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给我一张南方周末-东辛

虎娃的《关于南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读得我很感慨，勾起了我对深爱《南方周末》的过去的怀念。我必须坦白，在十八岁前，我根本不知道南方周末是什么。

我从小没什么看新闻的习惯，整日里都是跟一帮野孩子打着玩。玩归玩，每天七点“咚咚咚咚”的音乐一响，所有人就知道该回家吃饭了。一路上你会发现，家家户户的电视都变成了一个台。而晚饭时间耳濡目染的《新闻联播》就是我主要的新闻来源。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高中，直到我在父亲的桌上发现一个叫《环球时报》的报纸。虽然这份报纸就像《新闻联播》的国际新闻，读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其他国家都很惨。但英国人被炸飞、印度人没有水、泰国总理怕被杀死、美国就一大恶霸，这些色彩斑斓的故事还是成了我每周两次的期盼。只要是有《环球时报》的那两天，我骑车冲回家的速度远比上课迟到还要快。18岁之前，我一直觉得《环球时报》是天下第一大牛逼。

直到进大学，我才发现世界真的不一样。入学没多久，一个兄弟就来兜售《南方周末》，说这报纸牛逼。我还真不信有比《环球时报》更牛逼的。我抱定一比高下的心态去买了一期。翻开一看，杀人、逼供、冤案，割肾、闹事、医患。一个真相真的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中学时，我也会抽象地说一些官员腐败社会很坏，但那一刻《南方周末》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世界一点不幸福。我就像逃出了信息闭塞的埃及，发现最惨的竟然是我们自己。在触目惊心的故事中我接受了新闻自由、程序正义、小政府大社会，当然也爱上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阳光终于打到了我脸上，温暖也留在了我的心里。雅典的公民让我明白十八岁前我的精神世界就是一片废墟。我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南方周末》的忠实粉丝。

至今我都还记得厚厚一叠朱镕基专刊带给我幼小心灵的震撼。好些没买到这期的同学，骑自行车跑方圆几公里，一个报亭一个报亭地问有没有漏网之鱼，还有人仗着同学情谊，嘴上说借去翻翻，最后有借无还。我身边很多哥们儿都深深地爱着《南方周末》。每期报纸一买回来，就会在第一时间一张张散落到不同人的手里，看完一张马上换，谁看的速度慢了谁就会被骂。我们那时候一个月生活费也就四五百块，我一个好哥们儿，拿出其中84块，这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买了一套三卷本的《大学人文读本》，之所以买是因为他看了《南方周末》的推荐。

大学几年，我一直在《南方周末》的滋养下茁壮成长。我记得有次参加演讲比赛，正赶上《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因刊发茅于轼新书的书评被叫停，我义正词严地谈新闻自由，演讲中还引用了新闻骑士翟明磊的一段话，“近三年来，我没有利用南方周末四字赚取一分钱私利，也未将周末当做晋职升官的基石。我为新闻而来，为新闻而去。”演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自己的泪水都忍不住向外涌。

那时候我在校报做学生记者，一起做校报的，大多都是打不死的自由主义者，心高气傲，但都把《南方周末》当作精神标杆。我才进校报，一个师兄就跟我说，他刚进来时写了篇自我感觉很好的报道，给老记者看，没得到想要的肯定，却得到一份《南方周末》和一句“仔细读读，这才是报道。”后来我成了校报的老记者，也开始向新人啧啧地赞叹《两个男孩的神秘死亡》，说那设问那铺陈，还有结尾那句“他们没有等到这个春天”。同样，校报团委的指导老师也是《南方周末》的铁杆粉丝，他经常对我们写的评论不满，每次都是直接扔一张《南方周末》过来，再念叨上几句“看看人家的方舟评论！”

大二下学期，为了向《南方周末》致敬，我们借学校推出学生参议会的新闻由头，做了一期谈校园民主的专题。我们表面上称赞参议会能让学生会之外的学生参与到校园建设中来，实际上抱定为学生立言，悄悄地在文章的各个角落痛斥学生会的黑。当时我们还专门按照《南方周末》的调调，写了一篇评论，说参议会发掘了“民间的力量”，但如果它的运作做不到公开透明，很可能变成学生会之外的又一个新特权，而这种公开透明绝不能靠几个理事的个人觉悟，要有制度性的约束。很明显，这评论是标准的南周范儿。报纸一校出来，好几个团委老师连夜把编辑部的人叫去办公室，要求撤稿。对权力的粗暴和傲慢，我们当然很愤怒。要知道，当时我们传颂的故事是《南方周末》记者怒而集体辞职。每句话都是受访同学的原话，学生会黑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你不去改进自己反而来压制舆论。我们一边说重新采写时间来不及，一边用团委老师平时教导的《南方周末》来据理力争。到最后闹到了校团委书记那里，以总体不动，换了一张学生向校领导建言的大照片，并对激烈言辞进行委婉修改的方式付印。虽然后来也知道，为了顺利付印，团委老师也在上级那里也帮了很多的忙。但当时我们哪会想到这些，只觉得自己特牛逼，觉得自己跟《南方周末》一样，以大无畏的精神捍卫了我们的新闻理想。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也是热血上脑，不断强化学生会和普通学生之间的善恶分明，可谁又没几个人很地道又混学生会的哥们儿呢。而所谓的评论能想到的答案就是制度，语焉不详的制度，缥缈峰上的制度。说到这里，想到我一个好哥们儿，他也深爱过《南方周末》，读完《关于南方，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说，学生满腔热血，但学校社会不提供甚至阻断出口，久而久之就成了自由复读机和民主情怀党。他说出了我们类似于“报国无门”一样的困境。这也是为什么汶川地震后，80后积极投身抗震救灾。老一辈会觉得80后奇迹般一夜长大，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热血一直都在心底流淌，只是热血需要一个契机。

印象中大概是2004年，网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南方周末》不再尖锐。确实，时政新闻是少了些看头，不过我们很快发现藏在文化里的秘密，王申酉昭雪记，余秋雨文革调查，时不时来一两篇类似的，借着文化谈政治，来一次我们兴奋一次。我们这些南周粉中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南方周末》受的压制太厉害，被迫转向文化。”是啊，我们由衷地相信转向文化是她的权宜之计，我们也由衷地相信没有熬不过的黑夜，没有等不来的黎明。阳光迟早要打在我们脸上，这只是时间问题。再后来，不光是网上，而且身边开始有人说这份报纸“堕落”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我都会以用报社实习的经历为《南方周末》辩解：你知道真理部管得多死吗？每年要布置多少宣传任务吗？每天要发多少新闻禁令吗？每年要毙掉多少报道吗？显而易见《南方周末》受到了真理部很大的压制！

是啊。很多问题的答案在我眼里都显而易见的。我小心翼翼地呵护《南方周末》，就像小心翼翼地呵护自己的理想。直到这种呵护变成对南周的信仰，直到这种呵护变成对真理部的刻板印象，直到海枯石烂直到地老天荒。好的时候功劳全是《南方周末》的，不好的时候责任全是真理部的。这种想法看似荒诞，但于我又非常合情合理。那两年，南方的事太多，先是《21世纪环球报道》关停，后是喻华峰、程益中入狱，《南方周末》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就真的无处安放孤零零的青春了。

2003我开始写blog，一直都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2004年夏天，我在电脑上写了句《南方周末》任长霞报道有些矫情，当天这篇blog没有上网。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blog和今天的微博一样，最大的功能就是毁掉小清新。Blog玩熟了，也摸出了些门道。报纸上看到啥轰动新闻，我总喜欢到记者的blog去瞅一瞅，看看台前幕后，瞧瞧有没有未删节版。我印象很深的是南都记者被砍掉两根手指，看到这我本能反应就是社会良知惨遭迫害，我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贴到了我们一个小圈子的公共博客。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去blog上了解受害记者的动态，看到的都是讲他做揭黑报道，讲他的正义和勇敢，向他致敬、呼唤正义、呼吁声援。大概过了半个月我才从搜索到的新闻里读到警方的调查结果——前女友买凶砍人。可这则新闻并没有多少人看，也没有多少人转。我急吼吼地把一个假新闻转到了圈子博客，还加了义愤填膺的话，事后我被真相打脸，真心觉得丢人。这种莽莽撞撞迎合新闻理想的丢脸多少让我有了一点对自己的反省。还有就是卢雪松被停课的事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很多记者和大佬都支持她，我专门重看《寻找林昭的灵魂》略表一颗支持的心。我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边看边流泪，当看到找家属收子弹费五分钱时，实在忍不住大哭起来。一看完，我就急不可待地把片子推荐给身边的“反动派”。有可能是被他们夸得太好，好到超出了我自己的判断，那次重温这部片，我有些被煽情煽得反感。当然，那两年闹得最热的还是中青报公开信、冰点被关停，这些大热点中时不时夹杂些某报又遭整肃、谁谁又被毙稿，哪的记者又集体辞职，我基本上都是穿梭在各个记者的blog上密切关注这些事情。可诸多事情下来，我发现他们身上戾气非常的重，天天讲的都是官方和民间的对立，压迫和反抗的悲情，看多了人也会产生疲劳。

或许是不再小清新，我对煽情的东西也越来越反感。有段时间《南方周末》上底层的悲情故事特别多，孩子一样的阿星杀了人，善良的赌徒也杀了人，爱丈夫的姑娘无奈做了发廊女，一个个故事都指向一个逻辑——都是被社会逼的，这社会有病。后来又读到乡村女教师卖身供弟弟读大学的报道，我开始怀疑报道在贫穷和卖身之间的等号划得太快。因为当时大学生助学贷款已经实行了很多年，我身边不少农村同学靠着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四年里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因为对这种单一逻辑的煽情报道不满，《南方周末》我也看得少了起来。到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和政府的正面意义开始浮现，越来越多的人批评《南方周末》，南方系也成为众矢之的，那个时候我不看这份报纸已有一段时间。再后来到2010年，《南方周末》围剿某学者，我在豆瓣上看热闹，看到编辑刘小磊和北大哲学系副教授李猛在这个事情上的书信往来，李猛说《南方周末》一边倒有恶意炒作之嫌，而且面对外界质疑，没有反省精神。李猛的话倒是平实之论，可刘小磊的回复却让我惊讶不已。近万字的回复中，他反复重申《南方周末》的正确，唯一的反省就是刊发后发现某篇批判文章确实不严谨。“刊发后发现”真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当然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坚持自己正义的理由——他说《南方周末》是在践行“观点的公开市场、真理的自我修正”。这个崇高的理由透露出了《南方周末》所追求的新闻自由是西方早期自由主义的新闻自由。我惊讶于20世纪以来西方自身对这一新闻观的修正与发展，他竟然都可以不闻不顾。我更惊讶于新闻客观性这一天条竟然可以被他轻松抹去。到那时，我才最终确认我对《南方周末》的远离绝不是一场迂回的抵达。

想起大二那年我在一家和《南方周末》颇有渊源的报社实习，刚刚混成熟脸我就和一个记者谈《南方周末》文人论政书生报国，他告诉了我，别听他们鬼吹，那帮人真像自己吹的那么牛逼就不会去整《Mangazine名牌》这种忙着挣钱的东西，他还告诉我网上自报家丑最后愤而出走的，大多都去别的媒体做了首席。是啊。这些年，影帝瞧多了，我也慢慢明白他所说的看一个人不能只看他说些什么而要看他做些什么。那些年，《南方周末》用普遍人性告诉我，这世间没有神，只有一个个的人，可又是她又用煽情的笔，再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反）抗政（府）英雄、民主斗士、自由女神。《南方周末》告诉我，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要保护私有产权，她就这样轻松地放过了资本的原罪，却又牢牢的拽着政党的原罪。

可以说，《南方周末》某种程度上是双重标准。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双重标准，而在于他们对欧美理念的片面信奉。这些信念限定了他们看世界的视角，也加重了他们的偏执。这些理念决定了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好事不是新闻，坏事才是新闻，爱国不是新闻，爱国贼才是新闻。我们很难说《南方周末》某一篇报道不是事实，但一篇篇真实的新闻，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真实中国。就像他们反复讲的民国范儿，学术自主、言论自由是事实，可闻一多死在自由的民国也是事实，一个个名士风度翩翩是事实，可没有派系斗争没有军阀矛盾没有战争就不会有这些自由，这才是最大的事实。他们报道的事实只是他们观念的注脚。这也就造成了在他们的逻辑里，再怎么爱国，彭丹也只是一个卖弄性感的艳星，一谈自由，伊能静就成了知性的民主女神。我想这不仅是《南方周末》的问题，更是新闻界的普遍问题。架着欧美理念的眼镜来报道中国批判中国，最终都会脱离实际，变成文字和观念上的自我满足。正因为脱离了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经验，《南方周末》对现实才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也无法勾勒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美好未来。

不过说到底，我还是很感激那段一根筋的青春。那时候有多美，笑起来像一壶清水。每个人都过得很理想主义，而《南方周末》承载着我们最初的梦想，告诉我们未来的希望。在《南方周末》的滋养下，国恨家仇，所有的忧愁和烦恼都在云端飘，所有的疑惑和不满都有明确的答案。体制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宪政是能治百病的药方。现实并不复杂，答案也很简单。可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是梦终是要醒的，更何况这还是一个人造的梦。梦就让它碎吧，关键是在幻梦被惊醒之后，我们还得收拾好破碎的心，一步一步继续前行。向着一个不一样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