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中国2013（三）-萨米尔·阿明

本文原载美国《每月评论》杂志2013年第3期，由观察者网特约作者东方木雅翻译。文章原题《China 2013》，本站将分三部分刊发，敬请读者关注。第一部分、第二部分请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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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兴大国

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大国。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只是正在试图恢复其几百年来的地位。然而，这个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但更是谄媚的——无助于我们理解这股新兴力量的性质和它在当今世界中的现实处境。顺便说一句，那些宣传这个笼统而含糊不清的观点的人，并没有兴趣去思考中国的兴起是通过恢复资本主义的普遍原则（他们认为或许有这种必要），还是严格地执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计划而实现的。对我来说，我认为倘若中国确实是一个新兴的大国，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选择纯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倘若真的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其振兴计划将会陷入失败的危机。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反对这样的观点：人们不能跨越必要的阶段，因此中国在考虑其可能的社会主义未来之前必先发展资本主义。历史上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未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始终犹豫不决。我们知道，欧洲的第一次攻击（鸦片战争）刚过，他就写道：下次你再派军队去中国时，迎接他们的将是这样的标语：“注意，你正处于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边境线上。”（原文没有注明这句话的出处，马克思的著作中类似的表述是在发表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的《国际述评（一）》：“如果我们的欧洲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本文出自《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七卷。马克思的本意是说，欧洲人在中国的商品倾销解体了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基础，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变革提供了可能。——译注）这是种了不起的直觉，说明他相信中国人民应对挑战的能力，但同时，这个论断又是错误的，因为标语事实上写着：“你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边境线上。”然而，我们知道，在论及俄国时，马克思也没有否认可以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参见他对维拉•查苏利奇的回复，“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出自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十九卷。——译注）。今天，有人可能会相信马克思的前一个判断是正确的，中国确实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但是毛泽东比列宁更加理解资本主义的道路将导致一事无成，而且中国的复兴只能由共产主义者来完成。十九世纪末的清朝皇帝，以及后来的孙逸仙和国民党，已经规划了中国的复兴，以应对西方的挑战。然而，他们无法想象，除了资本主义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另外，他们也没有能力理解“真正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和“为什么这条道路不适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理解了这一点。不仅如此，毛还认识到1949年的胜利也不意味着革命提前成功，和长期坚持社会主义路线这个中国复兴的前提条件，与可预见将来的资本主义信徒复辟之间存在的冲突。

就个人而言，我一向认同毛的分析，而且我将回到这个主题，这与我下面一些想法紧密相关：太平天国革命（我将其视作为毛泽东思想遥远的源头）、辛亥革命、二十世纪初期其他南方国家革命所扮演的角色，万隆时期开始时的争论，以及对所谓“南方新兴国家”受阻于资本主义道路而造成的僵局的分析。所有这些思考都是我中心论点的推论，这个论点涉及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史上内在的两极分化（也就是中心/边缘差别的构建）。这种两极分化抹杀了边缘国家“追赶”资本主义中心的可能。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追赶”富裕国家是不可能的，那么就必须做出另外一种选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不是从1980年，而是从1950年起，中国就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经历了许多方面都不同的很多阶段。中国根据自身的需要发展出了清楚的、自主的计划。这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而言将土地商品化是合乎逻辑的要求。只要中国始终站在当今的金融全球化之外，这个计划就能保持独立自主。

中国的这个计划不是资本主义，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意味着，这使得它有可能迈步走上通向社会主义的漫漫长路。然而，它也仍旧受到这样的威胁：离开那条道路，并且以完全回到纯粹的资本主义上而告终。

中国的成功兴起完全是这个自主计划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唯一一个名副其实的新兴国家（还有韩国和台湾地区，我们后面再谈）。在这么多被世界银行授予“新兴国家”证书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兴起的，因为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坚持清楚的、自主的计划。所有国家，甚至是那些隐性的国家资本主义部门，都完全服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所有国家在包括金融领域的所有层面上都屈从于当今的全球化。就后一点而言，俄罗斯和印度，而不是巴西、南非等国，有部分例外。它们有一些“国家产业政策”，但与中国系统地建立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需要专业技术的领域）的计划相比，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基于这些原因，所有这些被过于轻率地打上新兴标签的国家始终在不同程度上脆弱不堪，但总是比中国更加脆弱。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新兴经济体的出现——体面的增长率，出口制成品的能力——常常与这些国家大多数人（特别是农民）的贫困化联系在一起，而中国却与此不同。当然，不平等的加剧在任何地方都是显而易见的，包括中国；但这样看问题是肤浅地，也带有误导性。在一个不排除任何人（甚至伴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这是中国的情况）的增长模式中出现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是一码事；在使少数人（总人口的5%到30%，时情况而定）获利的同时又使大多数人陷入绝望的命运，这样一种增长所导致的不平等则又是另外一码事了。宣传打压中国言论的人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这种决定性的差异。在豪华别墅与中产和工薪阶层的舒适住房之间出现的不平等，不同于在犬牙交错的富人别墅、中产阶级的住房和大多数人的贫民窟之间出现的不平等。在一个结构稳定的系统中，作为衡量年度间变化的手段（基尼系数）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具有不同结构的系统的国家间比较中，基尼系数就失去了作用，就像其它所有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用于衡量宏观经济规模的手段一样。新兴国家（除中国以外）的确是“新兴的市场”，任由帝国主义三驾马车的垄断组织所渗透。这些市场允许后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榨取该国所生产的庞大的剩余价值。中国则不同：它毋宁是这样一种“新兴国家”——在其体系中可能保留绝大多数在该国所产出的剩余价值（在其他国家的体系中，该国所产出的剩余价值很大一部分被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掠夺回帝国主义中心国家——译注）。

韩国和台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真正兴起的绝无仅有的两个成功例子。这两个地区获得成功只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由于这种因素美国允许它们去做华盛顿禁止其它国家做的事情。正因如此，美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支持，与它对纳赛尔执政的埃及和布迈丁执政的阿尔及利亚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极其暴力地反对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越南和古巴可能出现的振兴计划，或俄罗斯可能的复兴进程所需要的条件，但这些不是我在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我也不会讨论其它南方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东南亚、拉丁美洲、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进步力量在斗争中的战略目标。这些进步力量有利于摆脱当前的僵局，且能促进自主计划的出现，这为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逻辑做出真正的决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伟大的成功，新的挑战

中国不是才走到了十字路口；自打1950年以来，它每天都站在十字路口。来自左、右派的社会、政治力量，活跃于社会上和政党内，持续不断地产生碰撞冲突。

中国的右派从何而来？当然，前国民党政权的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已经被驱逐出了权力之外。然而在解放战争的过程中，全部的中产阶级、专家、公务员和实业家都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无能失望不已，于是他们接近、甚至加入共产党。他们中的许多人——当然不是所有人——始终只是民族主义者。后来，随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私营企业的开放，一个新的、更强大的右派出现了。不应将那些成功积累了（有时是巨大的）财富，并且由他们的客户——包括国家和政党官员——支持的人简单的视为“商人”。后者与他们相互勾结，甚至进行权钱交易。

他们的成功，一如既往地在不断壮大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激发对右派理念的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不平等的扩大——即使这与其它南方国家的不平等毫不相同——是一个主要的政治威胁，是传播右派理念、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的利器。

在此，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我认为很重要的观点：正如列宁认为的那样（这非常适用于俄国的状况），小生产者（尤其是农民）不会被右派理念所鼓动。这里可以用中国与前苏联做个比较。就整体而言中国的农民并不反动，中国的农民则不拥护私有财产的原则。而相比之下，苏共从来没有能够让苏联的农民停止支持富农的私有财产。相反地，今天作为小生产者（而非小财产所有者）的中国农民成为了一个不持右派立场的阶级，却会成为推动最为大胆的社会和生态政策的力量阵营的一部分。“乡土社会重建”（renovating rural society），这一强有力的运动证明了这点。中国的农民基本上与工人阶级一道站在了左派阵营一边。左派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且向国家和政党机器施加了一定的影响。（有机知识分子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重要论断。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葛兰西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会同时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有机的”知识分子，这样的阶层在多个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有机性”有两层意思，一是与特定社会历史集团的“有机性”，即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会产生与其保持紧密联系的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有机性的另一层就是与大众的“有机性”，这种有机性即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辩证法。知识分子不仅仅教育和启蒙大众，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提高，与群众运动是紧密相连的。——译注）

在中国左右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这反映在由国家和政党领导层实施的一连串的政治路线上。在毛泽东时代，左的路线不经过斗争就不会获胜。在评估右派理念在党和党的领导层中的发展时，毛泽东认识到这有点像苏联模式，于是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与之进行斗争。“炮打司令部”正指向党的领导阶层——这个“新资产阶级”形成的地方。然而尽管文化大革命在其最终两年中达到了毛的预期，随后便逐渐偏向了无政府状态，这时毛和党内的左派对一系列事件失去控制。这种“偏离”导致了国家和政党重新掌控局面，这给了右派机会。自此，右派始终在领导集体中占据了强有力的部分。然而，左派始终存在，约束最高领导层妥协于“中间派”——但那是中右，还是中左？

要了解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的实质，就必须了解中国的自主计划与北美帝国主义及其欧洲和日本小盟友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将随着中国在何种程度上不断地取得成功而增加。冲突表现在几个领域：中国对现代技术的掌握；对地球资源的利用；中国军力的增强；在人民有权自主选择其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上追求重建国际政治。上述每个目标都与帝国主义三驾马车所寻求的目标发生直接冲突。

美国政治的战略目标是对地球的军事控制，这是华盛顿能维护自身优势并获得霸权的唯一办法。在中东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战争是在为由美国人冷血的出于“防患于未然”的可能必要性而假想出来的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做前期准备。煽动对中国的敌视与此种全球战略互为表里，这在其支持西藏和新疆的奴隶主登台表演、在中国海加强海军存在、以及无条件鼓动日本建立军事力量时已经显露无疑。那些以打压中国的为业的人们，则对这种敌视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华盛顿致力于通过建立20国集团来安抚中国和其它所谓新兴国家可能抱有的雄心壮志，以此操纵局势。20国集团意在给这些新兴国家以幻觉，以使它们相信只要实施自由的全球化，就会给它们带来好处。在这一方面，G2（美/中）是一个陷阱，通过把中国变为美帝国主义冒险投机的同谋，使北京的和平外交政策丧失它所有的公信力。

对这种战略唯一可能有效的回应必须在两个层面上进行：（1）增强中国的军力，且用潜在的威慑能力武装它们；（2）坚持致力于重建一个多极的国际政治体系，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并且为达到这个目的，采取行动恢复已被北约边缘化的联合国。我认为第二个目标至关重要，为此需要优先重建一个“南方战线”（第二个“万隆”？），去支持南方国家和人民的独立自主。这就意味着，中国应当清楚它没有方法实现与帝国主义一道进行掠夺（抢夺地球的自然资源）的荒唐念头，因为它不具备美国那样的军事实力，而这是保障帝国主义计划得以成功的终极手段。相反，中国可以从加强对南方国家工业化的支持中获益良多，而帝国主义“捐赠国”俱乐部正试图扼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

中国政府在谈及国际问题时的用语克制之极（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让人搞不清楚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前面所分析的这些挑战。更严重的是，这种遣词造句强化了公众舆论中的天真幻想和去政治化思维。

挑战的另一个部分关涉到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社会治理民主化的问题。

毛泽东概括和运用了新中国政治治理的一条普遍原则，他将其总结为以下几点：团结左派，中立（补充一下，是“中立”而不是消灭）右派，争取中左翼（“团结左派，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这是一套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选》第五卷——译注）。在我看来，这是取得一系列进步，获得绝大多数人理解和支持的最佳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毛泽东给社会民主化这个概念以积极的内容，使它与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的社会进步合而为一。他总结出了执行这条道路的方法：“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林春准确地分析了这个方法及其可能造成的结果。

民主化与社会进步相联系的问题——相对于“民主”与社会进步相脱离（甚至常常与社会退步相联系）——不仅只牵扯到了中国，还关系到全世界人民。这个应该被成功地运用的方法，不能抽象概括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无论如何，由西方媒体宣传所给出的公式——多党制和选举——应该彻底地被抛弃。进而言之，这类“民主”甚至在西方都变成了闹剧，更别说其它地方了。“群众路线”是在一系列不断进步的战略目标的问题上产生共识的手段。这与西方国家通过操纵媒体和选举闹剧而获得的“共识”（其不外乎是与资本的需求同流合污罢了）泾渭分明。

然而，在今天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应该如何开始重建一条新的群众路线？这并不容易，因为共产党内的领导权已经基本为右派所掌握，并以去政治化和由其所引发的天真幻想为基础建立了其稳固的治理。发展政策的极大成功强化了这个方向的无意识倾向。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的许多人都相信追赶富裕国家生活方式的皇家大道，是毫无保留的开放；他们也都认为三驾马车国家（美国、欧洲、日本）不会反对这点；甚至毫无保留地崇拜美国的方式等等。对于那些迅速壮大且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提高的城市中产阶级而言，这是尤其真实的。官方毫无想象力的、乏味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被抛弃，与在美国的中国学生（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那些学生）被洗脑的事实极大地缩小了彻底地批判性辩论的空间。

中国政府对社会问题并非无动于衷，这不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在起作用，更是因为懂得如何不断斗争的中国人民迫使政府采取了行动。如果在20世纪90年代，这一社会维度在加速发展的迫切需求面前业已式微，那么今天的趋势得到了逆转。恰恰就在富裕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所赢得的社会保障被侵蚀之际，贫穷的中国却扩大了医疗、住房和养老金这三个层面的社会保障。虽然遭到了欧洲左翼和右翼的恶意中伤，中国的公共住房政策却让印度或巴西，乃至巴黎、伦敦或芝加哥的贫民区都嫉妒不已！

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已经覆盖了50%的城市人口（这期间城市人口从2亿增加到了6亿！）。并且根据“五年计划”（仍在中国得到执行）的预期，在未来几年内，覆盖率将达到85%。让热衷于抨击中国的记者们在他们一直吹捧的“走上民主道路的国家”中找一个类似的例子吧！然而在实行社会保障体系的方法上，争论依然存在。左派提倡建立基于几代工人团结的原则之上的法国分配体系（这是在为迎接社会主义做准备），而右派显然喜欢美国可恶的养老金体系——它把工人分化开来，并把风险从资本转嫁到了劳动者头上。

然而，如果不与社会政治治理的民主化相结合，不与以增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体制的创造性发明为方式的社会福利的再政治化相结合，社会福利就是有所欠缺的。

多党选举制的原则被西方媒体和抨击中国的专业户们，一再令人作呕地鼓噪着，以真正的“民主人士”面貌出现的“异见人士”支撑着这种观念，他们却不能应对上述挑战。相反，就像当今世界（俄罗斯、东欧和阿拉伯世界）所展示的所有经验那样，在中国实行这些原则只能使新兴计划和社会复兴计划自我毁灭。事实上，这就是这些由空洞而花哨的辞藻（“除多党选举之外，别无选择！”）伪装起来的原则的真实目的。然而，通过倒退到保卫“党”（它自己就僵化了，并且已沦为一个致力于为国家行政机关招募官员的机构）的特权的刻板姿态，并不足以抗击这种坏的选择。我们必须发明出一些新东西。

再政治化和为应对新挑战创造条件，这些目标不能靠“宣传”而实现。它们只能通过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得到促进。这意味着这些斗争必先得到法律的承认，并且要在结社、言论和提出法案等集体权利的基础上进行立法。这反而意味着，党自己要投入到这些斗争中去；换言之，要重拾毛泽东主义的群众路线。再政治化如果不与一切层面上（如公司、地方和国家）鼓励工人逐步夺取社会的管理责任，它就毫无意义可言。这种进程并不排除对个人权利的承认，而是相反地意味着个人权利的制度化。这种制度化的实施将可能彻底地改造领导人的选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