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称国五条与十八大精神对立 国务院管太深太细

3月2日，“2013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艰难的复苏”。会上，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发表演讲。他分析称，城镇化最重要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居住的城镇化，但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民进了城，在城市工作，但他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仍然在农村，任志强称之为“伪城镇化”。

对于新出台的“国五条”，任志强表示此政策与“十八大”精神对立，十八大二中全会特别强调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实际上国务院仍然是不断的强调如何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甚至于管到了更深更细的地步，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无法看到城镇化在未来市场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任志强在会上发言

个人发言：

文字实录

一年以前，提出城镇化是未来十几年发展的动力，很多人都很兴奋，认为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理解，我个人认为城镇化最重要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居住的城镇化。

在中国可能和外国不太一样，在中国城镇化里面也包括了居住的城镇化，所以房地产市场一定会受到城镇化的影响，不得不盖房。如果按照国际上说的城镇化的标准来衡量，不是指你住哪里，而是指你的就业来自于城市，还是农村，所以统计上看到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

当你的就业是来自于城市的时候，你可以住在农村，比如住在别墅村里面，他可能就是在农村，但居住地和获得劳动就业、获得劳动收入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算在第三产业或者第二产业里面，但在中国常常居住地和就业是连在一起的，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到农村购买土地，所以我们土地制度导致城镇化和居住城镇化是连在一起的。就象我们说工业化一样，工业化实际上不分你的工厂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工业土地上，都叫工业化，因为有劳动就业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能不是，似乎只有在国有土地上才叫城镇化，而非国有土地的不叫城镇化，因此人的城镇化在所有的城镇化中可能业绩排在第一位。我们现在有些农民工的劳动就业已经在工厂、在城市，但是他的劳保，他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在农村，他的土地在农村，他的宅基地在农村，这些问题如果不能统统解决的话，城镇化就是通常所说的伪城镇化。

到目前为止，第一产业劳动就业比例很高，36%到38%，这是很高很高的比重，这个比重创造的GDP只有10%，是严重的不对称。美国大概只有3%左右的农业就业，德国只有1.5%，很多国家的农业就业，包括日本都降到很低很低的水平，而我们现在是最大的，我们第二产业比重和德国这些制造国家差不多，但是我们第三产业比重远远低于这些国家，他们60%到70%的非农业就业，我们非常非常低。

我们都知道卡特总统，美国的卡特总统居住地在农村，那个村大概只有700户人，但是他的劳动就业不在那里，他获得的收入来源不在那里，他工作的范围都不是在那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在中国伪城镇化，形成的结果就是城镇化和农村的土地制度相联系，变成你必须是居住在城市。

最近我们看到刚刚出的国五条、国六条，其中一个是户籍制度保障让你不能进入城市，必须取得某些条件以后才能在城市买房，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进入城市。十八大提到城镇化里面有重要的一条就是改变户籍制度，至少我们可能看到国务院出台的文件，都是和十八大文件相对立的，或者说都不能完全按照十八大精神办事。

十八大二中全会特别强调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实际上国务院仍然是不断的强调如何对微观经济进行干预，甚至于管到了更深更细的地步，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无法看到城镇化在未来市场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进展。

讨论环节发言：

主持人：

为什么刚才贾所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一旦北京市放开户口管制，北京就会招架不住，我想请问一下任总，大家都愿意来北京，除了大都会人的聚集产生的社会化分工，就业机会的多项选择，这样一些客观因素之外，为什么人们愿意来北京？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

任志强：

中国和国外不一样的就是户籍制度，一般垄断权利在哪的时候，那个城市一定是发达城市，而且不得不到这个城市获取垄断的审批，所以北京在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最高权利的垄断结构，这个机构里面一定要会吸引所有的人进入到北京。

那么随着我们垄断机构所在地，还有中国大概最好的医院百分之六七十都在北京，最好的大学、最好的高等教育百分之六七十也在北京，最好的文化区域也在北京，北京成为对所有人聚集吸引力的城市。北京2020年规划中，我们提出那时候设定2500万人，实际上这个规划在我们十一年以前，2020年倒推十一年前，人口超过了1800万，第二个实现的目标是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这个提前十多年被现实超越了。

人民土地供应目标按照2020年1800万人口给的，所以变成了一个差距，吸引人口的能力和它容纳土地和其他条件是不匹配的。世界各国首都都是这样的情况，只有华盛顿把首都的审批制度和商业中心是分开的，它的商业可能是集中在纽约，所以华盛顿只有政府，没有商业。坎普拉只有行政权利，没有经济权利，不提供这些财富，没关系，北京不一样。东京有将近3500万人，它和大阪抗衡中，原来想用高铁把人集中在大阪，反过来人们都集中在东京，然后我们看看首尔，还有很多其他的首都，比如莫斯科、孟买等等，它们都集中了众多的人口，就是跟中国有类似的地方，这些地方是吸引人口能力最强的，比如就业、创造财富等等。

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纽约靠高房价，当纽约的高房价挡住一部分人，这些人住在新泽西和纽约之外的地区，房价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自由的人员进入，中国政府反过来，中国政府希望房价越低越好，换句话说更多的保障，让更多的人进入城市，于是这个城市就无限制的扩大，扩大到你认为无法忍受的地步。纽约为什么这么多辆车，没有那么拥挤，因为没有那么多行政机构把道路堵塞，所以可以畅通，但北京不行。北京还有全国的戒严，搞的北京没有办法解决类似的问题。

减少消费费用的同时，让人口自然增长，使北京变成了人口急剧增长的城市，两年以前，我们胡主席到北京市提出了三条，第一是北京市的人太多了，人太多了，开始限制户籍，用各种办法限制户籍。十五期间，我们北京市每年机械增长人口是24.9万，不到25万人，机械增长人口不是自然生长，不是生孩子生的，而是从外地调进北京的，按户口叫机械增长。

十一五增长了一倍，这个机械增长速度远远超越了人口自然生长率，于是北京的人口越来越膨胀，历史上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叫做告老还乡，皇帝手下的宰相也要告老还乡，所以保证了皇城里面的人来了就得回去，考试当不了状元、当不了官就得回去。中国不是，中国都把老干部拉到北京居住，全国老龄退休金不够的时候，北京够，北京富裕，为什么？北京大概300多万人口的老龄人不归北京支出，中央支出，包括医疗、退休金等等，北京市反而没有那么严重的老龄负担。

上海就不行，上海两年以前退休修养金不够了，所以中国已经出现了11到12个城市退休修养金变成负数，北京没事，北京还有能力利用中央名义调动各种人口进入北京。如果中央人口拼命的增加就得压缩，户籍限制购房，达到五年才可以购房，限购政策下达政策起，这些人仍然不具备资格，其他地区为什么购买量上来了？一年的限制性条令很快满足了，至少释放了20%人的购买力。

户籍命令和户籍歧视限制，最后造成了所有居民的反对，没有户籍的人反对，异地考试为什么不允许我享受北京考试的资格，北京人就说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资格？你不是挤压我的份额吗？在我们财政系统里按户籍人口返还教育经费，当你的户口在农村的时候，这个教育经费拨付回去，你人在城市，可是户籍返还经费不在这，美国不一样，可以到公共和私人的教育系统享受教育经费。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变成恶性循环，比如我们说要给农民工解决土地问题，但是他在农村的宅基地怎么解决，于是农民变成了拥有量套住房的规定，他使用或占用了，城市出让办法的时候，他占一套，我们没法提出城市群的概念，转移不了，于是只能提供在城市的核心区，变成非常拥堵，没法疏散。

财政不能向外转移的时候，其他的公共服务业不能向外转移，于是没有城市群，因此我们在中国看不到城市群的概念，大的城市中间不可能形成城市群，但是美国可以，其他国家都可以，因为有了财富以后，就有教育、就有医疗，就有其他的配套，包括养老等等，于是这个城市就可以发展起来。

但是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是批准市，你就是市，批准你是县，你就是县，而不是自发产生的，城镇化是人自由选择形成的结果。比如南方很多县，人口超过1300万，流动人口是常住人口的四五倍，但它仍然是个县或者镇，因为中央不同意设机构。如果这个地区允许房屋自由买卖，或者人口增长和提高行政级别就变成城市，但我们做不到，因为有人打官司，说你是小产权房，合同是无效的，为了保证画家不流失，即使无效也可以购买，但是它永远是个镇，当人们自由选择权被政府行政命令干预的时候，不可能真正形成城镇化概念。

我们看看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形成，大部分是由于官员所在地，州、道、府等等，国外城市从提供贸易集散地变成城市，人们选择的时候，因为有就业等等条件才选择进入城市，当农民没有拥有土地权利的时候，所有的农民拥有同等的土地，比如人均1.5都是1.5，所有人都不能靠1.5改善生活，一定是有一部分卖掉土地进城了，集约化生产改善在农村的生活条件，就不离开农村。

一部分人如果把1.5能变成钱，因为他有产权，加上宅基地有了进城的资本，形成人在城市中的集约化，因为我把权利和产权都可以随身带着，但是中国不行。美国有卡号，在任何一个地区都可以获得驾驶证，都有选民权利，都有其他的福利，退休退养、劳动保护等等，中国不行。

北京的补贴标准远远高于其他的县市，北京即使贫困，拿到的保障收入高，对每一个城市的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北京未来得发展可能是3500万人，如果我们早早按3500万人进行控制和设计，也许城市的规划不是现在这样，可能更加合理，而且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污水处理，北京处理不了这么多污水处理，人口增加了，污水排量增加的时候，我们还按照原来的规划进行，实现1800万人的污水处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只要中央批准的城市规划，这个规划被限制，靠当时领导愚昧制定规划的时候，这个规划一定远远落后于现实，是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是这样，不是，有些小城市各方面都在扩大，但是没有就业、没有产业服务，于是土地反而被浪费了，小城市是让大量的土地不能满足城市的需求，大量的被浪费掉。土地利用价值被浪费掉了，从城镇来看浪费40%，大中城市城镇率高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在中心城市土地供应远远不足，小城镇的土地远远富裕，会导致更多的房价急需，这种变化是一五到十二五从来没有做过的人口趋向变化。

澳大利亚和希腊首先做人口规划，我们没有人口规划，不知道人应该到哪里去，比如一百万以下的城市远远少于美国，我们城市集中度远远不够，大城市更不要说了，分散的小城市浪费了大量的资源，香港一平方公里工业产值大概是350亿，在美国大概一平方公里是570亿，说明土地在工业化利用价值上，我们差了很多很多倍，工业价值极低，造成土地浪费，迫使人们不得不向大中城市集中，吸引力主要来自于不是因为它是城市，而是来自于垄断的资源、教育、医疗等等其他的各种条件，如果不打破这种垄断条件，就不可能让城市的发展是更加健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