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武器？日媒如何替政府攻击中国-刘元海

最近，笔者在东京千代田区与某日本友人宴饮时，听说她已经十多年没有去过中国了，便顺口推荐她乘坐高铁去北京游览，岂知这位庆应义塾大学的博士脸色骤变，对我说：“你们的高铁不是不安全么？不是出过事故么？”“怎么回事，最近没听说过有这事儿啊？”对于这位女士的疑问，笔者诧异了好一会儿，方才领悟到原来她指的是2011年的甬台温动车追尾事故。于是，我费了很大功夫向她解释，自从那次事故以后，铁路部门已经采取了包括减速在内的许多措施以保证行车安全，再说京沪高铁的安全和舒适度都在日本新干线之上。可是，直到饭局结束，我也没有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说服她。

这样一个十多年没有去过中国的日本友人，对中国铁路的认识从何而来呢？怀着这个疑问，我在饭局结束之后向她求证，回答简单而明确——“从媒体喽！”原来如此。为了求证她的答案，笔者回家后点开日文雅虎，以“中国铁道”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果不其然，数年来整版整版的相关新闻都是以揭露或者批评中国铁道的问题为主。

以《产经新闻》针对此次两会期间决定分拆铁道部的改革的报道为例，在挑出了中国铁路部门的大堆问题狠批一通之后，更是煞有介事的说不好好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外界对中国的信任势必进一步减弱。天，好厉害的思维跳跃！居然可以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交通运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与这个国家的国际信誉联系起来。笔者惊讶于《产经新闻》记者的脑补之余，却不得不沉思一个来日数年来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问题，日本媒体的涉华报道究竟在秉承什么原则，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媒体的目的并不在于告诉读者真相

毫无疑问，日本是亚洲乃至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媒体大国，各大媒体之间围绕热点新闻的激烈竞争也众所周知。不过，尽管各家媒体都极力标榜自己的“独家观点”，但实际上，正如新加坡著名日本问题学者卓南生指出的，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各家媒体在报道模式、评论调子乃至报纸版面的设置上竟然出人意料的整齐划一。

以笔者这些年在日本的观察，仅从涉华报道的情况来看，卓先生的判断十分准确。尤其是几乎所有日本媒体，包括时常被国内视为立场“亲华”的《朝日新闻》，对华报道的基调虽不能一概说是“负面”和“不友好”的，但毋庸置疑，在报道中国的时候大都摆出“批评”与“揭露负面新闻”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评头论足。不得不说，日媒对华报道的目的并不在于向本国的观众读者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而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实际上它们的报导几乎永远都围绕着“国益”（即日本的国家利益）、在华日企的利益和在华日本人处境的好坏来进行。

以日媒对此次习近平主席的外事访问报道为例，当其他西方媒体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中国新领导人在国际经济事务上将如何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它们却发表了不少与此次习主席访俄、访非的主题不搭调的诸如“中俄是否会在领土问题上联手对日”、“中俄合作是否意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等带有强烈臆测色彩的报道与评论。当然，这些报道与评论的焦点无一例外地放在中国的动向会如何影响日本利益这一点上。只是，让笔者感到有些奇怪的是，日媒的报导似乎总是在突出中国应该如何改进才能有利于中日关系良好发展这一点，而甚少提及日本自身应该作出怎样的努力。换言之，如果有问题，则一定出在中国这边是日媒对华报道的一种常见态度。采取这样一种态度的对华报道，已经在日本民众当中造成了必然的负面影响。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尽管安倍晋三现在标榜自己在2006年的第一个任期内致力于中日关系的缓和与改善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例如被誉为“融冰之旅”的访华），他的后任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内阁主政时期，中日关系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风平浪静的“小阳春状态”。但根据《每日新闻》2008年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同一时期日本民众的对华好感度居然不升反降了2.2个百分点，为此项调查有史以来的最低。日本内阁在同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报道也显示，当时有66%的日本人对华“没有亲近感”。

造成这种民意与政情“乖离”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媒体对2008年所谓“中国毒饺子事件”的煽动式报道。笔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日本的媒体是如何连篇累牍、没日没夜地用煽情的言语将所有使用中国产食材的视频统统贴上“有毒食品”的黑标签，进而大肆批判中国社会体制的“落后”与“不负责任”。传媒的这种论调，与当日安倍政府倡导的中日间“战略互惠关系”的主旋律完全背道而驰。不仅如此，当时的一部分日媒和名嘴（日本称为“评论家”）公然批判几位“弱势首相”对华的“软弱姿态”。**可是，在媒体看似偏颇的，不顾“中日友好”大局的行为背后，却隐含着它们操纵民意，表达政府不便公开表达的意见，以对华施加压力的“合理动机”。**究其根本，日本媒体从其发展的早期开始，就一直在遵循着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准则，而它们在塑造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乃至于行为方式上所起的作用丝毫不逊色于日本的学校教育（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有过之）。

媒体替政府说出了想说而不能说的话

《纽约时报》现任驻日本分社社长马丁•法克勒（Martin Fackler）在他新撰写的《信任缺失：福岛核事故后的日本新闻界危机》一书中，将日本媒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归纳为“新闻记者作为行政的一个环节，把政治精英的思维咀嚼消化后向国民解释说明……国民不加怀疑地接受这些‘被给与的报导’”。法克勒在本书中，点出了一个日本的新闻记者不同于其欧美同行的特点，即在重大问题的报道上，他们习惯于从政府那边获得“独家的内线消息”而不是靠自己的调查去发掘新闻。而支持这种做法的体制上的保证就是在日本历史悠久的“记者俱乐部”组织。

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其乘员大多为各老牌媒体的记者，每当日本政府进行发布重要信息的时候，总要为他们召开特别的新闻发布会。所以，日本中央政府在对外发布消息时，通常会分别对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和其他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在内）召开两场新闻发布会。这一组织的用意，在于有特定的媒体记者组成的记者俱乐部与特定的政府部门形成长期的关系，借此该记者组织得以优先获得从特地部门透露的“重要信息”，实质上是为特定的媒体垄断信息来源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在今天世界范围内媒体竞争高度激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大牌媒体依然严守着这种不合时宜的组织。因为这么做可以从新闻源头上排除新兴媒体的竞争。自然得到了各老牌媒体支持。可既然是依靠和政府部门的关系来获取信息，那么媒体在信息来源和报道的方式上自然必须与政府保持默契。所以，媒体的报道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政府意识，而没有获得独家透露的其他媒体一般也只能采取忠实“转载”的方式来进行报道，最多不过是由编辑附上一些评语罢了。

这种“跟风转载”式的报道绝非如《读卖新闻》经济部主笔斋藤治所说的那样，是由于“日本的国民性不喜欢标新立异，喜欢整齐划一”，而是最先独家发布的媒体在报道口径上与政府部门早有默契，其他的媒体如果不按照统一口径来发的话，势必开罪重要的信息来源——日本政府。所以，尽管已故日本前首相宫泽喜一在担任大藏大臣的时候曾批评战后的日本媒体依然在塑造盲从上级的国民，把他们变成了千人一面的“金太郎糖”。可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最大责任人显然是日本的政客们而非媒体。

由此可见，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基调，实际上反应了日本政府对华的真实态度，或者不如说，这些媒体代替日本政府说出了不方便直接说的话吧。

媒体是政府对中国使绊子的宣传武器

自1970年代末，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姿态来看，其报道的基调基本上是跟随着日本国家对华战略定位的转变而转变的。以70、80年代中日双方蜜月期的情形而言，日本各媒体在涉华报道上多半正面积极。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泡沫经济破产前经济景气的巅峰状态，那时日本舆论界最多讨论的问题是“日本何时成为世界第一”这样的宏伟愿景。而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无论在资金还是在技术上都有不少地方需要仰赖日本的援助，所以当时的日本政府和舆论界尽可以将中国视作是一个进行合作的理想对象，以实现日本领导层理想中的雁行经济布局（即在资本和技术上占据亚洲经济的领导地位的日本充当大雁的身体，中国和东南亚作为日本产品的加工工厂和市场成为大雁的两翼）。当时自信满满一心“超美”的日本，自然尽可以对于依然“落后贫穷”的中国表现出大度而包容的态度。在那个时代，“中国机会论”是日本舆论对华评论的一种基本调门。当然不可忽视的是，联手中国共同对应苏联在远东地区可能的军事扩张，也是日本在70、80年代与中国结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必须指出的是，日本舆论的愿景总是希望中国永远居于日本之后，甘于充当一个加工工厂和产品市场的角色，以为这便是理想的双边关系的基础。

然而，90年代伊始，泡沫经济的破灭和苏东巨变的冲击，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日本政府和舆情的对华态度。首先是受到美国强有力狙击（以“广场协议”后的日元升值为代表）的日本经济大受挫折，日本在经过一番摸索之后，决定放弃和美国争夺“世界第一”的不切实际的目标，转而继续战后一贯的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充当美国“忠实盟友”的方针，作为交换，日本将谋求美国的默许，让其在亚太地区发挥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从而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实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这是日本政客和媒体常说的正常国家的真实含义）的夙愿。

其次，苏东剧变的发生，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版图，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而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将后冷战时代的中国定义为“新时代的苏联”的呼声。日本乘此机会，响应美国国内对华强硬势力的呼吁，在1996年4月17日与美国签订了重新定义美日同盟关系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政界实际上已经确定了联美制华的基本方针，所以从90年代开始，日媒对中国报导的基调也随之转到上面提到过的批判与责难的模式上。尤其是从90年代至今，日本的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倒退的不景气状态，而中国经济自那个时候起一路高歌猛进，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对此，从90年代开始，在日本的舆论中，侧重经济方面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取代“中国机会论”成为主流。可奇怪的是，不仅是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于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的其他地区的经济成长，日本媒体传达的也是“日本在停滞，亚洲在成长”这样非此即彼的“零和观点”，这与我国外宣中一贯强调“共同发展”的鲜明主张是多么不同。

随着中国发展势头地不断增强，日本媒体的对华报道也日益失衡，有时甚至会丧失新闻报道起码应该具备的中立客观。比方说，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就历史问题提醒日方正视一事，竟被很多日媒说成中国对日本怀有嫉妒，并进而得出对华“道歉无用”的歪论。而在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时，对于朱总理的善意表态，《朝日新闻》、《每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社论都在渲染，中方的低姿态是因为迫切需要日本的援助（即ODA）。《产经新闻》的社论甚至公然要求中国不再对历史问题提出异议。

到了近年来，但凡中国国内发生任何问题或者事故，日媒无不以煽情和夸张的方式加以大肆渲染，说中国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行。然而，在诸多负面报导之中，却没有哪一篇以坦诚的态度告诉公众，它们究竟希望中国怎么样？抑或日本舆论和躲在其背后的政客们对这个问题其实也心中无数吧。正如活跃在电视传媒上的许多日本“名嘴”经常表达的那样，中国既要稳定地能够让日本获得经济利益，但又不能在本地区过分扩大政治影响力。

总而言之，从奥巴马总统那里借来的“负责任大国论”，是如今的日本舆论最希望给中国戴上的高帽子和金箍。换言之，中国的发展必须符合日本利益，这样的意识是日本舆论界眼前的共识。否则，它们立即会动用自己的宣传武器来给中国使绊子。

这些天，针对 “金砖五国峰会”讨论成立开发银行过程中，各国财长因为各国经济规模差异巨大而就各国的出资规模进行讨论的事情，《产经新闻》煞有其事的借所谓俄国媒体的报道宣扬这是对中国突出影响力的牵制。反观劳合社对同一问题的报导，则完全看不到有类似的表述。而从昨天开始，日媒又开始炒作冲绳美军宿舍中发现所谓“中国窃听器”的事件，然而笔者点开相关报道的标题仔细查看了驻冲绳美军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丝毫没有看到其指控中国的内容。这样无端抹黑，不禁又让笔者联想起二战期间甘为军部喉舌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一个肯定会让日本媒体更加失望的现实是，无论它们如何“唱衰”或者“抹黑”中国，日本这个巨大邻居的走向是永远不会如他们所愿的。一言以蔽之，假使日本不能放下“大国的姿态”，采取谦逊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话，它是无法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太世纪”中获得自己想要寻求的利益的。而如果日本媒体关心的是本国真正的“国益”的话，是不是应该从改变对华报道的态度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