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来电：“奶粉危机”仅是开始-OmenaK

近来，水货问题不时引发香港与内地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也夹杂反对派带有政治图谋的参与。水货问题带来的社区拥挤、民生物资短缺等，都是值得关注并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但水货问题背后，折射出香港经济目前的繁荣，主要是依赖一套政治制度承诺下的免税政策来维持。

蓬勃生产力靠政治制度支撑

九广铁路上水站与罗湖口岸只有一站之隔，向来是水货客频繁进出、采购货物的去处。近年水货客越来越多，最近半年终于引发了矛盾冲突，激起地头蛇、新兴的内地同业者、本区居民权益关注团体、以及人数虽少却最会“抢镜头”的反华分子之间上演“六国大封相”。最引人注目的，一开始是这些反华分子口中的“支那人滚回中国、光复上水”，还有他们手中几支歪歪斜斜的港英旗。不久之后，市民对这些丑恶表演都看反胃了，而权益团体的正当呼声也掩盖了借题发挥的叫嚣，把问题还原成“三国演义”。水货客带来的问题主要是社区拥挤、民生物资短缺，这些民生问题都值得去关注和解决。但在水货议题上，反对派带有政治图谋的参与和一味反对，却也需要冷静分析，水货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特首近日发表施政报告时，就有反对派议员扮水货客拖着小拖车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往更深一层想，水货问题其实和港澳个人游（简称“自由行”）差不多，主要建基于香港的低税免税政策，只是运作的方式不同而已：一种把人拉进来，一种把货带出去。而上水、罗湖与深圳在地理上的只尺之隔，更突显了这种政治制度上、而非地缘经济上的差异。香港的经济体系，总是被说成“新自由主义、大市场小政府、积极不干预”，政府的存在感很低，私产市场决定一切。然而，财富分配制度是一回事，生产是另一回事，香港的蓬勃生产力，却恰恰需要依赖一套政治制度来支撑。

免税政策创造庞大零售服务业

香港经济起步于上世纪60、70年代。在内地解放初期，因冷战封锁，使香港的转口贸易没法做下去，适逢上海资本家、避战逃荒同胞相继拥至，资金和人力骤然充裕，于是做起了轻工业。香港过去的转口贸易港低税政策，正好助长了轻工业的发展。到了80年代，港英政府继续放任自由主义和低税政策，上一代的辛苦耕耘使第二代小市民手里积蓄多了，而重工业和高科技又因为政府不管，欠缺初始投资而成长不起来，于是金融业一枝独秀，连带地价稳步爬升，使人人怀抱希望脱离打工生涯，投入金融或者地产市场捞一笔。香港的经济就这样与地产泡沫一同起飞。

在这里，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新自由主义解读：香港存在稳固的轻工业或者金融业要素，而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给予这些要素最大的发展空间。可到了上世纪90年代，轻工业迅速北移内地，香港只剩下了金融业及少数专业服务业。这些行业但都由社会精英占据，余下了大量逐渐失去轻工业职位的普通市民。当经历了1998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纪初的互联网信息工业小阳春之后，香港的产业已经吸纳了所能吸纳的人口，可是“自由行”的蛋糕却越做越大，相关职位一直增多，说明香港经济已经需要靠免税政策来支撑。这与上述的“自由主义促进产业”已经完全不同，而是免税政策本身直接创造出庞大的出口（内地）零售服务业。

“自由行”激发香港产业有限

这种政策的倾斜，本身就是政治边界造成的。笔者小时候觉得，一条小小的深圳河把一样的人民分隔两地，不免有些荒谬。显然这样想的不只笔者一人，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大飞”（土制装甲走私快艇），把一辆又一辆名贵轿车载回大陆，可谓货真价实的“自由行”，如入无人之境。这可以解释为：那时内地富裕阶层还少，不足以让走私客像今天这样“擦边”地在合法与违法之间捎带水货，薄利多销，只能致力于单次的一锤子买卖，而不惜铤而走险。回归后，港英时代因为冷战战略和殖民地政策带来的低税制，因“一国两制”的关系而“50年不变”，于是萧规曹随直至于今。当内地人民的消费力普遍上升，对高级进口消费品有所需求时，就产生了“自由行”的客源，也造就了水货的庞大市场。

在这整个过程中，香港的产业基本没有受到激发。“自由行”说白了就是一种低技术服务出口，而由于以零售为主，甚至于一般转口商贸所需的法律、翻译等专业服务，也没有因此而长进太多。可以说，香港只是一个全国免税总店，而水货客则是送货员。这总店僱用了很大部分的低技术劳力，要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他们本应投身于电子厂、制衣厂、玩具厂等等。如果我们穿越回去，那时候还有扭转历史的机会，像“亚洲四小龙”的另外三小龙一样，转投重工业或者高科技，在国际分工中也获得一技之长。可是时空穿越只能是小说，今天香港高企的土地成本使短期内的转型基本上不可能。

应及早谋划融入全国

长此下去香港将会怎样？威尼斯是个好例子。这个水城原本也是无甚生产力的，幸得历史的庇佑，也得益于创新的商业体制（后来发展成资本主义），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的四百年间，垄断了罗马正教世界与东方的贸易，一度成为地中海超级发达的城市，纯商业支撑的商战舰队东征西讨，还能洗掠拜占庭。可是一当美洲被发现，其地位即迅速下降。到17世纪，当荷兰、英国相继建立现代商业国家雏型时，威尼斯早已被人遗忘。香港与之类似，本地产业没有特色——威尼斯尚有玻璃，香港可不能只靠腊肠。香港全赖金融和转口商贸，还有历史的机缘巧合。当香港失去这些条件，便无法再繁荣下去。事实上，今天的局面全因“50年不变、不向中央缴税”的政治保证，要不然，即使继续保持国际金融城市地位，也无法同时保证免税政策，这样的话，不论“自由行”还是水货，都做不起来。

说起国际金融城市，香港还是有可能保持这一地位的，至于剩余的劳动人口，如果注定要像威尼斯那样，那么从今天就应该谋划后路，融入全国。香港的优良商贸传统和专业服务态度，尚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领先内地，如果香港能培养相关的经理人才，辐射全国，也是解决劳动人口问题之道。

游客与水货都只是一事两面

可是问题来了。回顾文章一开始提到的“支那、光复”，我们如何期望下一代在这种思想环境下，长大之后能够融入全国？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可是我们的年轻人却以为此即天堂，而红色地狱就在深圳河的对岸。时间对谁都是公平的，“50年不变”的政治承诺将于2047年到期，政治边界消失，香港必须融入内地，而这个日子距今只有35年。所谓三十而立，5年之后出生、10年之后入学的小孩子，将在而立之年面对这个巨大变化。香港为他们准备了什么？在此已经不敢奢望改弦易辙了，就像威尼斯那样吧，虽然最出名的船从威尼斯炮舰Venetian Galleass变成了河道观光小艇Gondola，但也许还凑合，反正他们怎么也不会骂别国游客是“蝗虫”，叫人家滚回去——观光业挺滋润的。

所以，不论是“大飞”还是接待内地客的维港观光大渡轮，不论过深圳河的是游客还是水货，都只是一事两面。香港目前的经济，相当一部分构筑于独特的政治边界，谁要推倒它，自己首先就要轰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