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是宝，就怕挖不好——读袁鹰访谈有感-余亮

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

我以为，一个老人，越是临近天年就越是接近他过去的岁月，就好象黑格尔的“两极相逢”原理要在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刻附体显灵一样。数年前听钱伟长校长讲座时感觉如此，近日读袁鹰老先生访谈录《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亦如此。

大约5、6年前，我有幸聆听钱老在仙逝前屈指可数的几次讲话之一。那是开学典礼，坐在讲台上的钱老说话有些漫无边际，听到下面学生笑了，他就眯着眼睛笑，像个幸福的孩子。说话有一点含混，听者感觉时空错乱。比如他说：“同学们，我们要努力学习自力更生，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在封锁我们！”不知道在说过去还是现在。

都说人越老就越像小孩子。我觉得确切一点说，是当身躯枯萎柔弱如婴儿，灵魂就会回到过去火红的青葱岁月。时钟向后倒转，那个说话的老人其实活在昨天。

今日读袁鹰访谈亦有同感。这位近90岁高龄的前《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2006年出版过《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如同《人民文学》编辑涂光群先生的《五十年文坛亲历记》、《朝霞》负责人陈冀德女士的《生逢其时》之类，提供了很多历史人事，是做研究的好资料。不过在这篇FT中文网的访谈里，袁老的思路显得平直了些。

与钱老一样，他回想起小学生时代听到《义勇军进行曲》燃起的爱国热情，依然不能自禁。接近过去岁月的另一面就是对当下现实缺少感知力，太天真。如同钱老不知道“帝国主义封锁”这个词已经不再使用，袁老也不太了解当下的社会生态。他回忆1930年代“公民课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么做人，为人处事，怎么做一个公民，对待社会，对待长辈，对待国家都有。现在公民课课本没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倡过中小学校公民课，我也很赞成，公民课应该说比现在的政治课范围更广。”按我的记忆，无论是小学时候学习思想品德课，还是前几年教初中生政治课，课本都包含了诸如诚实守信敬老爱幼好好做人之类远超政治内容的部分，也就是袁老所说的“公民”教育。或许袁老想到的是1960年代的政治课？

只要不评论现在，袁老回忆过去的事情都很有意思，比如解释自己为什么考取之江大学这所教会学校，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竟然是因为那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场地，与一个中学合用校舍，只能等到下午四点才上课，正好给学生留出了白天工作谋生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自己“没有加入基督教，也没有因此对美国崇拜得五体投地了，两回事。”

看似两面——一面是爱国，一面是始终强调的“公民意识”。二者其实通过之间复杂的岁月和体验而联系。不像现在很多知识分子，只有“公民范”甚至“公知范”的一面，失去另一面的根基。

袁老对今天的理解包含着对中国未来的拳拳关心。他如此理解今天的言论状况，说：“从50年代讲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实情，即使在他欣赏的美国，阿桑奇这朵自由之花也遭美国政府摧残，只能苟延残喘。网络共享技术天才斯沃兹也被司法起诉纠缠至自杀身亡。不过中国目前网上的言论之多元和自由其实已经令人咂舌。比如“自干五”大战“公知”这档子事，至少说明言论领域已经不仅仅是官方和公知的二人转了，有更多负责任者站了出来。另一方面，今天的舆论领域现状甚至是各种违宪言论都可以大行其道，而且对立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宪。不知道袁老先生要是在网上混，会不会也落得个违宪指责。所以还是年老好，可以在云端外说说心里话，很安全。

他如此理解今天的政治制度：“西方国家最后选票上见，我们现在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选票只是选小组长，或者是学校里班会这一类。”此话充分流露出老人常见的孩童式天真。我们不能责怪他不知道连过去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大学者福山现在都不太相信选票这个东西，而感慨美国民主失败了。他也不知道今天在中国乡村一级已经有直选，很多乡村流氓都被“一人一票”制度选上台了。我们年轻人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愚昧，但袁老不知道则情有可原，因为他深受过1960-1970年代极端政治生活的煎熬，那种煎熬一定是我们这些没经历过的人无法体验的。所以他永远难以抹去那种阴影，甚至无法拨开阴影理解今天。在这一系列访谈里他追忆多位文革受害者的遭遇，比如马铁丁与老舍同一天自杀，令人唏嘘。

我还是很羡慕袁老，因为他还可以做着1980年代中国流行的那种“西方”美梦。那个年代几乎每个人都是自感幸福的。如今越来越多人醒来，我却希望袁老不要醒来，就在美梦里安度晚年。梦断的艰难由我们来承担。我和我的朋友早已经丢失了西方梦，因为知道西方现在一团糟。但失却幻想中的完美榜样，才更能面对现实，仍然坚持我们的中国梦。和袁老一样，希望在这块土地上实现国强民富公平正义人民当家做主。

袁老对前三十年的报界往事了解很深，知道很多当时的人事细节，比如胡乔木身上书生办报和政治家办报产生的冲突。“冲突”其实是提问记者的预设，其实没那么冲突。比如记者问他中宣部会不会“倒过来直接命题，说最近要组织什么报道吗？”那意思就差没问“中宣部有没有直接改稿”了，可见执念太深。但袁老说：“中宣部同志当时都是尊重报社的，他们都是互相尊重的，遇到比较重要的文章，报社领导就会问中宣部文艺处看过没有，反过来中宣部内部也会说你们回去请报社领导最后批发，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一直比较顺畅。从名义上来讲没有这一条，中宣部也不会承认说同时来领导《人民日报》文艺部，没有的。但是报社来讲就是，有很多文章先请他们看，报社领导尊重中宣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直接的明确的领导关系。”可见事情有其复杂模糊的一面，并非事事都泾渭分明。不过袁老自己也会把一些事情搞抽象了，比如说“党性和人民常常是二元的”，好像这二者就是割裂的一样，好像那位糟糕官员说“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一样。袁老在《风云侧记》里是谈了很多辩证法理论的，所以应该理解普遍联系、相互转化、螺旋上升等道理。所以我很怀疑是这个访谈没有体现出他的水平。其中对于大跃进之类的揭露也没有多少新材料，都是耳熟能详的东西。

老年人是宝，就怕挖宝挖不好。看看记者的有些提问我不禁莞尔，比如“（1945年）那时能游行，能办报，都能吗？”我真想替袁老回答：能啊，都能啊！明知故问嘛。提问太急切，引导性太强，预设太多。比如“最初对新闻的客观性和党性，有何认知？”“怎么认识党性和新闻的客观性？”一看就知道记者有自己的答案，何必还非要借着一个耄耋老者来磨自己的枪？还是我们虎娃老师最近在谈新闻真实性时候说得好——“我不认为主观性是可怕的，那些在客观性外壳包裹之下的主观性才是可怕的”（《也和闾丘露薇谈新闻“专业性”》）

提问者如果不想节制，则总能在老者身上得到满足。几年前钱老在台上一口气讲了三个半钟头，任凭书记副书记副校长怎么劝都不肯打住。我觉得袁老本来挺节制的，谈到的很多材料也很有意思，只是在这个访谈里，材料被观点压制，毋宁只能做个引子，不如直接去看他的《风云侧记》一书。比如书中谈及夏衍办报轶事，说夏衍1946年在进步报纸《世界晨报》上化名开辟《蚯蚓眼》专栏，每次一、二百字，如：“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重视制度，颇有点今天的公知范。再比如：“有人写文章的题目是《希望还在美国》。希望在美国吗？我们以为民主不是克宁奶粉，它不能廉价从外国运进来的。”五毛范也有了。“蚯蚓眼”简直就是微博先驱。同样，在今天袁老访谈里那些关于自由民主的单调言论，则在任何一个网络公知微博上都能看到几十上百遍。记者一遍遍地重复问，老人一遍遍地重复答，实在有点卡带。

同样考察那个时代的媒体状况，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一书对那段历史就没有做各种割裂抽象评论，反而说出了各方的真实博弈。陈冀德《生逢其时》则展示出文革文艺的另一面，甚至说出姚文元在生活中其实是蛮窝囊一个人。中国事情无比复杂丰富，概念先行就只能丢失那些亲历岁月。自由、民主、专制等等这些大词都是懒人的专利，至于耄耋老者，则已经可以安享清闲，说说这些话倒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