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区分专家与公知-寒竹

【观察者按】

“知识分子”这个词曾经在1980年代的中国深孚众望。在当时举国上下渴望民族现代化的氛围之下，“尊重知识”与“尊重知识分子”变成了同义词。《第二次握手》、《哥德巴赫猜想》等以科学家为主角的文学言说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忽略了“知识”与“知识分子”两个词之间的巨大差异，也来不及分辨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真正有助于国家进步、人民幸福。随着现代化实践的深入，专业分工的发展，“知识分子”这个词已经无法承担原有的指称功能，但是其光环却依然被四处滥用，发挥名不副实的效应。网络上各种“公知”及其不负责任的言论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反感。但更严重也更隐蔽的问题在于：某些“学科”在获取话语霸权之后，借专业之名，行意识形态之实。比如越来越遭诟病的“伪经济学”，其实就是庸俗经济学霸权发展的结果——把自身伪装成可以解释一切的真理，在各个领域都指点江山。

美国学者雷迅马著《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一书就详细梳理了肯尼迪时代，为了与社会主义阵营争夺文化影响力，美国政界与“社会科学界”如何联手调动人力、资金打造所谓现代化理论向外输出，而极少考虑对象国家的实际情况。“经济学家”在这当中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西方话语霸权终于没能压制中国的实践。在事实面前，顽固的西方经济学只能越来越教条化，从而暴露其“伪”，并迫使真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主动站出来撇清关系。正因此，才有最近博鳌论坛上，多数经济学家坚持谈具体问题，反对少数人继续高谈主义的作风。这些现象的不断出现，敦促我们应该早日从理论上厘清知识分子这个词及其在现实中的意义。春秋研究院研究员寒竹从中西历史对比的角度，提出严格区分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迫切性。在观察者网抛砖引玉，希望引起进一步讨论。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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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社会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基于实验和观察的现代科学开始逐渐从基于直观和思辨的哲学中独立出来。随着专业主义的发展，人类社会在近两三百年中的知识成就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时至今日，以发表公共意见为主的传统知识分子，已逐渐让位于各个领域里的专家。继承了启蒙时代遗风的传统公共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活动，但已逐渐趋于边缘，这一点在英美等发达国家表现尤为明显。而在中国，在知识分子这个大概念下，社会始终没有把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区分开来，专业知识和公共意见常常被媒体混为一谈，专业知识的事实正确常常被公共意见的政治正确所淹没，结果造成民粹主义的泛滥。

转型中的中国亟需树立专业主义精神。为此，本文试图就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知识与意见的区别做一些探讨，希望引起各界注意，以促成专业主义的共识。

知识分子的近代起源

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但知识分子在西方国家的形成，却远远晚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出现。在中世纪，西方文化人主要由教士构成，国王和教士共治社会是西方国家的普遍现象。文艺复兴之后，人文主义浪潮在西方兴起，随着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西方各国进入现代化进程，涌现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工业革命以后，企业家、工程师、会计师、医生、律师和银行家等各个行业的专家也大量出现。但是，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并没有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从历史上看，知识分子向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欧洲，其渊源来自俄国和法国。1860年，俄国作家波波里金（Boborykin）提出“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这个概念，用以形容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和反抗精神的人。当时的俄罗斯社会中，贵族和神职人员各占1%左右，除去城市中一些手工业者和专业人士，农奴在整个社会中占83%左右。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宣布解放农奴，但俄国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俄国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阶层，而是先进的外国思想和俄国传统的贵族文化相结合的思想群体，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这个群体中后来分化出不同的思想流派，如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后来转变为职业革命家。

在法国，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是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性事件。1898年1月，法国著名作家左拉以《我控诉！》为题给法国总统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重审德雷福斯被诬案。这封公开信在《曙光》报上刊出，主编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Manifeste des intellectuels）来形容这封信。

从此以后，西方国家用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词来形容一些受过教育，但反抗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的文化人。在法国，知识分子大都不在学术界活动，而是聚集在咖啡馆里高谈阔论。从词源上看，在西方人的眼中，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显然是有重要区别的。专家学者是专业人士，在本质上跟工程师、金融家、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士一样，都是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给社会提供服务。而知识分子则是指一些以天下为己任，长年在咖啡馆或其他公共场所中高谈阔论，指点江山，批判现实的文化人。

知识VS意见、专家VS知识分子

从知识分子的溯源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二者基本上是同义语。与学者专家不同，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概念，既不是传统的读书人或“有知识的人”，也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专家，而是一些公开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化人。其批判手段并不是基于专业知识，而是基于“自由”、“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观念。所以，知识分子从其诞生开始，就具有批判性、公共性和价值取向，离开了公共意见，也就谈不上知识分子。如果这两个概念有差异，也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而专业人士则是职业概念，如教授、研究员、工程师、医生、律师、会计师等职业。专业人士并不以绘制社会蓝图或针砭时弊为主要工作，更不去扮演舆论领袖的角色。专家学者的社会功能就是解决某个专业的具体问题，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于社会。

因此，跟中国社会的一般理解不同，在西方，知识分子给社会提供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某种个人意见。所谓“意见”，就是指个人对社会现实或某一特定事件的价值主张或政治诉求。意见因人而异，并不具有像知识那样的客观普遍性。比如在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中，“欧洲派”呼吁全盘西化，“民粹派”倡导“回到民间”，都不是在陈述客观事实，而是在表达各自的社会诉求和价值立场。同样，克雷孟梭用“知识分子宣言”来形容左拉为自由和人权的辩护，更是在向全社会明确宣示一部分思想者的价值主张。

与知识分子不同，专家给社会提供的则是专业知识，这种专业知识具有客观普遍性。与“意见”的主观表述不同，知识的表述形式必须避免个人的主观立场。一个人无论读了多少书，如果不能给社会提供某种具有客观普遍性的专业知识，就不能称之为专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社会给各行业都设定了严格的专业执照制度。医学院、法学院、工程学院、商学院毕业的学生都需要经过严格专业的资格执照考试才能获得从业资格。在美国，即使是普通的木工、电工、管道工和理发师等职业，也都必须通过专业考试获得政府执照才能执业。

当然，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非相互隔绝的两个领域。人类在很多领域的价值判断都依赖于科学的事实判断。良好教育和知识积累有利于形成更有说服力的价值判断，这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但即便如此，这些也仅仅是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发表意见的前提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知识分子发出的意见主要还是取决于自身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倾向。在很多时候，教育和知识背景接近的人会有完全相反的意见，而知识分子的意见并不一定就比贩夫走卒更高明。西方社会从古希腊起就强调知识与意见的区分，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换而言之，学者专家或有知识的人，或在书斋里埋头学问的人，并不一定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是活跃在咖啡馆或沙龙里高谈阔论的人；在今天中国，则是网络媒体上的“意见领袖”或微博上的“大V”。这个群体很难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观察和研究，喜欢泛泛而谈，醉心于大而无当的宏观理论，热衷于用缺乏实证经验的空洞概念来指点江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特点。事实上，一些人正是因为没有耐心和毅力研究学问才转而成为社会的批判者，因为发表意见远比埋头研究更容易、更轻松，更不需要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研究。

近代西方的专业化趋势

从历史发展看，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地俄国和法国，恰恰是欧洲动荡不安的典型。俄国从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开始，社会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知识分子长期和政府对立，越来越热衷于社会批判。究竟是俄国严酷的社会现实催生了具有强烈革命情绪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具有强烈革命情绪的公共知识分子把俄国推向了革命的道路？这几乎是一个历史之谜。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在欧洲各国中，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最为艰难，代价也最大。

俄国被认为是欧洲最落后、专制的国家，而法国则是欧洲进步的先驱，欧洲大陆各国甚至英国的进步都在理念上受益于法国。但在现实中，法国的现代化进程却极为曲折，革命、起义、街垒是巴黎的常见剧目。法国大革命以来，一个多世纪里出现了两个帝国、五个共和国，还有穿插其间的复辟。公共知识分子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有一点可以肯定，要论对政治的影响，法国知识分子无疑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

与俄法两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两国。虽然英美两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一直走在西方前列，但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两国从来都处于边缘状态，相反各个行业的学者专家的作用远远超过知识分子，其社会地位也更高。不可否认，从19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也曾扮演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但这些作家首先是在自己的文学领域有所建树才获得发布公共意见的平台，才得到社会的认可。从总体上看，英美两国的进步得益于学者专家，而跟公共知识分子关系不大。

与欧洲大陆相比，英美两国学者的职业道路是专业化而不是公共化。学术研究中的同行评审制度，最早起源于英国。而美国在建国不久开始效法英国的专业评审制度。二次大战以后，美国联邦政府更通过立法，规定对一些申请联邦经费的研究计划或设备计划，必须由同行专家进行评审。时至今日，同行评审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学术和科学制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英美两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中。

英美国家的学术晋升制度对社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使得两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

第一，严格的学术晋升制度保证了专家的权威性。在美国，学者专家也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但是从来都只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发表意见，而很少对专业之外的事务泛泛而谈。任何一个人，如果只是从非专业的角度对社会问题发表意见，比如经济学家对政治问题发表意见，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信任。而学者为了维护自己在专业上的权威性，也很少越轨发表意见。

第二，缺乏专业背景的公共知识分子难以获得公信力。由于专业化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公众对非专业的泛泛而谈并不认可。英美学者无法在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里纵横驰骋、信口开河。专业化大大压缩了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活动空间，社会鼓动家、意见领袖在美国主流社会很难有立足之地。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和《乌托邦之死》中指出了专业主义在美国的消极影响。在他看来，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拉塞尔•雅各比没有认识到，正是由于专业主义主导着美国的社会发展，美国才会有今天的学术进步和社会稳定。如果美国也形成跟俄国、法国类似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以美国在镀金时代的腐败和大萧条时期的困难，再加上深刻的种族矛盾，社会早就分崩离析。把受过教育的人都变为各个行业的专家，由专家来脚踏实地地逐步解决社会问题，实为美国之大幸。

中国社会亟需专业主义精神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远较西方国家悠久。秦汉以来，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接近西方近代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国传统士大夫在社会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士大夫是国家统治集团的重要来源和补充，是国家的建设者。通常除了王朝建立初期的功臣集团外，在大多数时期，统治集团的成员主要是来自士大夫阶层。另一方面，士大夫也可能是瓦解国家政权的异己力量，是现有制度的挑战者。即使是偶然的小规模农民起义，一旦有官场失意的士大夫加入，就有可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乃至颠覆国家政权。由于传统士大夫的这种双重角色，从汉代以来的历朝历代统治者都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强化士大夫作为国家建设者的功能，防止失意士大夫成为国家政权的破坏者。因此，隋代开科举，唐代设翰林，这种网罗天下读书人的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

五四运动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盛，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转化为一种与脑力劳动相关的职业概念。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这两个概念开始交替使用，以指称凭借知识谋生的阶层。中共在上世纪30年代的政治文件中开始明确地把知识分子界定为“脑力劳动者”，此后这个用法一直延续下来，直至今日，中国社会主流仍把知识分子等同于“脑力劳动者”。

把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专家都归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以至于混淆了社会职能根本不同的两个群体。由于中国社会一直使用知识分子这个含混的、缺乏明确界定的概念，执政党长期以来在如何定位知识阶层问题上摇摆不定，并且走了很多弯路。

从建国伊始，中国政府就模仿苏联的做法，给知识分子以较高的经济待遇，因为国家的发展需要作为国家建设者的专家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知识分子的待遇跟政府官员的经济待遇相当甚至更高；但在另一方面，政府又时刻警惕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挑战者。在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往往不受信任，高经济待遇与低政治地位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生存状态。这一情形一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改观，当时邓小平把知识分子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从政治上边缘化整个知识阶层并非治理国家的明智之举，这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难以发挥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建设者的功能。但是，把知识阶层定位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只是从政治上改善知识分子地位的权宜之计，而离社会现实的距离太远。无论从经济地位还是从工作方式上看，被成为知识分子的脑力工作者跟工人都有根本性的差别，没有一个教授会认为他跟工人同属于一个社会群体，反之亦然。

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宜之计并没有区分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两大群体，两者在中国都被称为知识分子。如前所述，公共知识分子是以发表公共意见为己任，他们的职责就是在公共领域中批评现实和宣扬自己的价值主张；而专家学者则是各个行业中的实干家。由于这种混淆，社会舆论也把原来有着根本区别的专家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混为一谈。在网络媒体上，人们往往不加区别地把专家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一锅烩，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缺乏专业知识支撑的主观价值诉求常常会披着知识的外表误导社会，而众多埋头专业研究的学者和专家常常会因公共知识分子闹出的专业笑话而被殃及，“砖家”、“叫兽”这样的概念不胫而走。

语言有约定俗成的惯性力量，由于中国人近百年来都把知识分子等同于受过高等教育的“脑力劳动者”，要求当前舆论立即把知识分子仅仅限定为发表公共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如前所述，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很不准确的，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更是脱离社会现实。所以，当下的弥补之计是少用知识分子这个笼统的概念，尽可能使用学者、研究员、教师、医生、律师、工程师、会计师等具体的职业名称。随着时间的发展，让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逐渐分家。

在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泛滥正危及专业主义的形成。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专业主义水准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如果说美国学术界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已经太过了，那么中国学术界的专业化水准离现代社会的要求还差太远。整个社会需要逐渐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专业的社会文化，专家学者的影响力要逐渐超过流于泛泛而谈和空洞口号的公共知识分子。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抓住未来产业革命的机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社会的渐进、平稳地发展和转型。

本文曾刊发于2013年04期《社会观察》，本文为作者修改版全文赐稿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