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玻璃门”？-唐逸如

各地方异地高考方案细则终于在争议声中出台。

自从去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表态年内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以来，这一涉及各方利益的敏感话题成为舆论的焦点，不断发酵，并在所谓的“大限”12月31日来临之前，达到顶峰。

截至本刊发稿时，记者根据公开报道统计，除西藏以外，30个省市都陆续出台了准入门槛高低不一的异地高考方案。而之前备受关注，争议最多的北上广异地高考方案甫一出台，批评和支持的声音就再次响起。如同大多数方案中的“暂行”、“试行”等字眼一样，地方政府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循序渐进的思路解决这一伴随社会发展而生的问题。

但争议仍在继续并有扩大的趋势，批评者将各地出台的政策称之为“玻璃门”，支持者则反复论证其合理性，博弈正处在胶着阶段。

2012年12月29日，浙江省异地高考政策出台。图为在某私立高级中学学生 图/东方IC

谨慎的方案

2012年12月30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的异地高考方案同时出台。

与现有的高考报名政策相比，上海异地高考方案并无新的突破，依然要求与居住证挂钩。方案规定，从2014年开始，符合上海市进城务工人员管理制度规定并达到一定积分的进城务工人员，其子女可在上海市参加中考，其后可在上海市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

一直以来，居住证制度都是上海探索户籍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教育作为被户籍制度捆绑的权利之一，只能与之联动。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上海已经落实持引进类人才居住证人才的子女在沪参加高考的政策，此次出台的方案将异地高考与居住证挂钩在意料之中。

广东将异地高考方案分为三个阶段。2013年起，在广东积分入户的异地务工人员、高技能人才子女“零门槛”参加高考；2014年起，拥有稳定工作与住所、持有居住证并缴纳社保的随迁子女可参加中高职的考试；2016年起，则可参加高考，并与广东籍考生同等录取。

北京的方案被外界普遍认为异地高考准入门槛最高，推出的只是“过渡性措施”。该措施规定，从2013年起，符合住所、职业、社保以及学籍条件的随迁子女，可以参加中职学校考试录取；2014年起可以参加高职考试录取。北京市教委表示，正式的北京市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办法将与进城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制度相挂钩，“争取在2013年出台”。

不难发现，北上广作为人口流入集中的地区，其异地高考方案显得较为谨慎。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告诉记者，在流入人口多、高考竞争程度不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必然根据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员的高考利益平衡、城市的教育资源的承载能力设置相当高的门槛。

即使在没有人口流入压力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对于开放异地高考同样态度谨慎。由于这些省份享受高考录取政策倾斜，录取分数线偏低，向来是“高考移民”的重灾区。目前，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地依然对考生户籍提出限制。青海要求考生父母及考生户口迁入青海满五年；新疆则要求本人及父母在疆有常住户口，且户口迁入新疆的时间不少于两年。

此外，在一些所谓“零门槛”的省市中，最终出台的方案也不如想象中美好。

去年2月，山东省出台政策决定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高中段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就地报名参加高考，此举被认为跨出了全国异地高考改革的第一步。

12月7日，山东省教育厅进一步发布《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实施意见》，规定具有高中段学校学籍的毕业生可以就地参加高考，并享受同等录取政策。然而对于非户籍随迁子女而言，要取得高中段学校的“学籍”并不是“零门槛”。在济南，学生需要提供其父母的暂住证、工作证及缴纳社保证明，才能获得学籍。而根据2012年山东省内中考招生政策，泰安、聊城等地规定外地户籍考生不能报考当地公办高中。对此，网友“老派瑞”质疑：“山东放开了异地高考，却限制了异地中考，让异地高考成了画饼！”

从北上广东部沿海地区到西部省市，从门槛最高的北京到零门槛的山东，各地方政府在制定方案时都或明或暗设立了户籍、社保等准入条件。对此，批评者抨击为“拼爹游戏”。但地方政府显然更担心开放之后导致人口无序流入，或是趁机套利行为。

争议继续

去年3月，一直推动异地高考的“教育公平志愿者”曾推出“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民间版方案，提出以“连续学籍认定资格”，只要拥有学籍即可在当地高考。

对比各地方政府出台的真实版本，显然不能让上述“教育公平志愿者”满意。北京异地高考的“过渡性措施”出台之后，一位非京籍家长在QQ群内用“愤怒、绝望”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得到大多数家长的回应。事实上，在方案公布的第二天，非京籍家长即在网络上发出了《致北京市教委的公开抗议信》称：“丝毫没有考虑广大随迁子女的民生问题，更是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罪魁祸首，你们的创新只是将教育公平做成独享特权的创举。”

1月11日，更是有26位非京籍家长针对此方案向教育部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教育部协调北京有关部门向非京籍高三学生提供在京借考，或协调户籍所在地进行补报名，在户籍地参加高考。

而对于“看似胜利”的京沪本地人，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早在异地高考争论出现时，反对异地高考的沪籍网友“midiya”就在微博上建立“微刊”，搜集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教育拨款等信息，试图用数据说明京沪等地开放异地高考的“不能承受之重”。

“midiya”告诉记者，她并不反对外来人口凭借实力，按照规则有序地融入上海。“异地高考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绝不是在现阶段就可以推行的。如果你要开放，那么京沪两地，未来10年能容纳多少人？需要新建多少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需要多少土地、资金、教师，能解决多少人口的就读？”

担忧“城市承载能力”是大多数京沪籍网友反对异地高考的主要理由，而“教育公平志愿者”家长则关心“教育公平”，并抨击对方享有“特权优势”，双方的辩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谁的教育公平？

随着相关方案的出台，异地高考的话题虽然暂告一段落，但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争论依然继续。

不可否认，我国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差异的长期存在，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存在差异。中西部一些省份教学水平较为落后，客观上对当地学生造成了教育不公。但现实的问题是，由此造成的教育不公能否单纯依靠异地高考解决？

与“midiya”持相同观点的反对者认为开放异地高考只能扩大这种教育不公。网友“晨雾”分析，在任何一个省区市，无论门槛定得有多低，只要有非户籍考生流入参加高考，本地户籍考生的现有利益必然受侵。而按照教育部“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的改革思路，教育部会向流入地调拨一部分招生计划，以解决流入地考生利益受损的问题。在不扩大招生计划的情况下，这部分调拨计划只能来自人口流出地。

2012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15万人，而目前在北京就读的非户籍学生为40万至50万人。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在读学生都参加当年的高考，与全国近千万人的考生相比，有异地高考需求的随迁子女还是少数。“现阶段解决教育公平问题不能依靠异地高考，而是提高京沪以外省份的教育投入，缩小资源差异。”“midiya”告诉记者。

对此，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秦绍德认为，教育公平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公共教育资源的极大丰富和合理的资源配置制度。而实现教育公平，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和经济建设一样，我们现在是先忙着做大蛋糕呢，还是忙着分蛋糕？如果蛋糕还没有做到足够大，就先忙着均分，那事业的发展必然会停滞不前。”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