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权，加拿大原住民向中国求助？-宋鲁郑
全球华人在欢度新年之际，加拿大却陷入原住民大规模的维权抗议示威运动中。这也是继2012年持续长达半年、规模空前的学生罢课运动以来，第二场席卷加拿大的社会运动。原住民本是加拿大最早的主人，现在他们也拥有“第一民族”这一崇高无比的尊称。如果用台湾民进党的思维逻辑，现在的加拿大政府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
不过，谁也想不到这些加拿大真正的主人，却面临着“人权受到严重挑战”的危机（2012年底大赦国际根据联合国人权组织的调查发布的最新报告），是加拿大这个富裕国家最贫穷、最边缘化的群体。
更令世人想不到的是，多年来，为改善自己的人权状况，原住民们四处向国际求助，这也包括中国：2012年2月加拿大总理哈珀访问中国时，卑诗省的5名酋长代表7000民众联名写信给中国领导人胡锦涛以及致信中国媒体，要求过问加拿大的原住民人权问题。该公开信开宗名义：“我们写信求您向总理哈珀提及加拿大人权问题。我们从以前的媒体报道获知，总理总是挑衅贵家的人权问题”。 并在信上列举了一长串问题：许多原住民妇女失踪和被谋杀、遭警察不公正对待、监狱中有过多的原住民、能源开发项目没有得到原住民同意等。
其实加拿大在此起彼伏的原住民维权运动中，中国元素经常亮丽展现，比如常常在游行队伍中见到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
加拿大原住民为改善人权，除了致信中国领导人和媒体，还有不少创意。比如2011年8月，在加拿大亚太基金会的协助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原住民首领们公布了一份名为《原住民——中国：关系演进发展计划》的策略报告，旨在探讨如何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为原住民年轻人、老年人以及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文化和教育机会。
而之所以推出这个行动计划，真相便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原住民议会议员达夫·波特在新闻发布会上一语道破了：“目前，我认为省政府和联邦政府（在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中）都把原住民排除在外。我们希望能够实质性地参与到各种贸易代表团、投资决策和各种机会中去。” 加拿大做为西方主要成员，一向以人权之国自居，经常站在人权的高地对他国裁判一番。世人或许不解，何以加拿大真正的主人原住民，竟然面临“人权受到严重挑战”的境况？一个如此关心他国人权的加拿大政府，何以就对本国人权问题视而不见？
加拿大原住民向中国求助，第一个原因自然是人权困境所逼迫。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2012年12月19日的报告，加拿大原住民在“在条约和土地权利的尊重、贫困、平均寿命、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暴力行为、明显居高的被逮捕和被监禁比例、获得政府住房、医疗、教育、保护儿童及水资源等方面”正经历严重的人权危机。除此之外，加拿大将原住民身份和保留地、部落长期“锁定”，拒绝承认几十万未认定身份和混血原住民后裔，对原住民保留地落后、混乱状况漠然视之，以“自治”为由尽数推给原住民社区和首领。这些都是不利于原住民融入现代文明，享受加拿大公民平等权力、生活的状态。
这一次引发原住民全国性抗议示威浪潮的事件，也和他们的权益受损有关。2012年12月初，加拿大总理哈珀推动通过C45号法案，解除第一民族族人守护水源盆地、河流以及湖泊的权力。这项法案除了侵犯第一民族的土地主权，同時对美加地区的饮用水水质构成威胁。如此民选政府竟然通过法律形式公然剥夺已是弱势民族的权力，令人感慨万分。
其次，是加拿大对人权难权人士的各种打压。比如在大赦国际报告发表之前，安大略省的阿塔瓦皮斯卡特（Attawapiskat）原住民社区女酋长史宾赛(Theresa Spence)就开始在首都渥太华国会山附近搭帐篷绝食，进而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示威活动。而她这所以选择绝食这种决绝的抗议方式，是因为2012年她向联邦政府报告了其社区面临的住房和生活危机，结果却引来了联邦政府对其管理的社区进行财务审计，史宾赛认为此举为的是破坏她的信誉，于是进行抗议。（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在对待异议人士方面手段就是先进。除了查税，财务审计，还有刑事罪名，如维基百科创始人阿桑奇的离奇强奸案）
第三个原因，可从加拿大政府面对大赦国际根据联合国人权组织的调查所发布报告的态度上得到答案。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对联合国的做法感到不解，因为它“把稀缺的资源用在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而不去对付伊朗和叙利亚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
加拿大政府的巧妙回应确实让经常被西方批评的中国大开眼界。它没有指责大赦国际和联合国人权组织干涉内政，也没有否认事实，而是认为它们应该批评更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套用中国的流行语就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只是加拿大想过没有，当你拿人权向他国说事的时候，是否接受他国持同样的逻辑？中国是否可以批评加拿大没有把这种稀缺资源用到伊朗和叙利亚这样的国家？ 不过，不管加拿大政府回应方式如何新颖，但表达的信息却只有一个：不接受联合国人权组织和大赦国际的指责。这种做法，倒是可以和伊朗、叙利亚等国并列为伍了。
第四，加拿大做为民主国家，自认有充足的表达机制和渠道。然而，这些表达机制却并未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平心而论，这是任何国家都有的事情。中国有上访制度，但却未必能有效解决上访问题。
比如皇家原住民族委员会是一个在1990年代，由加拿大政府所掌管的重要委员会。它评断过去政府对于原住民族群的政策，像是住宿学校，并且提供许多政策建议给政府。然而，大部份皇家原住民族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联邦政府应用。
再比如，加拿大有就业平等法，根据这部法律，原住民族是一个被指定为包含女人、可见的少数民族和弱势族群的团体，但他们在法案下和在加拿大统计局的观点里不被认为是一个可见的少数族群，因而有相当多的权益受损。
或许从中国的角度看，原住民们最重要的表达渠道是游行、示威。比如最新的表达就是2013年1月17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运动，期间更堵塞连接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大桥。而此桥每天通过数以千计的货车，美加两国间25%的商品贸易都由此通过。
只是，这些手段过去原住民都用过，其人权状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
第五，加拿大原住民有一百多万，这在人口不过三千万的加拿大来言，可算是一个庞大群体。更何况，传统上他们拥有加国大片领土，对当地资源项目有重大影响力。所以在加拿大开拓商机的中国不可能和加拿大政府一样无视他们的存在。据《华尔街日报》透露，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就一直与加拿大多个原住民团体，在多伦多及温哥华直接洽谈投资这些部族的资源项目，摒弃以往仅与政府接洽，“架空”居民的做法，大走“亲民路线”，派人亲自向原住民讲解项目发展，盼减误会争议，争取民间支持。要知道，圣诞节前爆发的抗议活动导火索之一就是酋长们普遍对2012年底通过的综合预算法案中加拿大水域航道保护法等自然资源开发条款缺乏征求原住民意见感到极度不满。
但令谁也想不到的是，如此利民之举却引发加国情报部门注意，开始调查中资企业与原住民团体的关系。哪些参与其事的加拿大人也被约谈喝茶（在加拿大就是“喝咖啡”）。温哥华律师亚历山大（Merle Alexander）说，他在阿省爱蒙顿一次会议，就中资企业如何与加国原住民达成交易的问题发表演讲後，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就找上他，向他两度询问详情，最近一次是去年秋天。
为了理解加拿大情报部门对原住民的极端立场，不妨引述前高级情报官冈田克的一段话。他对加拿大执政保守党容许中国人与原住民越来越多的互动感到不满，于是他在多伦多《太阳报》抱怨说：“如果加拿大保守党想要拥抱中国的话，干脆就把他们的党旗换成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吧”。
真不知道加拿大是以何种心态来看待原住民。他们是不是把原住民当作要分裂国家的分离主义者？或者主张原教旨主义的什么斯坦？
正是由于长期以来加拿大的原住民在体制内维权效果不彰甚至遭到打压，才迫使他们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包括中国进行求助。这里需要多说一句的是，他们之所以向中国求助（其他国家还有美国、日本等），除了中国国力强大，在国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恐怕还是由于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不像西方所渲染的那样一无是处。
不过客观而言，加拿大原住民的人权状况和过去相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以加拿大的原住民教育为例。20世纪的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是加拿大教育 史上最丑陋一页。寄宿学校的目的是强迫“开化”原住民儿童，教他们英文或法文，将其转换为基督教，结束其传统生活方式。但是这些学校管理粗暴混乱，原住民的大量儿童受到包括性虐待在内的各种身心伤害，全国范围内到底有多少原住民学生在就读期间死亡，被埋葬在寄宿学校没有标明的坟墓里面，到现在也没有准确数字。
可以说公开进行文化同化的寄宿学校制度，是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文化悲剧之一。后来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开承认上述行为是错误的，并公开向受害者道歉。
从海外的角度看，此次加拿大令人质疑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这一次席卷整个加拿大的抗议行动已经持续两个多月，但却几乎被西方各大媒体所“忽视和淡化”（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封杀），这和阿拉伯之春或者其他国家什么之春、什么颜色的表现完全不同。我们不妨想想，中国的维权人士在国际上享受的扑天盖地的镁光灯和光环岂是加拿大原住民所能比的？这恐怕不仅表现了西方的双重性或者虚伪性，更显示了西方在当今世界上所具有的话语权和裁判权的实力。
当然本文的目的并非要中国和加拿大一样，以他国人权不足为自己的人权问题辩护。而是要指出一个事实：任何国家都由于历史、文化或者发展阶段的原因而有人权问题，借用习主席访美时说的一句话：“人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加拿大还是好好看看自己，想想怎样解决好自己的人权问题，才是对世界人权最好的贡献。
最后，还是引用星岛日报的一个评论，以给加拿大政府警醒：加拿大政府有必要检讨这个历史留下的烫手山芋，如果不予以根本解决，难保数十年之后，会在“魁独”势力以外，“原（住民）独”也横空出世。到时候，或演变为无法调和的政治矛盾，加剧内耗。加拿大这个全球第二大国土的富饶国家，就分分钟落得大而无当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