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平叔侄强奸案平反人魏刚称：浙江公检法包括聂海芬认认真真办了一起冤案

3月26日，浙江省高院纠正一起错案，背负“强奸杀人”罪名、已服刑近十年的张高平、张辉叔侄被宣布无罪。

叔侄二人当年被判刑后，2005年张高平被送到新疆石河子监狱服刑。其间张高平一直喊冤，并引起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魏刚等人重视。张飚与魏刚等人分析案情后，一直坚持帮助张高平叔侄申诉。他们的努力被认为是张高平叔侄冤案能够平反的“催化剂”。

参与推动张高平叔侄冤案平反的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魏刚称，当年该案的办理过程走向很“偏执”。魏刚分析说，张高平叔侄冤案与平时见到的冤案不同，并不是在证据的认定上出现问题，而是破案人设定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如果仔细考虑10年前的社会环境，当年公检法三家的确是认认真真地办了一起冤案。”

虽然魏刚批评了当年张高平叔侄冤案的办案人，但他对于这起错案仍然保持了“理解”：“我们都是办过案的人，知道办一个案子有多难。我在反贪局工作十年，曾经为核实一个证据花很大的成本，最后发现这个证据是错的，我感觉想把手机或者电脑砸掉。”

张飚，退休前是石河子市检察院检察官。被认为是浙江冤案平反的“幕后英雄”。

魏刚，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参与推动浙江叔侄冤案的平反。

以下为新京报采访张高平叔侄冤案平反人张飚、魏刚采访正文。

**新京报：**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张高平的冤情的？

**张飚：**2007年，我们检察院监所部门到下面巡视，发现了他的冤情。我们监所检察官有个任务，每个月都要参加监所的狱情通气会，在会上，管教提出，有这么一个犯人，情绪比较反常，很激动，老向别人诉说冤情。他的情绪容易影响别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他们希望检察官能帮助做些工作。

**新京报：**张高平怎么引起了你们的注意？

**张飚：**我们发现，张高平这个人从来不要求减刑，符合减刑条件，他也不要求。他认为自己不是罪犯，罪犯才要求减刑。在监狱里，犯人见到我们，都要报告，自己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他从来不报告。他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新京报：**当时就认为他可能存在冤屈吗？

**张飚：**我们当时主要从维护监狱正常的改造秩序角度，跟他谈话。我们经常去，他就经常找到我们谈话，申诉冤情。接触多了，发现他跟别人不一样。别人也有喊冤的，作些安抚就平息了。但是他还是坚持。

**新京报：**你们是怎么帮助他申诉的？

**张飚：**刚开始收到申诉材料之后，就是向有关部门用“机要通道”寄送。寄了以后，没有消息。张高平就很着急，每次碰到我们就要问。2008年，《民主与法制》发了篇文章，说的是河南一起凶杀案，后来平反了，提到一个证人叫袁连芳。正好张高平案里也有证人叫袁连芳。我们就很重视了，把有关情况向院里汇报。我们进行了初查，获取了“两个”袁连芳的真实材料，然后向有关部门发函。(袁连芳后来被证实是协助警方诱供、逼供的“牢头”）

**新京报：**帮助申诉，当时的把握有多大？

**张飚：**越往后，把握就越大。特别是发现袁连芳的问题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认为这个案件是有问题的。

**新京报：**你后来还自己写信给浙江方面，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飚：**给他们寄了很多次材料，回答还是比较欠缺。后来我要退休了，就想督促一下，就写了信，就是想引起重视。

张高平案侦办人聂海芬

**新京报：**以个人名义写信，比单位发公函更有力量吗？

**张飚：**单位也在发函。不过公函的形式只能简单说明情况，不会表明态度。我个人写信就会说，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说明我的态度，让对方知道这个案子存在问题。

**新京报：**你反映了多少次？你退休的时候，事情到什么程度了？

**张飚：**五六次。我2010年底退休，当时案子还是等待状态。

**新京报：**退休前，有没有去找张高平？

**张飚：**我去见过他，希望他坚持下去。

**新京报：**你退休之后，这个案子还有没有人管？

**张飚：**我们单位监所科的同事还在管，像魏刚科长，高晨啊，他们都在管。

**新京报：**为什么后来要让他找律师帮助？

**张飚：**事情拖的时间比较长了，他们承受的精神压力就比较大。后来我说，我们努力，你自己也努力。我就建议他哥哥找找律师。

**新京报：**你对翻案，当时的信心有多大？

**张飚：**了解案情之后，我心里就有数了。有个七八成把握。

**新京报：**你们审查张高平案的材料的时候，发现了什么疑点？

**张飚：**其中有三个疑点，首先就是袁连芳。其次，警方在死者的指甲内检出了一名陌生男性的DNA，却并不是张高平叔侄的。最后是张高平的供述，他说女孩到杭州下的车，之后他们的车就上了高速路；此间进出收费站，时间很短，而作案需要时间。张高平曾提出可以调进出收费站的票据，但公安机关并未调取。

**新京报：**你有没有考虑，这些疑点为什么你们能发现，而当时办案人员没有发现？

**张飚：**这个不好说。我们也不能事后诸葛亮。当时办案人员怎么看，我们也不好评价。

**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案子成为错案，哪儿出了问题？

**张飚：**首先是直接证据欠缺。通过看卷，我们发现能直接证明他们杀人的证据特别少，大量的是间接证据。证据链不太完整，有欠缺。第二个是DNA问题。这个问题在判决书上以及我们获取的材料上都能反映出来。不过我们毕竟和案发地有距离，说三道四不太合适。他们自己评价比较合适。

**新京报：**案子现在才有结果，是不是等待时间有点长？

**张飚：**是有点长了。不过根据我们国家的体制，这个时间还算可以接受。很多冤假错案，都是经历了很多年。当然我们也希望尽可能快一点。

**新京报：**你认为办错案件可以原谅吗？

**张飚：**我觉得不可以原谅。因为错案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对本人，还对家庭、社会造成伤害。对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也产生负面影响。这个伤害是很大的。如果有关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做错了，首先要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如果是非常严重的，确实违反法律规定的，还是要严肃处理，用反面教材，来教育后人。　

**新京报：**你们以前经历过这样的案子吗？

**魏刚：**有过，但不多。像张高平这样的案子，是很罕见的。

**新京报：**推动案件平反的过程，有什么困难？

**魏刚：**限于精力、财力，以及级别和地域管辖，我们能做的就是帮助张高平沟通。如果不是跨地域，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新京报：**当时有多大的把握？

**魏刚：**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意见会不会被重视，会不会是我们一厢情愿，因为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够。但是我们感觉，如果真是一个冤案，我们这么努力，他们肯定会重视。

**新京报：**在你看来，案件有很多疑点你们能看出，为什么判案的时候看不出来？

**魏刚：**我们之所以能看出来，是因为和聂海芬等案件侦办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因为案件和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在研究证据的时候，能发现证据在逻辑上和内涵上存在一些问题。

**新京报：**现在再看这个案子，你有什么体会？

魏刚：我感觉，这个案子跟我们平时见到的冤案是不一样的。这个冤案似乎很“偏执”，不是证据的认定出现了问题，而是似乎是设定了一个方向，大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去做，是有一个方向性的错误。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

**新京报：**怎么奇怪？

魏刚：10年前的社会环境，我们没办法去复原。不过，如果仔细考虑10年前的社会环境，你会发现，就像有人说的，公检法三家认认真真地办了一起冤案。

**新京报：**为什么会这样？

魏刚：设想一下，如果我是办案人，面对的是花季少女的尸体和社会压力，我会不会狂热地去办这个案子，会不会穷尽我所有的手段去对付每一个认定的犯罪嫌疑人？

**新京报：**这种错误怎么避免？

魏刚：如果让我说，首先一定要保持冷静客观。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不能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在分析证据的时候，不能为社会和政治压力所左右。有一些案件，我感觉受社会环境影响特别大。当然，我们现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新京报：**你怎么看聂海芬这样办错了案子的人？

**魏刚：**我个人对浙江省的法官是很尊重的。现在的舆论都是说公安和检察院办错了，法院判错了。我可能是在逆着潮流说话，法官能有这样的勇气，我认为，这是高手。有这样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张高平今天才能高高兴兴地出来。我不知道张高平能不能理解，我是能理解的。这一点上，我是很钦佩的。

**新京报：**你觉得办错案可以原谅吗？

**魏刚：我们都是办过案的人，知道办一个案子有多难。我在反贪局工作十年，曾经为核实一个证据花很大的成本，最后发现这个证据是错的，我感觉想把手机或者电脑砸掉。**但是，错了，就要接受批评和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