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时代意识”的普及——出版往事（七）-陈昕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时年88岁的邓小平同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通称南方谈话。谈话针对一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针对当时出现的姓“资”姓“社”的争论，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1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石破天惊的新思路。正像“春天的故事”这首风靡全国的歌中所唱的那样：“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中扬起浩浩风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成为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第二份宣言书，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

邓小平南巡

那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任总编辑，香港工委宣传部向我们传达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内容，并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在学习讨论中，小平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等的深刻论述，给了我极大的教益和启迪，使我领略到一代伟人的非凡睿智和理论深度的巨大感召力和说服力。特别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精辟论述为我所折服，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小平同志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0年风云兼程，我们这一代人也曾经历过不少理论上的困惑和精神上的迷惘，一道难以轻率跨越的时代意识就是“市场经济”；今天，人们可以轻松自如地谈论市场经济的概念、理论、模式和规律，殊不知，20多年前，市场经济还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捆绑”在一起，与社会主义制度隔河相望，人们习惯地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唯一选择。有“吴市场”美誉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曾在《读书》杂志上著文详细地论述了市场取向改革的艰辛过程。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术界热烈讨论“按劳分配”的问题时，就有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改革的主要内容应当是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市场经济，但当时出于避免政治上过于敏感的考虑，他们大都不用“市场经济”的提法，而以“商品经济”来代替。

我从1973年起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业余时间也曾写作并发表了一些经济学的文章。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我的理论思维中已矇眬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1980年，我在《社会科学》（上海）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详尽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1982年8月9日，《光明日报》摘发了我的“把计划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在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后，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计划必须以市场为基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计划的制定必须求助于市场，建立在对现实经济结构和市场的调查研究与分析预测的基础上；另一方面，计划制定以后要付诸实现，同样必须依靠市场的作用，即借助于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调节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进企业按国家计划组织生产和流通，从而保持国民经济各比例的平衡。通过市场来调节经济活动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一是由国家自觉地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这就是计划调节；二是由市场机制自发地来调节，这就是自由调节。”我在80年代初的这些认识在当时可以说是大胆和前卫的，但仍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无法超越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没有真正认识到市场制度对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作用。

小平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精辟而睿智的谈话，使我对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引入，国民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迅速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意识到市场经济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于是，我萌生了为国内读者出版一套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丛书，为我们社会即将开启的经济转型做好知识启蒙工作的念头。但是，工作一推进，问题接踵而来，策划的原则是什么？结构如何布局，书稿从哪里来，作者队伍怎么组织？如果从西方的经济学通俗读物中遴选一个系列的作品来翻译，在编辑上要省事得多，但这只是基于“知识导向”与“结构导向”来谋划，无法紧扣中国特有的现实生活，也无法体现“问题导向”。就在此时，我的长期作者、远在美国留学的学子史正富、贝多广先后致电与我，告之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打算编辑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市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丛书，他们将分别撰写其中的两种，希望我能支持他们的想法，承担起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是留学北美的中国经济学者的专业学术团体，成立于1985年5月，长期以来一直在学术层面关注和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在中国和美国经济学界颇具影响力。不久，该学会时任会长田国强和前任会长易纲分别致电与我，详细介绍了他们的编撰想法，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他们的想法与我的想法可谓是不谋而合。这些改革开放之初走出国门求学的青年学人，既有中国国内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和困惑有真切的感受，同时，又在国外受过系统的市场经济理论的训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径有诸多的思考，因此，由他们来编写市场经济知识的普及读物，字里行间会表达出一种特有的问题意识和本土关怀，案例的组织也会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趣味，而不只是作为理论的注释。他们无疑是这套丛书最合适的作者。

为了编写好这套丛书，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田国强任主编，易纲任副主编。编委会于1992年开始在留美经济学人中征集写作计划。原以为这些置身象牙之塔的青年才俊们不乐于做普及读物的写作，没想到身处异乡的他们心系祖国经济社会变迁，写作热情异常高涨，有40多位学者提供了30份写作计划，他们之间有昔日的同学携手执笔，也有师生、同事联袂合著。编委会通过评审，挑选了16份写作计划，并通知作者开始写作。大部分作者于1993年年初完成了初稿。编委会随即组织了审稿工作，审稿采取单向匿名方式，每本书都由两名专家作为审稿人。20多位审稿人从系统性、严谨性、通俗性、可读性和趣味性等五个方面对书稿进行了评价，提出了修改意见。各位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各书的第二稿于1993年5月完成。书稿送我审读后又调整为14个选题。

根据田国强、易纲的设计，这套丛书的14个选题涵盖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不同题材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和呼应，又相对独立。现代经济学理论可以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领域。微观经济学关心的是经济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个人、家庭、企业，并研究市场是如何运转的，它是所有经济学领域的基础。宏观经济学则把整个国民经济作为整体来研究。田国强、张帆的《大众市场经济学》和欧阳明的《简明宏观经济学》组成本丛书的基础部分，分别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市场经济是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决策是由消费者和生产者单独作出的。肖经建的《现代家庭经济学》和史正富的《现代企业的结构和管理》分别研究了现代市场体系的两个经济实体——家庭和企业。金融市场是发达的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市场的建设是中国市场体系建设的关键，也是大众关注的热点。因此这套丛书把金融市场的介绍放在了突出的位置，易纲、贝多广合著了《货币浅说》，杨海明、王燕合著了《现代证券、期货市场》。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受国界的限制，交换关系已经把整个世界连成了一个大市场。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地进入国际分工交换体系，这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海闻的《国际贸易：理论·政策·实践》和尹尊声的《国际技术转让价格谈判》分别讨论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技术交流。世界市场不仅包括国与国之间商品的交易，而且包括国与国之间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知识的普及对于中国进入世界资金市场，更有效地利用外资是必不可少的。毕克茜的《外汇·风险·保值》和段先胜、杨秋梅的《外国直接投资》介绍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市场体系用自愿交换和分散决策的方式协调了社会经济活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在市场机制发生故障的情况下，需要政府有限度的干预。陆丁的《看得见的手——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论述了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汪翔、钱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导论》分析了政府决策行为、民众的公共选择行为及其相互关系。就像物理学假说需要经过实验才能证明一样，经济理论需要经过实证研究的检验才能成立。林少宫、李楚霖合著的《简明经济统计与计量经济》讲述的是实证研究方法，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则对经济生活中的大量案例进行了分析。

这套丛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它帮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行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的是“大公无私”的教育，从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我们应该提倡的一种品格。但是市场经济学要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市场经济学的分析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的。其中之一是假设人是“理性”的，每个人都会在给定的（法规、政策）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这种行为被称为人的“自利”行为。这套丛书告诉我们，这一假设与我们平时所提倡的助人为乐并不相悖，只是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人们之所以会助人为乐、无私奉献，是因为他把他人的快乐看成了自己收益的一部分，这就是市场经济学意义上的“自利”。而且在经济学中，“自利”和“损人”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利己者也可以利人，同样不利己者也可以损人。今天，市场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假设已经被许多人所了解，但在当时却是普及市场经济知识的一个主要障碍。“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在这个问题上，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开全国风气之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鼓与呼，功不可没。

作为这套丛书的出版总策划，我认为它还具有四个方面的特色。一是在国内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涵盖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主要领域，还涉及到一些前沿专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完读懂这套丛书，你就已经掌握了现代市场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知识。二是力图结合中国的现实，通过典型生动的实例，通俗易懂的文字，讲故事的方式，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和运作规律娓娓道出，将股市的波澜，企业的经营，外资的引进，汇率的调整，政府的职能等等，剖析得透彻、清晰、简单、明了，称得上“是真佛只讲家常话了”。三是第一次尝试在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对比中，展开对市场经济知识的介绍，以使读者更清楚地了解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以及市场机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巨大能力，进而认识到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解决当前发展和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不容忽视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深化改革，加快市场化的步伐。四是这套丛书的作者经过在国外著名学府系统的经济学训练，有的已经成为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高级专家，有的被聘为国际著名高等院校的终生教授，有的曾获得国际经济学大奖。他们比国内学者更加熟悉西方市场经济的利弊，比国外学者更熟悉中国的国情，既有深厚的理论根底，又有参与市场经济的切身体验， 因而做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与实务知识的水乳交融。

1993年5月，我在香港三联书店的第一个任期届满，香港联合出版集团要我继续留任，而上海市委宣传部则希望我回沪出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我选择回沪工作，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宏伟目标吸引着我，心中惦记的是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可以尽快在内地出版，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奉献一份精神滋养。7月我正式回到上海，由于新的任命还未下来，我主动要求先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帮助工作。一上班，我就向时任社长巢峰同志谈起这套饱含着深深社会责任和时代抱负的丛书的策划和成稿过程。巢峰同志与我心息相通，当机立断，让我牵头，组织全社精兵强将30多人参与编辑出版工作，赶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地推出这套丛书，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

在领导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尝试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获得两个效益。当时出版业已由“短缺”步入“过剩”时代，但编辑仍然没有太多的市场意识，只管埋头编书，一旦书稿发到印刷厂，就不再过问了，这与我在香港做出版的境遇完全不同，于是，我觉得应该让编辑通过这套丛书的运作初步培养市场的意识，也算是这套丛书的内容在出版社本身得到实践。那时出版界市场营销意识初萌，仅仅只是在书评与宣传上花点小功夫，没有人思考融资与投资层面的运营，而我则利用曾在香港工作的人脉优势，与香港的智慧出版公司（当时这家出版社有拓展大陆市场的战略）以“双冠名”的形式合作出版（承诺按比例共同分享赢利），不仅吸引了300万元的前期投资，还让合作方签约承销1万套图书，分摊了销售压力和市场风险，加快了资金的回笼，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对方也获得了品牌收益。

在图书宣传与包装上，我们也动足了脑筋。我们十分注意包装作者，勒口上有详细的作者简历，介绍他们的研究工作和成就，书前书后处心经营，有编者前言，声明编辑方针，长长的总序对整套丛书的价值链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新闻稿注重话题的演绎，让全国各地的媒体对于这套丛书的开风气、领风骚之举理解精准，报道活跃。我们还在北京、上海精心策划了两个高层次的出版座谈会，通过政府领导人与著名学者的双重影响力将传播的“剧场效应”扩大成为“广场效应”。为加强与读者的互动，书中还设计了读者意见调查表，及时获得读者的阅读体验信息，为重印和后续选题的开发提供可以参照的市场调查信息。我事后统计，为这套书一共策划了20多项营销推广活动，密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

这套图书在当时影响很大，一共发行了40多万册，先后获得了全国和省市的诸多出版奖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成为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时代的社会、经济转身的历史大潮中一套值得纪念的出版物，也推动了上海人民出版社向市场主体转型。同时，我们也发现和培育了一批新的海外经济学新星，帮助他们在国内建立了声誉，推动其中一部分最有希望者回国效力。目前这套丛书中的不少作者和编委均活跃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岗位上。例如，易纲现在已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海闻担任了北京大学副校长，田国强和张欣则分别出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公共管理学院的院长，贝多广、史正富等则分别在国内金融、投资等领域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对于出版社来说，这批作者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缘分绵长，“班子不散，好书不断”，尹尊声后来为我们主编了“现代工商管理丛书”，也取得了成功。海闻、易纲应我之邀，为我们主编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教材系列”，成为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著名高等院校经济系科的核心教材，一直使用至今。史正富为我们主编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则在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他们也成为我本人终身的学术挚友。

弹指一挥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年的日子里，回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的产生与建立过程，回忆起这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的策划与出版历程，内心依旧荡漾着当年的激越与活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就是在激越和活力中奋发、成长。

让我们永远珍藏那一份激越与活力。

（原载《文汇报》2012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