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新的媒体产品出现才能改变媒体极端化倾向-高连奎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拒绝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这虽然是他“三个拒绝”中的一个，却是最受关注的一个，而会议期间，他与港澳区政协会面时也认为“现在流行的是，谁能够讲出极端的话，就能够博得网络的眼球……你要讲一些合理的话，反而是被反驳、被攻击，有走极端的倾向”。这些都是切合实际，也非常中肯的话，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在笔者看来，中国社会舆论所呈现的“走极端”倾向，跟媒体行业的大变革有着很大的关系。

媒体的三大倾向性结论

不管你愿不愿意，媒体正一点一滴向你的生活渗透，开始操纵公众的生活，媒体首先划定一个“正义”的一方，然后引导人对其痛恨起来。你变得不喜欢思索，情绪开始随媒体波动。也可能在媒体的启发下，你开动了脑筋，开始了自以为是的“探索”，却仍在媒体思路的掌控之内。电视、报纸、网络铺天盖地向你袭来，看似“花样百出”的趋同思维，你左冲右突，无处遁形。总结起来，媒体无非是想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第二，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第三，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误。

然后这三种论调并非一定是预设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是媒体追求负面、追求轰动的必然结果，然而这三种论调却给某些民粹分子提供了运作的空间。比如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所以你应该起来革命，不革命也应该改革吧，这两个逻辑就是这样连接起来的，所以宣扬革命或改革的人永远是媒体的宠儿，而人们不管这个人到底懂不懂改革，也不管他的改革主张中夹杂着多少的私货。

对于第二个论调，媒体总是宣言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里，既然自己的国家是最坏的，那其他国家总比自己的国家好吧，所以民粹分子马上就给你支招：你应该移民，离开这个国家，然而这些宣扬移民的，却是些对外国丝毫不了解，甚至也从没出过国的屌丝文人，这不重要，反正这种论调是符合媒体预设的逻辑的。

我们再看第三个论调，一切社会不好的现象都是政府造成的，那就应该不要政府了吧，或是“小政府”吧，“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吧。民粹分子的接招不错吧，尽管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政治学、行政学的研究，也不懂的社会运作和社会管理的基本常识，而且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从没有学习过这些方面最基础的课程。

媒体的三大结论，“你生活在最坏的时代，你生活在最坏的国家，这一切都是政府的错误”，尽管不是媒体的目的，但是却使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媒体在自己亲手制造了这些结论的时候，他们又怎么会排斥后面的主张呢？于是民粹分子们拿过接力棒炮制出“改革论”、“移民论”、“小政府”论，这些论调自然又受到媒体的第二轮追捧。不经意间媒体与民粹主义分子完成了精妙的合唱与合谋。民粹分子的言论证明了媒体的预见性，媒体的案例为民粹分子提供了依据，两者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们联合起来似乎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媒体将这些人吹捧成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而民粹分子们将媒体吹捧成最有良心的媒体。媒体的批判不再基于客观的了解，而都是基于对现实的错误观察。但是改革不慎的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移民美国的都上当了，小政府更是早就证明是失败的东西，但媒体不管这些。

市场化让舆论呈现右翼民粹倾向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一旦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就变成了最坏的东西，而市场原则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市场化以后媒体开始追求眼球，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了社会担当，还通过绑架社会责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广告是媒体的收入来源，但媒体的广告业务员在面向客户时不得介绍的内容，就是媒体的发行量和阅读群体的性质。为了提高销量，就必须走极端，为了向客户炫耀自己的阅读对象就是“有购买力”群体，就必须为“有购买力”的群体制作内容，而“有购买力”的群体无非就是富人，所以中国媒体的民粹倾向都是右翼民粹倾向，而非左翼民粹倾向。

媒体那里，只讲民粹，报纸主编的所谓“拍桌子”选题，只是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而已，即使专业媒体也并没有体现出“专业”和“专家”的力量。记者的选题、采访与专家并无关联。经济类媒体也大都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非深入事物的本质。以前媒体追求“公信力”，现在更喜欢“争议性”，做出有争议的报道，反而是成功的表现。

不同媒体产品的“选择效应”

媒体曾经是对社会进步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但为什么媒体突然变了？其实归结起来是“产品”的变化，在市场经济中，媒体也是产业，也存在不同的产品，其实在商业社会，一切都是产品的问题，杂志、图书主要是学者名流的阵地，报纸、特别是都市报捧红的则是时评写手，而博客捧红的主要是两种，一种是真诚的诉说者，一种是不负责任的社会起哄者，微博捧红的基本上是造谣者，真正的学者、饱学之士不再吃香，知识程度接近文盲的“公知”都成了领袖。

在杂志当道的时候，学者们控制着媒体，杂志一周或是半月、一月一本，刊登的都是成熟思考的文章，而且主要靠订阅，后面慢慢的成了报纸的舞台，而且不再靠订阅，而是靠广告，新闻都是当天的事件，评论都是当天事件的评论，各报纸纠集一些虽然混在大学、但从来不做研究的所谓教授，或是让自己的资深记者撰写所谓的“时评”，几十分钟成稿，然后开始传播，这样的东西能要吗？网络兴起后，这些禁不住推敲的东西本身所具有的争议性，更是让这些写手们成了时代的宠儿，还一度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

杂志因为无人订阅几乎退出历史舞台，都市类媒体几乎全部民粹化，网络媒体更是民粹分子的舞台，而正如学者所言，“批判性”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的理解上，但这种“理解”需要相当的辛劳，也就是要建立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上。学术界还是学术界，但不同的媒体选择的却是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学者，学术界从来就不缺乏学养敦厚，理性客观，而又极具创新精神的学者，但这些人并不受媒体欢迎，媒体不喜欢“专家”，专门喜欢“砖家”，“砖家”才有争议，有争议才有销售，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才是一切社会怪相背后的关键。

舆论对民意的“选择效应”

很多媒体人身在其中，往往是这种选择效应的最先受害者，他们率先随着自己的报道起舞，或高兴，或愤怒，甚至有志于成为社会改革者的一员，殊不知舆论并非全部民意，舆论只是被选择的民意。在网络媒体中，将平面媒体的文章随便抽出一句话作为标题，或是直接自己弄个完全偏离文章意思的标题，网络阅读就是标题阅读，绝大部分文章都不会点开看内容。这种选择甚至变成了煽动和制造民意，很多时候会偏离主流民意。

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导致了民意呈现上的“偏颇”，这种偏颇也给某些政客提供了利用民意的误判，以为自己有舆论做后盾，可以获得大多数的支持，但真正行动起来，往往支持者寥寥，而聪明的政治家应该看到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正确地估判民意，真正洞察到民意的天平到底在哪边，而那些更具智慧的政治家更应该注意到那些不被选择的民意，主动去回应他们，则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

懂眼的看门道，不懂的看热闹。媒体不仅看热闹、凑热闹，而且更热衷于制造热闹。而要改变这一切，加强管理、改善教育提高从业者的专业素养都是必要的，但最终需要新的媒体产品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