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行动、何东花园与香港政府-OmenaK

香港的何东花园建于1927年，迄今已历85个春秋。上月初，香港政府宣布放弃把何东花园列为古迹，何东花园将随时被拆毁改建。在2010年，何东花园被列为“一级历史建筑”，按照政策，“可能的话须尽一切努力予以保存”，但业主仍可全权支配。稍后，政府拟将之列为法定古迹，收回手上妥为保育（“保育”=大陆的文化遗产保护，下同），却遭到何东后人强烈的反对，在暂列古迹一年之后，仍未能与何氏达成共识；早阵子，何氏突然抬高“叫价”，政府所提出的30亿港圆赔偿被抬至70亿，整一倍有多。政府因而放弃原计划，并改为保育旧政府总部西座，然而此栋大厦只被评为“二级历史建筑”。舍花园而存西翼，可以说是文化上的损失。

把这事单独来看，在私有产权制度下，就只是一件很平常的“文化保育 vs 财政及经济利益”的问题，在世界各地时时发生。从制订政策的角度来看，任何社会价值都可以用别的价值来比较，从而权衡取舍。不用说文化建筑，甚至人的性命也毫不例外：政府应该投放多少钱在医疗卫生上？投放多一点，总能提高一点人均寿命，也就是多救活一些人；举个例说，到底要不要公费提供昂贵的癌症标靶药？每个患者提供多少、多久？而这些药的成本，则可以换算成别的社会效益。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只要用金钱来管理和核算，也难逃这残酷的政策权衡，夸张一点说，哪个政策手上没坑害人命？这就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社会，而这个“数目字”一般而言就是公认的价值单位——货币。所以政府这次因为业主抬价而放弃保育，从原则上无可指责。

即使不说“一级”的花园而说“二级”的西座，其于2012年中评级时收到约五千份公众意见书，其中94%认为应该列为古迹 ，如果政府“从善如流”，事事听命，处处古迹，那就是把别的社会价值包括市民的健康和生命置之不顾了。按照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陈智思所言，政府作此决定时，各个政党都反对为了花园而增拨公帑，议员既是民意代表，我们也可以视之为社会的公意；事实上，当放弃花园的消息公布后，社会并没有很多的反对声音，这说明社会大众还是理性的，能够理解是次决定背后的合理性。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这次何东花园事件放在跨度更大的时事脉络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另一番景象。过去数年，比较大型的保育事件计有皇后码头拆迁事件、高铁工程菜园村搬迁事件、龙尾泳滩发展生态保育事件、以及新界东北开发政策事件。在此一系列的反对事件中，保育价值被无限放大，在反对派的论述裡，仿佛社会压根儿不用管经济前景，仿佛竞争城市听到香港要搞保育必然拱手相让。在理性权衡被排斥殆尽的气氛中，发展计划被多番阻挠，而传媒只报导诸如把自己绑在码头的“英雄”事迹，从而炒热保育的声音，至于社会到底蒙受了多少损失，被延宕了多少时间，却鲜有媒体换算一下。这和何东花园事件的舆论大相径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传媒的一个关键角色，就是社会价值的诠释者。

过去的几次事件，要么不涉及大额的金钱赔偿，要么这种赔偿没有70亿之巨而且分散于各家各户，因而没能引起社会对经济和财政给予足够的考量，也造就了传媒选择性报导的机会，裁剪了事实，诠释了社会价值。这次何东花园却不同了，70亿的加码赔偿一掷千金，只支付给一门世家大族，这无法不引起公众的注视，传媒再也无法筛掉，因而反对派议员也不好冒大洒公帑的不讳，结果舆论就不一样。难道公众的价值观在这几年间突然从保育最高，急转弯到钱包要紧？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可以相信是以前的经济考虑的“模糊”性质给予传媒剪裁之机，左右了民意。

此外，保育团体取态的不同，也暴露了他们的真正心理或者政治目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裡（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大市场、小政府”社会），政府角色只在于维持法律，真正的利害矛盾存在于人民和资本之间。西方的保育团体无不具有左翼思想，面对资本家毫不手软，敢于抗争。反观香港，在之前数次的激烈抗争中，他们的对手是政府；到了这次，对手变成了本地豪族，而他们却集体装傻，忽然尊重私产了。

目前香港反对派的“总路线”就是反共麦卡锡主义，特区政府被他们视为北京的代表，因此在反共的大旗下无所不用其极，国民教育抗争和保育抗争，也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反对派的沙盘的彼端，必然是政府和特首。这就很好的解释了这些保育团体在反政府运动中的角色，保育为名，群众运动为实。这近于西方冷战时代的资本右翼和托派左翼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一个无威胁的社会泄压阀，兼群众动员终端，利用来对付真正对西方资本存在威胁的华约马恩列斯毛思想。

在这样的政治态势下，政府的一举一动都要被反对派拷问，要为了澄清政策而疲于奔命。刻下各种“下台”的叫嚣此起彼落，哪个官员敢趟地雷阵呢。花园与西座，原拟保育前者，发展后者；后来花园赔偿成本陡升，于是只能在下列的方案中选择吧：

第一，放弃保育花园，继续发展西座。这是完全放弃保育，找死。

第二，放弃保育花园，改为保育西座。这总算有点交代，还行。

第三，硬头皮70个亿拿下花园作古迹，按计画发展西座。这样的话，浪费公帑的罪名洗刷不掉；西座是政府建筑，没有豪门私产的免死金牌，正是软柿子。结果是两头挨骂。不过，旧政府总部西座如果按原计划改建做甲级商厦，长远的经济价值其实非常高，不输何东花园的70亿赔偿金，换句话说，保育西座既在文化上不及花园有价值，在机会成本上又不比花园低多少，甚至更高。这样一来，如果付出70亿保育花园，仍不会亏本，而得到的文化回报更好。可是我们也知道，传媒可以因为70亿而“原谅”政府，也可以因此而发动进攻，至于机会成本这样的高深学问，传媒自然就像往日皇后码头、菜园村、龙尾滩那样，干脆的忽略掉。到时，说不定又是一场保育运动，西座的改建因为抗议者占领，旷日持久不能动土，长远经济价值无从实现；花园古迹花费巨款，却因为西座的发展受困影响了政府财政，要么得不到修葺的拨款，要么必须挪用其他的公共资源。

所以就只好实施折衷的第二方案了，至于文化价值没有花园高，谁还管呢。著名英国政治剧《是，大臣》有一集《劫贫济富》：行政大臣詹哈克受足球俱乐部的游说，要卖掉一所地方艺术馆来给他们筹经费；詹哈克的爱好艺术的常任次官汉佛莱为了反抗，向内阁秘书提议让詹哈克兼任艺术大臣，这下子詹哈克同时受艺术界利益的操控，权衡之下，自然打消了卖艺术馆的念头。

大臣之于次官、民意之于政府，都是不能直接对抗的。汉佛莱的政治工具是艺术大臣头衔，对特区政府而言则是70亿。如果汉佛莱是为了自己附庸风雅的艺术爱好，那么香港的特区官员就仅仅是为了精神不至在传媒的攻势下崩溃了。哪裡有压迫哪裡就有反抗，官员和公务员并不是“民主木人巷”的木人，当他们挨了揍，就算不反击，也起码会自卫一下，于是香港人素来引以自豪的公务员队伍也被卷入政治角力去了。当整个社会卷起了政治旋涡，任何人都很难再独力游出去；游不出去，只会越转越深。当政治不再是“行政和管治”，沦为了老生常谈的“政治权术”，香港的未来只会更泥足深陷。正如保育这回事，基于政治角力的考量，政治只能利用传媒“眼球导向”的本性，以70亿这个数字来掩护保育西座的机会成本，瓦解一场政治攻势，才可以起码的安然保育一座有文化价值的建筑，不至于两败俱伤、一事无成。

在何东花园的正门悬着“晓觉园”三字，系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所题。在今日的政治内耗中，香港人什么时候才会“晓觉”呢，抑或会随着花园的拆毁，从此永远不醒？

香港何东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