有文化的大、中学生当中发展自己的党员，而昂山等人也迫切希望能够借助政党的力量而投身于实际的政治活动。于是，在1938年10月，昂山和吴努一起加入了塔金党，并被任命为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第二号人物）这一年他才23岁。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昂山领导了石油工人在首都仰光的示威活动，但遭到了殖民当局治安法的严厉弹压。几乎于此同时，从塔金党内分裂出了两个左翼政党，一个是日后的缅甸共产党，另一个则是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民革命党。值得一提的是，昂山在担任塔金党秘书长的同时，还兼任缅共的首任书记，这也为他日后团结缅共一起抗英、抗日，开展独立运动奠定了合作的基础。
就在昂山在短时间内跻身于缅甸政坛的中心的时候，世界形势在1939~1940年间发生了巨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本土面临纳粹德国直接威胁的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越来越力不从心。看准了机会的昂山以塔金党和全缅学生联盟（ABSU）为主体，联合缅甸社会各个阶层的反英力量，成立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自由团。他在公开集会上高呼“英国的危机是缅甸的好机会”的口号，号召在缅甸全国举行抗议示威，拒绝为英国的战争提供帮助。自由团的活动立即引起了英缅殖民当局和傀儡政府的戒惧，受到英国扶持的缅甸政府总理吴浦立即援引战时的缅甸防卫法，出动军警在全国展开了对自由团骨干的大搜捕。昂山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受通缉的要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塔金党一方面将活动转入地下，一方面开始摸索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途径。
为了获取发动起义所必须的武器，塔金党中央开始尝试与印度国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希望从周边邻国那里得到支援。昂山自告奋勇，接受了与中共取得联系的任务。1940年8月，昂山登上了开往福建厦门的货船，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可是，没有想到，这却成了他与日本陆军之间瓜葛的开始。
与日本的合作 1941~1944
可是，昂山一行人在日军占据下的厦门并没有与中共的地下组织接上头，却很快落到了厦门租界日本宪兵队的手中，并被秘密绑架到了东京。在背后操纵着这一切的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第八课（船舶课）的原课长铃木敬司大佐。
1940年3月，日本军部命令铃木大佐研究切断经由缅甸支援中国抗战的交通线——滇缅公路的方法。铃木在研究了缅甸的国内形势之后，提出了利用塔金党等缅甸民族主义力量亟需外援的心理与其建立合作关系，利用缅甸人的力量破坏滇缅公路的运输的行动方案。1940年6月，为了与缅甸的反英力量取得联系，铃木乔装成读卖新闻社的记者南益世，潜入了缅甸。他在仰光透过与自由团成员以及缅甸人政治家的接触，偶然得到了昂山等人秘密前往中国寻求中共支持的消息。感到机会难得的铃木敬司立即用电报联系驻厦门的宪兵队，命令他们抓捕了昂山一行，并用飞机将他们秘密送到了东京。
铃木敬司大佐
1940年11月12日，铃木敬司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来了他日夜盼望的昂山。铃木劝说昂山在未来进攻缅甸的战役中协助自己和日军。昂山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很早就从书刊和报纸中了解到了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所以一开始对与日军合作的事情十分的犹豫。但是，事到如今，即使拒绝也已经于事无补，无可奈何的昂山最终不得不答应了铃木。铃木敬司随后说服了参谋本部，于1941年2月成立了以他本人为机关长，由陆海军共同组建而成的直属大本营的特务机关——南机关。南机关被赋予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缅甸民族主义分子的反英斗争支援日军的作战，最终在缅甸建立起一个亲日政府，达成切断滇缅公路的战略目的。
在南机关的安排下，昂山等20名缅甸青年在1941年3~4月间被送到日本海军在海南三亚的基地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高强度军事训练，这30个人就是被日军宣传的所谓“缅甸30勇士”(其中1人在训练期间病死，实则为29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机关以这29名骨干组建了“缅甸独立志愿军”（BIA）。BIA被日军大本营划归南方军司令部的建制之下，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劝说英缅国民军的缅甸官兵倒戈投入日军的阵营。1941年12月28日，缅甸志愿军（当时的兵员来自居住在泰国的缅侨）在泰国首都曼谷集结完毕，1个月后，他们在日本陆军第15军的第33和55师团之后，分多路开始了向缅甸的进军。昂山被任命为缅甸志愿军的高级参谋，代号面田少将，在15军指挥序列中比照日军少将。这也是日后他昂山将军称号的缘起。不过，BIA的军事行动是在以铃木敬司大佐为首的南机关的日本干部的指挥下进行的，而铃木本人则以南大将的名义担任BIA的总司令。
1942年1月到5月间的缅甸战役，是英军在远东继马来战役、新加坡陷落之后的又一次惨败，而且，如果说在马来战役中的英军还算是几经苦战，力竭投降的话，那缅甸战役中的英军几乎是从溃退到溃退，几乎没能阻止什么像样的抵抗。缅甸志愿军原本被15军司令部赋予的是向导和劝降等辅助性的任务，然而，南机关的日本干部和昂山等缅甸领导人很快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展开行动。2月26日，BIA抢在日军前面强渡锡唐河成功。随后，他们利用熟悉缅甸地理的优势，深入穿插至英印军的背后，不断地展开袭扰作战。3月8日，缅甸志愿军紧随着日军33师团之后，进入了仰光城。此时，由于一路上不断收容英印军中的缅甸士兵，BIA队伍扩充到了1万余人。3月25日，昂山将军率领4500名志愿军士兵在仰光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受到仰光市民的热烈欢呼。正当缅甸人欢呼“独立”来临的时候，55师团北上支援56师团击败了前来支援英印军的中国远征军，至5月末，缅甸全境基本上为日军所控制。
在昂山等志愿军的缅甸干部看来，他们虽然借助日军的力量赶走了英军，但毕竟自己也参加了许多战斗，是有权力接管各地的政权的。可是，在缅甸战役的过程中，日军却一再地限制并阻止BIA的行动。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事例，即所谓的**“毛淡棉”事件**。
事件的梗概是这样的，缅甸志愿军进入缅甸南部孟邦首府毛淡棉的时候，先期占领此地的日军第55师团宣布对该市实施军管。日军不仅禁止BIA进行诸如发表独立宣言之类的一切政治活动，还不允许他们在当地招募新兵。此后，在占领仰光之后，日军同样禁止昂山等人发表任何独立宣言。而在1942年3、4月间，缅甸志愿军随日军北上追击北逃的英印军的时候，曾经一度在缅甸中北部的17个县（英属缅甸一共设有37个县）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但是随着日军于1942年6月宣布在缅甸全境实施军事管制之后，这些缅甸地方政府都被占领军给取缔了。
原本，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1942年1月23日举行的第97次国会施政演说中，已经宣布要让缅甸和菲律宾独立。而昂山等人热切盼望的，就是日军在胜利之后尽快兑现东条的宣言。但日军的背信弃义，让BIA的缅甸将士们看到了日军的真面目。从这个时候开始，昂山开始对日军进占缅甸的真实目的产生强烈的怀疑，转而开始摸索新的道路。
随着日军军事管制的不断强化，BIA的干部们也开始讨论反抗日军的计划。不过，在1942~1944年那个时段，面对兵力雄厚、装备精良的日军。兵微将寡的缅甸志愿军如果敢于公然反抗的话，结果一定像鸡蛋碰石头，是毫无胜算的。另一方面，随着缅甸战役的结束，完成了任务的南机关被解散，对缅甸人相对有好感的铃木敬司也被调回了东京。兵力一度达到万余人的缅甸志愿军被日军改编为缅甸国防军（BDA），兵力被削减至2800人，昂山的军阶也从少将被降为大佐。与此同时，驻缅日军对昂山等缅甸军事干部和缅甸国防军实施了严密的监控。1943年8月1日，日本宣布给予缅甸“独立”的地位，扶持了以原亲英政治家巴默为总理的傀儡政府上台。缅甸国防军被改编为缅甸国军（BNA），成为了这个日军傀儡国家装点门面的仪仗队，昂山则进阶为缅甸国军总司令兼国防部长。
即便是实现了所谓的“独立”，真正支配缅甸的仍然是那30多万驻缅日军。他们也一如既往地采取各种残酷的手段剥削和压榨缅甸的人力物力。缅甸盛产的稻米、木材和玉石遭到了日军的掠夺。更残酷的是，日军为了修筑泰缅铁路（著名的死亡铁路）强制征发了数以万计的缅甸劳工，其中死于非命者不计其数。当时供职于巴默伪政府中的原塔金党人无法忍受日军当局的暴政，他们瞒着巴默与昂山进行联络，呼吁他早日发动“抗日起义”。但是，昂山认为，缅甸军队与驻缅日军的实力相差实在过于悬殊，不能贸然采取行动，使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武装毁于一旦。所以，昂山一面在表面上与巴默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一面耐心地等待发难的机会。
抗日起义
昂山的等待并没有持续很久，1944年7~8月，驻缅日军不自量力地发动了入侵印度对的英帕尔战役，结果得到了空前惨败的结局。一直在等待时机的昂山感到举行抗日起义的时机已经到来，遂秘密组建了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地下组织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缅语读作帕萨帕拉）。这一组织的核心骨干由三部分组成，即缅甸共产党（BCP）、人民革命党（PRP）和缅甸国军。其中，缅甸共产党在日军占领期间以标榜“对日亲善”的全国性青年组织“东亚青年联盟”为掩护，暗中在缅甸广大的农村宣传抗日思想，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活动。所以，缅共在帕萨帕拉中，甚至拥有不逊于昂山一派的影响力。
从1944年10月开始，帕萨帕拉开始着手抗日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为了获得武器装备的支援，他们与印度的盟军东南亚司令部（SEAC）取得了联系。但是因为昂山在1942年缅甸战役中支援日军作战的经历，英国方面难以对其报以信任，所以之提供了数量极为有限的武器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昂山决定以缅甸国军为主力，在缅甸中部和南部对日军展开全面的游击作战。1945年3月27日，随着昂山的一声令下，缅甸的抗日武装起义拉开了帷幕。起义的主力是昂山指挥下的，受到日军训练和装备的缅甸国军。由于他们熟稔本国的地理，加之与日军合作多年，对驻缅日军的兵力配置和作战特点一清二楚，因此，对驻缅日军造成了莫大的损失。尽管，根据缅甸国军历史研究院的统计，缅甸军队在为期3个多月的对日作战中直接消灭的日军最多不过4774名（自身仅损失320人）。但是，他们的游击作战打破了日军的夜战优势。由于缅甸游击队为盟军轰炸机精确地指示了目标，使得英军的夜间轰炸也能给日军造成巨大的损失。在缅甸起义武装的配合下，斯利姆在1945年领导的缅甸反击战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
而昂山及其领导下的缅甸武装，毫无疑问地对这一胜利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诚如日军第三十三军参谋野口省己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在缅甸最让他痛恨的就是昂山的反戈一击。不仅如此，昂山的抗日起义和对英军大反攻的配合，使得他在与重返缅甸的英国当局谈判独立的时候有了最重要的筹码。
独立的实现与昂山遇刺
收复缅甸之后，时任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官蒙巴顿勋爵对昂山的作为和人格均有很高的评价，并且对于1942年昂山为争取独立而与日军合作的经历表示了谅解。但是，昂山自身却对于日本合作的历史感到十分不安，为了对国民和卷土重来的英国当局有一个交代，他在1946年用英文发表了自传《缅甸的挑战》，坦诚自己在1942年的时候，轻信了日本人愿意帮助缅甸独立的谎言，犯下了愚蠢的错误。同时，他在自传中也宣称自己在日本占领期间竭尽全力保护缅甸的民众，尽可能使他们免受日军的压迫。昂山的上述表白，是为了向缅甸民众解释清楚过往的一些历史问题，从而可以全力以赴地展开与英国当局之间有关独立问题的谈判。
另一方面，1945年10月，多曼·史密斯总督领导下的英缅政府从印度西姆拉返回了仰光。重建的英缅政府很快就发表了所谓的“缅甸白皮书”，宣称为了恢复在日军占领下缅甸经济和社会所遭受的巨大破坏和损失，决定在3年内由总督实施直接统治。3年后，再按照1940年张伯伦政府的方案，给予缅甸英联邦自治领的地位。说穿了，英缅政府实际上是想要继续维持在缅甸的殖民统治，这当然不是昂山所能接受的。他拒绝了英国当局任命其为新成立的英缅军副总司令的邀请，开始专心领导帕萨帕拉组织推进独立运动。但与战前不同，此时的昂山已经决意采取非暴力的政治方式来与英缅当局周旋。
昂山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个是英国新上台的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对待殖民地的立场上比帝国主义思想浓重的丘吉尔要温和得多。第二个是，当时印度的独立已经迫在眉睫，即便英缅当局想用武力镇压缅甸独立运动，也不能指望从印军那里得到支援。此外，昂山当时致力于巩固和扩大在领导帕萨帕拉抗日起义时候初步形成的缅族与缅甸少数民族之间的合作关系。
在缅甸的历史上，雍籍牙王朝依靠武力征服了众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现代缅甸的基本版图。然而，这个过程中也酝酿了少数民族与缅族之间难解的矛盾和冲突。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巧妙地利用了这种矛盾，采取了惯用的分而治之的策略。所以，在缅甸独立之后如何维系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如何理顺缅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成为了昂山这一时期政治活动的另一主要着力点。
尽管昂山采取了非暴力的和平斗争方式，而且英国在战后长期经济不振。但是，殖民地部的那些思想保守的官僚却不肯面对现实，一味地想延续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在他们的压力之下，多曼·史密斯总督和昂山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冲突。总督以昂山在1942年协助日军作战的时候非法枪毙了一名村长为借口，下令逮捕昂山。但是，英缅军和警察当局的首脑警告总督，指出这么做有可能引发全国性的暴动。史密斯总督权衡再三，不得已撤销了逮捕令。
1946年5月23日，为了争取总督对缅甸独立的谅解，昂山捐弃前嫌，主动前往拜访史密斯。他们之间的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最终改变了英国政府对昂山本人以及缅甸独立的态度。从1946年6月开始，英国政府开始大幅度调整原先的对缅政策，决定将英缅政府的权力移交给以昂山为首的稳健派政治家，平稳地实现缅甸的独立。基于这种考虑，以昂山为首的6名帕萨帕拉干部被吸收进了英缅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行政参事会中。昂山一身兼任行政参事会的代理议长和国防委员两大要职。
1947年1月，以昂山为团长的缅甸行政参事会代表团一行对伦敦进行了正式访问，与艾德礼内阁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决定缅甸在一年内实现完全独立。在1947年4月9日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帕萨帕拉的代表获得了全部182席中的176席。由此，他掌握了缅甸独立的主导权，在5月20日提出了完全从英国独立出去的建国方针。眼看一生追求的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即将成为现实，昂山却在1947年7月19日星期六这天在行政参事会所在地，被曾经投靠日本人的吴梭派来的刺客给暗杀了。昂山叱咤风云的一生，最终以这样的悲剧落幕了。
今天昂山素季的威望，多数来自于她父亲的遗产（图为昂山素季在昂山将军像前）
昂山遇刺给日后独立缅甸国家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尤其是他主张的各民族团结一致的理念，在军政府的时代又为根深蒂固的大缅族主义所取代。时至今日，昂山仍然是唯一一位受到缅甸各族怀念与爱戴的政治家。或许，他的地位早已超越了一般的政治人物，而成为了缅甸人心目中的“国家英雄”了。尽管他在二战期间与日本合作一事使他至今仍然受到不小的非议，但今天昂山素季的威望，多数来自于她父亲的遗产。
近日来，日本媒体纷纷渲染昂山素季访日的目的是为了2015年的大选，到日本来寻求经援的。真不愧是典型的经济动物逻辑，可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当初支援缅甸军政府最多的不也是日本政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