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特首:内外交困的半年-OmenaK

2013年1月1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稳中求变,务实为民》,阐述2013年及5年的工作方针 图/东方IC
最近,香港特首梁振英公布了他的首份施政报告,在舆论中再度引发激烈讨论。然而,连支持政府的派别都不得不承认,这份报告欠缺长远目标,其中部分新政策只能救一时之急,并未对本届政府余下的至少四年半任期作出具体评估和规划。例如产业政策。虽然建立了新机构“经济发展委员会”和“金融发展局”,但其发展目标仍不外以往的金融和专业服务比如法律认证,还有航运之类的固有优势产业,在上届特首曾荫权任内已经提出不止一次,并非崭新的、高瞻远瞩的经济转型宏图。
至于当下的燃眉之急,政府还是做了不少功夫的,譬如在报告发表先前敲定的“长者生活津贴”,针对老年人的贫穷问题,为符合资格的老年人每月发放2000多港元,受到社会各方称许。另一方面,为了给过高的土地成本降温,政府推出了“港人港地”等政策,限制热钱投机土地市场;在加强建房计划之余,又寻求各种增加土地供应的方法,包括大规模的填海,乃至考虑建立人工岛,是过往的施政报告中所没有的。然而,贫穷和土地问题虽是社会矛盾所在和压力的焦点,但其原因说到底是产业和人口问题,单单提供福利和着眼土地的话,则治标而不治本。
在1月21日的“香港发展论坛”施政报告研讨会上,有学者指出了部分原因:首先,“长者生活津贴”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约63亿港元的开支,而政府能够承受的超支上限在75亿至90亿元之间,所以余款甚少,很多新政无从实现;其次,传统的暑假正是立法会休会之期,特首与政府官员能集中讨论施政蓝图,可是众所周知,香港社会一直处于泛政治的内耗之中,而政府没有一刻不在为平息民情,应付舆论,而疲于奔命,特首本人如同救火队长,根本难以酝酿实质政策。可以说,本届特区政府从来没有完整畅顺地运作过,下台之声四起,人人恐怕朝不保夕,不可能推出什么长远的计划。
而更大的背景是,香港的外向型经济转型正遭遇断层,进退维谷。
经济转型遭遇困境
香港当下最大的经济问题,当然是土地的供应不足,房租已经超过很多家庭支出的六成以上,与目前市民的收入水平很不相配。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方的热钱进行土地投机所造成的房价泡沫。虽是个大问题,却可以用行政手段和短期政策应付,比如施政报告的“港人港地”措施,还有考虑中的房产空置税,都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相反,产业结构和劳动人口的问题,才是香港长远的经济症结,也是长期社会问题的根源。
香港本以轻工业起家,并支撑起主要劳动人口。可是上世纪90年代时,轻工业北移内地,香港剩下了金融业、少数专业服务业,吸纳了社会少数精英之后,已支撑不了很多就业人口,因而余下大量普通市民从事低技术服务业。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的互联网浪潮后,香港目前的产业职位已饱和,可是“自由行”(港澳个人游)相关的零售服务业职位却越来越多,可以说,香港已经是大陆的一个免税店,十分依靠相关的政策来支撑就业。
这样的经济结构引起了两个问题。首先,低技术服务业欠缺前景,难以带来工作成就感,而香港青年一代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港英政府挥霍储备造就的“玫瑰园时代”虚高经济常常被反对派阵营拿来“构筑天堂”,映射今日,结果很多青年心理上无法接受目前的服务业职位,正如俗语所说的“上山容易下山难”。截至2012年第三季,此类工作的空缺数接近7万,可是青年失业数却达到3.8万,失业率达11%,远高于整体的3.5%。这些不愿投入工作的青年,还有更多已进入服务业却多数郁郁不得志的年轻人,聚集起一股反对派的思潮。
在美国的“我们都是99%”运动中,很多高学历人士也控诉社会无法给予相应的职位,一些硕士、博士,只能做保姆和服务生,所谓的“McJob”。社会所聚积的不满促成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控诉资本主义霸权。香港一年多前也有类似的“占领中环”活动,可是,纯粹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控诉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的回响。在香港,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思维,脱离现代历史风浪的孤城造就缺乏民族国家观念的族群,激化了青年人的不满。
说起来,美国的问题和香港类似,也就是严重的去工业化。美国近一两年积极地吸引工业回流,虽然成败未知,但我们可以留意到美国所依赖的乃是雄厚的高端科技力量,以及全球金融控制权,美国有充分的主动权来改变世界产业链的结构,使之对自己有利。反观香港,除了金融业别无长技,而且需要预留大笔储备以维持联系汇率,保证港币汇率,这就使政府难以作出振兴产业所需的巨额投资。更不幸的是,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目前的经济困境不期而遇,政府不得不腾出资金作转移支付,使其他方面的前瞻性建设更难以展开。
香港依靠祖国才有未来
反政府浪潮和经济上的困境,将继续制约香港的规划。政府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
如上文所述,香港的反对派思潮是“荒谬”的。反对派有传媒工业在背后大笔洒钱,自然能够在各种制作上吸引青年人。然而,他们的理论是苍白无力的,主要靠表面的包装,嬉笑怒骂,只因为在港英年代,西方偏见和殖民思想在传媒、艺术等领域广泛传播,所以今日的反对派亦多来自这个界别。
因此,政府必须制订一套合适的宣传策略,加强手上的传媒力量,同时建构自己的理论,回应反对派的谬论。目前政府的做法,只是一味否认指控,左闪右避,比如新界东北开发,政府在替政策辩护时,只能被反对派牵着鼻子走,否认“深港融合”,而无法阐释“深港融合”的必然趋势和潜在的双赢机会,更不敢进一步表示内地和香港本是一家,人员的自由迁移是无法阻挡的。
理论的建构和宣传,与经济的转型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困扰香港的就业和房价问题,如果香港能跨出框框,鼓励一部分人到大陆工作和生活,必然能大大减轻社会压力。然而,如果香港一些青年人对大陆缺乏民族认同,又如何能够在内地发展?困守孤城,绝对不是香港长远的前景。另一方面,如果香港要完成经济转型,无异于再一次的工业化,需要大笔的启动资金,社会也必须有勒紧裤腰带的准备。当年新中国建设的年代,上一辈为了未来的愿景,咬紧牙关走过了整个青春年月。香港要再次起飞,必须再次由零开始,今日的年轻一代应该有这个准备。如果政府没有一面理论上、思想上的旗帜,又如何能够期望这些十年之内就要投入社会的市民,能一起共度时艰?
最近一两年,反政府阵营貌似声势浩大,不可一世。可是,为数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是忍而不发。最近半年,随着反对派的运动越来越过分,爱国爱港群众也开始挺身而出。近日也有团体发起签名运动支持特首,也十分成功。这些民间活动把原本分散各处,在反对派霸占媒体后不敢发声的各界群众结合起来,已经形成新的力量。在今年元旦反对派集会前,香港各界团体举办了支持政府的大游行,有接近1万市民参加。此外,长期被反对派主宰的网上传媒,也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各种支持政府的声音。
形势已经开始逆转,香港普通市民需要真心干实事的特首和政府。而商界更不用说,非常期望社会的稳定和新商机的发展。香港目前的问题,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可以通过和平理性的协商和创造性的拓展来解决。只要政府对社会的主流支持声音有信心,相信日后的施政将会顺利得多,香港的发展也会更具前景。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