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改革，慎学小岗村式道路-刘锐

此前，网曝“农村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小岗村，为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将分散的土地重新集中，然后对外发包，目前流转总面积达8400亩，占全村可耕地面积的44%。现任村主任关友江说，“把土地租出去，收益有保障。”专家孔祥智也说，土地规模流动是农民致富的有效途径。（见观察者网4月8日新闻：分田到户35年后 小岗村44%耕地重新集中流转）

从报道来看，小岗村的土地家庭经营有三大坏处：一是土地细碎、分布零散，灌溉收割麻烦，不利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二是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土地种植的“老人化”严重，不利于农业发展；三是人均5亩的土地面积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农民种田没动力。

与之相对应，土地规模经营有三大好处：一是规模能产生效益，土地经营规模越大，越能提高农业生产率，越能增加农民收入；二是规模经营使农村土地“活”起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市场经济，创造社会财富；三是资本下乡有助于城乡统筹发展，国家应该进一步搞活农村经济，为土地规模经营作好政策铺垫。

**笔者及其所在团队长期在农村调查则发现，土地规模经营不仅没有万能效果，而且侵害了农民利益，降低了粮食产量，带来了社会风险。**现实与想象的巨大反差，迫使笔者重新审视小岗村土地集中流转的实践逻辑，并评估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

土地流转的两种实践

其实在政策鼓励土地规模经营以前，农民的土地一直在流转，流转逻辑也很简单。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带动下，不少劳动力进城打工，把土地流转给亲朋邻居。**土地自发流转一般在农户之间进行，打工者依据家庭生命周期及市场就业状况选择流出土地的期限，象征性的收取一点租金，他（她）的要求很简单，只要土地不荒着就可以了。**流入土地的多是因个人素质低、机遇差，被市场淘汰出局，或因家庭原因不得不留守在家的农户，他们尽量扩大种植面积，以维持家庭再生产。在村庄人口大规模流出的背景下，农田种植的主体为“中农”和“老人”，如果农业基础设施完善，农业机械化及轻简便农具推广到位，无论是“中农农业”还是“老人农业”，土地生产率都不低。

政学两界看到“老人农业”及“中农农业”，这与他们想象的现代农业差距太大，且当前的农村土地抛荒严重，第二、三代农民工并不愿意种田，有些专家因此发出“谁来养活中国”的感叹。其实，土地抛荒及农民厌农有多个原因，如水利条件差、机耕道遭毁坏、土地无法调整、农田地力不好等。但多数学者并不认真分析，只是就事论事，笼统的建议说，只有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土地规模经营，才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乡村两级如小岗村当然也有搞规模经营的动力：因为在村种田的多是老人，因为本村只有一半的耕地旱涝保收，因为自家种田有风险，易遭受虫灾天灾，因为农业产量不高，种田收入低。而土地流转方承诺说，土地流转租金为每年700斤粮食，合875元/亩，以后还会水涨船高，这比自家种田收益（700-800元）要高，还解放了家庭劳动力，“搁谁谁不愿意呢”。

乍一看，土地规模经营能化腐朽为神奇，让贫瘠的土地高产，让农业收益增大，让农民腾出手来“干点别的”。无论政策还是舆论，专家还是农民，都一致认为，土地规模经营优势多多，能产生巨额收益，实现国家、企业、农民的共同获利，“土地规模经营能生长出黄金”的言论也屡现媒体。

**土地一集中，一形成规模，一被种植大户、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经营，就能生长出巨大的收益，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规模经营真能增产增收吗？**小岗村不管这样，它试图再创农业奇迹，成为农村改革的典范。规模经营的巨大魔力是神话还是谎言，有待学者记者后续跟踪调查。笔者则依据调查经验判断，小岗村的土地改革很难成功，规模经营的功效远没有那么大，且容易出现经营过程上的各种问题。

土地规模经营的弊端

将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又不改变土地用途，则只能种植两种作物，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有点农村常识的人都知道，规模经营大田作物并不比小农经营有优势，主要是农业生长的季节性及农田管理的灵活性不适合科学化程序化的管理模式。农业长势如何，与水利灌溉、地块土壤、施肥撒药等关系重大，即使进行高规格的土地整理，也难以保证标准化计量化的耕种方式能达到最佳投入效果。一般种植面积超过300亩，小农家庭就难以精耕细作，只能雇工经营，否则就会错过最挂耕作时间。而资本下乡以盈利为目的，它要扩大规模增加生产效益，则必须雇佣大量长工短工来管理田块，如何调动雇工的积极性，以让他们如小农那样认真勤劳的工作，是管理者的心病，事实上雇工很难有动力管理好农田。

笔者2012年在湖南衡阳调查发现，某农业公司搞水稻规模经营，尝试各种办法管理农田，效果并不好，原因无他，雇工不积极，监督成本大。如果公司供给农药、化肥给雇工，让他们投入到田里，不少雇工会偷偷把农资运回家，或者直接撒到自家田里。伏旱季节农田要经常供水，但有些田块蓄水差，很快禾苗干死，主要是农民没堵漏。雇工抱怨说，老板给的报酬太少，天气又热，堵个漏划不来。该公司曾想着按亩产量来计算年终报酬，但每亩多100-200斤于雇工来说收益不多，花费时间倒不少，还不如搞建筑来钱快。该公司2009年进军农业领域，承包3000多亩田，每年都亏损不少，如今一些好田已近荒芜，农民每说到此事，觉得挺好笑，“规模种田也不行”。

种粮难以获得高收益，就改种经济作物？小岗村如今正在种植葡萄、黑豆、甜叶菊等高收益的经济作物。大田作物管理难，产量因此不高，但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经济作物则不同，它以比较优势参与市场竞争，产品稀缺或供不应求是资本获利的根源。市场经济供求关系不稳定，农产品价格有涨有跌。如果利润极大，其他资本多会跟风，则多数作物不再稀缺，想再赚大钱也变得困难。把作为农民生存保障的田地流转出去种植经济作物，能赚到钱时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供过于求，产品过剩，资本亏损，卷款而逃，农民又该找谁呢？

笔者2012年在湖北鄂州调查发现，村书记为造福村民，以低地价引进资本。该企业主要经营鱼苗和鲜鱼，进村不久就将300多亩湖田挖成鱼池。当时公司号称该鱼种在华中地区仅一家，有极强的竞争力，不想后来市场销路打不开，养鱼技术不过关，连续亏损两年，老板差点栽进去，匆忙逃走福建，逃避承包费，鱼池几乎荒废。

资本久经市场考验，有较强的风险意识和盈利冲动。**从笔者的调查来看，多数资本知道经营农业会亏损，农业利润也不多，但他们还是高调进村，与民争利，大搞规模经营，原因无他，主要是政策扶植、地方补助。**如国家鼓励合作社，有些个体户就挂羊头卖狗肉，迅速成立专业合作社，套取国家项目资金；有些地方政府为树政绩，捞取更大国家奖励，不惜用财政补贴经营农业的资本。因此，才会有公司说，“我们在生产领域亏损，可是在流通领域赚了钱”。

湖南某农业大县，每年财政收入3亿多元，但他们光靠“全国百强产量大县”的金字招牌，就能得到各项中央政策补助3亿多元。国家每年有粮食增产考核标准，该县县政府为通过检查考核，就引起农业公司，扶持合作社，奖励种粮大户，并要求他们种双季稻。县农业局、农经局、国土局等专门为规模经营服务，无偿提供土地整理、农业贷款、农技服务等业务，并承诺每年补助生产亏损资金。如此，该县近年来出现大量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一些农业公司也进驻。从外表看来，土地规模经营有巨大收益，明眼人心知肚明。

规模经营不能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对农民增收也没有益处，而且极容易侵害百姓利益。之前小农家庭是通过年轻人外出挣钱，老人在家种田保证生活体面尊严的。市场经济下的农民高度分化，各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不同，但多数农户还是要靠“一亩三分地”保障基本生活。现在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就要整理土地，就要土地连片，有些农户想种田，他们或者响应形势被迫交出农田，或者与基层组织作斗争。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有些干部强制流转土地，给在村的农户生活带来灾难，带来社会不稳定及官民冲突。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笔者不在此列举。

土地如何经营

在“一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且分散在七八处”的农业条件下，人为推动规模经营，鼓励资本下乡，坏处多多，好处极少。笔者及其所在团队在农业型地区调查多年，很少发现资本主导的土地规模经营成功的例子。换个角度想，农业剩余相对有限，如果资本下乡赚走不少的钱，则农民所得就会少很多。千方百计推动土地规模经营，到头来却是国家资源浪费、农民利益受损、少数人上下其手套走利益，何必呢。

其实，如果农业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农业问题本没有有些专家想象得严重。在国家鼓励家庭农场之前，农村一直存在着土地自发流转，农民家庭也有灵活应对土地规模经营的能力。笔者在湖北沙洋、安徽繁昌、江西安义等地调查时，发现不少年龄在40-55岁的农户，他们流转几十亩土地耕种，不仅精耕细作，而且有扩大面积的冲动。与积极的土地流转相比，“中农”种田保证了多数农户的利益，能实现农村人口的有序转移，何乐而不为？

图片为观察者网编辑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