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任新一届财政部长 学者官员博导教授

楼继伟：改革需要“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痛下决心”。

时隔6年，素有“改革派”之称的楼继伟再次回到自己曾工作了9年之久的财政部。

3月16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楼继伟为财政部新一任部长。现年62岁的楼继伟将接替65岁的谢旭人，出任中国第十一任财政部部长。

税收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地方与中央财税关系、逾10.7万亿元地方债务管理等，被普遍认为是当前最需要推动的一些改革领域，而这些均与财政部息息相关，也是“学者”楼继伟心头所系。

此外，在谢旭人任内，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已逼近12万亿元，与2007年楼继伟离开财政部时的5万多亿元已不可同日而语。如何管理好庞大的国家"钱袋子"，将是新财长楼继伟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楼继伟：财政金融一肩挑

新财长楼继伟与李剑阁渊源颇深，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两人就曾一起参与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课题，参与者还有周小川、郭树清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该课题收录有楼继伟与现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等人合著的《关于经济运行模式与财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

浙江义乌人楼继伟此番出任新财长，延续了近4任财长均出自苏浙富庶之地的规律，不过打破了近两任财长均由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升任的“惯例”。

外界评价，参与设计税制改革，并牵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楼继伟是少有的财政金融一肩挑的人，加上其曾在财务部任职9年，此番履新并不意外。

楼继伟出生于1950年底，少年时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17岁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服役，五年从军期间自学了数学。1973年退役后，楼被分配到北京首钢总控室、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工作。

1978年，“文革”后第二次举行的高考中，楼继伟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1982年，楼继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数量经济系数量经济学专业，是中国首批数量经济系研究生。

1984年毕业后，楼继伟进入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部门，先后在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物资经济研究所任职，其间，楼声名鹊起，参与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该小组由刘鸿儒任组长，参加者包括周小川等。该小组所提出的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证券交易所。

1988年10月，楼继伟离开北京，任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上海市市长为朱镕基。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楼继伟返回北京，被调入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其间，他直接参与设计了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当时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牵头人。现任中投总经理高西庆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说，在自己认识的人当中，楼继伟对中国改革的付出是最多的。

1995年9月，楼继伟被外放，任贵州省副省长。1998年4月，楼继伟被召回北京，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他在财政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任职时间长达9年，历经项怀诚、金人庆两任财长。

直到2007年初，中国政府决定要成立主权财富基金，57岁的楼继伟再获重用，先是在当年3月被提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筹组新公司；并于9月正式挂帅，执掌注资额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

2008年7月，楼继伟又兼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辖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8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此间，面对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投调整资产配置，对长期投资赋予较高比重，五年进行了数十笔海外集中投资。

截至2012年6月末，中投境外投资业务年化收益率为3.9%。但在起步阶段，中投对美国私募黑石的30亿美元投资所产生的巨亏曾广被诟病。

“他被市场伤过，对市场就更有敬畏之心。……这段经历，相信对他的财政创收理念、财政支出理念都会有影。”一位中投人士曾对路透社说。

展望新财长的改革路径

楼继伟被认为是位学者型官员，有教授职称和博士生导师身份，曾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同为理事的还有:李剑阁、谢平、张卓元、吴敬瑾、于光远、周小川等。

爱好高尔夫球的他常年笔耕不辍，著有《改革价格体系应多次小幅调整》、《论改革之运动形态及发展前景》、《经济体制改革中财政的重要性》、《让市场起作用》、《中国经济发中亟待解决的改革问题》、《摆脱我国当前通胀困扰的思路选择》、《管货币，改善调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改革与国债市场发展》。

不难发现，这些著作均指向改革财政、货币、市场等关键词。结合起来，对楼继伟而言可算是一隐喻——此番出任新财长，外界期待其能将财税改革作为当前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些过往难以推动的改革“硬骨头”，特别是包含房产税等在内的地方税体系构建、以财税改革破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问题，都是摆在楼继伟面前的重任。

朱为群认为，财政领域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强法制建设，其中有三个课题特别需要关注：一是搞好预算法的修订工作，政府钱袋子怎么花得规矩，不能由花钱的政府部门来主导制定，应该由全国人大来主导；二是全国人大税收立法权收回，现在税收立法权是授权给国务院，执行操作就在各部门；三是，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政府之间财政收支的划分问题。

“以上这些事情都与财政部有关，现在也都在做，改革对财政部而言是有压力的，因为意味着要革自己命，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而不是部门利益的角度，把不该有的权剥离开来，使不同权力得以制衡，才能有比较好的制度保障。”朱为群说。

2011年，楼继伟在经济刊物《比较》上还曾发表题为《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六项制度》的文章，涉及社会保障体制、个人所得税、户口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财政和央行账户的关系(主要是如何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大国经济问题)。

在提到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时候，他说“关键是分清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这是正确的方向。现在我们的做法是维持现有不合理的事权，多给地方政府资金让它们办本应由中央政府办的事项，这样做没有出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如果没搞清楚，就维持现状，不宜压缩中央收入比重。不然，会为今后的改革设置障碍。”

关于改革路径，楼继伟在今年初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曾表示，改革可以从具体领域入手，先定下来一个最小的一揽子方案，为相关的改革铺平道路，改革需要“自己认识自己，自己痛下决心”。

“上次(楼)是空降财政部，想完全施展拳脚会有阻力；但这次应该会大刀阔斧一些。”一位熟悉财政部的官方人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