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遇上西雅图？北京不如西雅图！-郭松民

看《北京遇上西雅图》，感觉汤唯并不太适合演“拜金女”文佳佳。因为后者是一个霸气天成的北京女孩，而汤唯却是一位文静优雅的杭州姑娘，演员气质和角色气质相差太远，所以一开始当文佳佳动不动就耍横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点“装”，不是很自然，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文佳佳的国内富豪情夫“老钟”因为诈骗罪入狱，她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名，知道了人间冷暖，不再那么刁蛮了，感觉就好一点。吴秀波演的“落魄叔”郝志也还算有气质，只是目光有点呆滞，有些桥段也不太合乎人之常情，比如他的前妻再嫁，却安排前夫为她取婚纱，这戏就有点过了。

影片的绝大部分外景都是在美国西雅图拍的。我感兴趣的是，透过这个“小清新”式的爱情故事，导演薛晓路透过他的镜头想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美国？

美国真的是人间天堂，爱情圣地和伊甸园——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给我留下的印象。在黑暗的影院里，我有点恶作剧地想：假如今晚人类不幸遭遇重大灾变，所有关于人类文明的记载都湮灭了，只有这部电影的拷贝得以幸存，那么未来捡到这个拷贝的外星人将和我得出一模一样的结论。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美国是美丽的，举目所见，绿草如茵，蓝天如洗，西雅图安静祥和，纽约气势宏伟；美国是温馨的，圣诞之夜的街头彩灯，悦耳的圣诞旋律，都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美国是和谐的，送快递的黑人小伙快乐阳光，捐献精子的白人大学生彬彬有礼，来自印度的出租车司机和蔼可亲……总之，这是一个没有瑕疵的国家。

不错，当文佳佳带着郝志的女儿去纽约游玩的时候，因为两人为先去帝国大厦还是先去大都会博物馆产生了分歧，不知利害在小女孩在手心上写上help向警察“求救”，怀有身孕的文佳佳因此受到黑人女警的粗暴对待，但由于警察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儿童，所以观众反而会因此增加对美国警察的信任。当闻讯赶来的郝志声称文佳佳是他的女朋友时，美国警察也就释然了，尽管文佳佳持的是旅游签证，并不可以在美国生育，但警察还是充满人情味地把他们释放了。

美国的警察如此，其他机构又如何呢？在国内曾为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名医的郝志，为了陪伴女儿来到了美国。由于在美国没有行医资格，他一度沦落月子中心当司机兼保姆，甚至被怀疑是吃软饭的，但最后他也终于通过了由一群德高望重的医学专家组成的专家团的资格考试，并被医院聘用。这两个桥段告诉观众，美国不仅提供安全和保护，也提供公平和机会，尽管郝志已经44岁，但实现美国梦，永远不会晚。

和美国人的正直、勤劳、守法和友善相比，影片中的几个中国人就很不堪了。女主角文佳佳，是一个没有羞耻感的“拜金女”，明知“老钟”是有妇之夫，而且也不愿和她结婚，但还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她只为“老钟”不能来美国陪她过圣诞而委屈，却丝毫不为自己插足他人家庭的行为而内疚。海清扮演的“白发魔女”周逸，则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于是跑到美国，找一个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白人学生为她捐献精子。她不要中国同胞的精子，也不要黑人的精子，其不言而喻的含义的只有白种人才是最优秀的人种，谁愿意要一颗劣等民族的精子呢？而买红妹饰演的陈悦，则是一个爱占小便宜的小市民，一心想在美国扫便宜货，然后带回国内贩卖，把在美国生孩子的钱再挣回来……

尽管这几个人是如此不堪，但在影片中，美国还是以自己慈爱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她们。实际上，除了她们之间相互嫉妒、相互挑衅之外，美国没有给她们制造任何麻烦，她们都如愿以偿成了“美国人的母亲”。

和美国的温暖、祥和相比，中国似乎是一个充满不安全感的所在。在影片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是一个深远神秘的背景，并没有得到直接呈现。直到有一天，文佳佳发现自己的信用卡突然刷不出钱来了，她遍打包养她的“老钟”的朋友，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老钟”的下落——没有消息就是最可怕的消息，文佳佳的第一直觉就是“老钟”死了，最后深谙心理学的郝志不得不用“印第安人算命术”来使已经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文佳佳安静下来。第二天才得知“老钟”是因为诈骗罪被警方调查。

然而诡异的是，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正当文佳佳在郝志的帮助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准备开始新的生活，并且他们两人也开始相爱的时候，“老钟”却奇迹般地逃脱了法律的惩罚，而且离了婚并更加富有。这一次，“老钟”扮演了横刀夺爱的“幸福破坏者”的角色，他派了一个戴着墨镜，满脸横肉的司机，开着一辆豪华俗气轿车，在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接文佳佳回国。文佳佳不得不和郝志洒泪相别。

在《北京遇上西雅图》中，“老钟”是唯一生活、事业都在中国，并且也不想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导演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大陆是诈骗犯的天堂），虽然他一直没有正式出面，但司机就是他的形象代言人。满脸横肉的暴发户——这就是导演薛晓路预留给中国人的形象。

文佳佳回国后，被安顿在豪华但品味恶俗的宫殿般的大房子里，像金丝雀一样被圈养起来，过着冷清的、没有爱的生活，这和她在美国过的那种虽然经济拮据，但快乐幸福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文佳佳终于无法忍受，她和老钟离了婚，并再次回到了美国，在纽约帝国大厦——一座象征了美利坚霸权和雄心的超级建筑——顶端的观景平台上，她再次邂逅了令她魂牵梦萦的郝志，他们相拥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郝志此时已经拿到在美国的行医执照，从此他们就“永远永远地幸福生活在美国”了。

美国是好的，中国是不好的——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告诉我们的结论。也许有人会反驳说，难道那些镜头拍摄的不是事实吗？难道那些故事、人物不真实吗？但我想说的是，电影所“呈现的事实”，一个基本的功能是被用来代指、解释“存在的事实”，导演透过他的镜头告诉我们“美国是这样的，中国是那样”的，但我们知道，美国不是这样的，她有接连不断的校园枪击案、有种族歧视、有巨大的贫富差距……如此则电影“呈现的事实”对观众就形成了一种误导，这种误导可能是蓄意的，也可能是下意识的，不能低估几十年的“逆向种族主义”对电影人的影响。

这里一个作为反证的例子是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逃离德黑兰》。这部影片在伊朗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因为“电影将伊朗人塑造得极度脆弱、不理性、疯狂而残忍，而美国人的形象却‘善良而无辜’，中情局特工更是充满了英雄主义气概。”德黑兰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一个“危险、怪异而可怕”的城市。显然，《逃离德黑兰》中的“德黑兰”，是导演本·阿弗莱克“呈献给”观众的德黑兰，而并非真实的德黑兰。同样《北京遇上西雅图》中的美国，也是薛晓路“呈献给”中国观众的美国，而并非真实的美国。

美国是好的，中国是不好的——这就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告诉我们的结论

总的来看，中国的文化精英面对美国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仰慕以及情不自禁的美化，有时到了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在2008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梅兰芳》中，有孙红雷饰演邱如白陪同梅兰芳到美国演出的情节。演出中间，有一个观众离场，一心渴望梅兰芳大获成功的邱如白神经质地询问检票员她为什么走？不想检票员给了一个完全政治性的回答：“先生，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一幕没人认为不合理。我想，如果在一部中国电影中有角色面对什么问题回答“先生，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话，可能少不了被媒体痛批概念化、政治化了吧？

相比较而言，曾为战败国的日本电影人，在透过他们的镜头表现美国时，反而能够更加客观。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有一部轰动一时的日本电影《人证》，其中有东京警视厅探员栋居在纽约办案的情节。透过栋居的眼睛，纽约贫民窟的贫困、混乱、肮脏以及凶险都让观众感到触目惊心，这些镜头在当时中国媒体全面美化的美国大背景下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现在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乃至经济上全面受制于美国，但在文化上还是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信，这和同为战胜国，几十年来一直是独立自主大国的中国文化精英却完全跪倒在美国面前形成鲜明反差。这一现象很值得中国文化界深思。

文佳佳和郝志定情于帝国大厦顶端，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部好莱坞电影《金刚》。被从蛮荒之地骷髅岛上捕获的大猩猩金刚和它爱上的金发女郎安就是在帝国大厦的楼顶上，一起眺望落日，度过了最后美好时光。金刚旋即被美国空军击中，坠亡到纽约第五大道上。如果说，《金刚》所传递的暗示是：所有前现代的非西方民族如果胆敢反抗已经工业化的西方，无论怎样孔武有力都必死无疑的话，那么《北京遇上西雅图》所传递暗示则是只有在美国才能找到爱情、幸福和孩子的未来，两部电影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人投资，中国人执导，中国人主演的电影，传递给观众的不是中国的文化和国家认同，而是美国的文化和国家认同，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无奈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需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