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慎的大部制改革是国家之幸-鲁宁
昨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正式公布并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根据方案,国务院将新组建国家铁路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撤销铁道部、人口和计生委、卫生部、广电总局和出版总署,同时还将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和国家能源局,以进一步强化国家海洋战略和能源发展战略的政府职能。
这次改革,国务院正部级组成机构减少4个,其中组成部门减少2个,副部级机构增减相抵数量不变。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设置组成部门为25个(观察者网:大部制方案披露:拆铁道部,并计生委,重组海洋局)。
铁道部被分拆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前者继续承担原铁道部行政职责,后者承担原铁道部企业职责,从而实现中国铁路体制的政企分设,构成此轮深化大部制探索以及此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的一个最大看点。
然而,分拆铁道部以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方案取而代之,并未削弱中国铁路在国家大交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强势地位,也没有损害中国铁路军民一体的交通战略格局。铁路政企分开后,中国铁路管理和铁路建设运营的行政体制、公益和准公益性质反而得到了必须的强化和巩固。
这一清晰的改革理路既致力于化解铁路长期政企合一所积累的一系列弊端,又坚持了中国铁路的国家属性,与现阶段的国情高度契合。很显然,如此必需但讲分寸并坚守底线的改革,令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深感沮丧。
简言之,包括大交通部(含民航总局、邮政总局、国家铁路局)在内的新一轮大部制探索,政府综合规划、统筹、裁判、监管职能非但没有“为改革而改革”而有所弱化,反而得到了必须的强化。如此审慎的改革探索,是国家之幸、社会之幸、民众之幸。
大部制探索始于上届政府开始施政的2008年,当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两会”,国务院组成部门由2003年的29个只减掉了1个,但其中的重要探索是交通部、人社部、工信部等实行“准大部制”。经此试点,正部级机构减掉了4个,新组建了3个,国为院实际组成部门圈定为28个。
本次全国“两会”,大部制探索再迈新步,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么做与释放舆论压力有关。表面上看,新一轮大部制探索由上月28日闭幕的十八届二中全会敲定(此时社会已就“两会”开始舆论预热),实际上,相关的研讨、论证和方案制定与比较,在两年前就已有条不紊的提前启动。
十八大召开前,在部分社会舆论的想象中,十八大应该是个“改朝制”的大会。结果,十八大政治报告“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掷地有声,十八届二中全会对机构的改革“积极稳妥、秩序渐进、成熟先行”。
事实上,主动但稳妥地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包括实施大部制探索,一是中国行政体制确有许多非改不可的缺陷,相当大数量的政府部门,其机构职能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叠与交叉;二是中国发展很快,从政府到社会,均对机构职能转变必须与时俱进抱有广泛的共识。
不过,这样的改革并非被舆论所逼而不得不改——也即不是为改而改,而是主动为之。建立于如此改革理性,包括大部制探索在内的机构改革,目的是改出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清廉,而非拘泥于改革的所谓力度大小。
以最近30年作为观察的时间坐标,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总量积累,不但超过全球在此期间所有发生“革命”国家的总和,超过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总和,甚至超过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改革的总和。
历史是中国改革成效最好的见证人:前苏东集团因改革过于激进而灰飞烟灭,中国则因改革的渐进收获人类历史上决无仅有的巨大进步,这就是改革的辩证法。过去、现在和未来,中国渐进、有序推进的各项改革,不可能被某些国内外舆论的“里应外合”牵着鼻子走!
事实上,中国行政机构改革30余年一直遵循渐进而非激进的方式有序推进。假如向当年苏联那样搞激进改革,中国可能比当年的苏联垮得更快。
机构改革是行政改革的重要部分,行政改革亦是中国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中国机构改革已经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若上升为经验总结,笔者以为,不以获取廉价的舆论“满堂彩”为目标,不以舆论短期的满意度高低作为评价改革力度大小的衡量指标,无疑是难能贵的主要经验之一。
中国的幸运之一是:一方面,机构改革积极顺应民意和舆论要求主动为之;另一方面,清醒认知民意的喷涌和舆论的活跃并非总与理性成正比。作为民意和舆论外化载体的民主,从来就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其效果自不待言。运用不当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成为具体改革决策的陷阱。
互联网无疑是当今民意和舆论表达的“第一平台”,但网络舆论的偏激特性、发散特性、热点形成快冷却也快的特性,则已被越来越多的网友在一次次的兴奋、一次次的上当受骗和一次次的上当受骗中逐渐领悟和把脉。
小到深化大部制探索,大到整个中国的继续推进,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切忌为引合某些民意和舆论自乱方寸。好在迄今为止,中国执政党保持了清醒加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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