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的《爱因斯坦文集》与他的两位老师-胡新民

2013年1月28日，中国著名科学史家许良英逝世。许良英1920年生，早年投身革命，做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浙大地下党支部书记。建国后调入中国科学院。1957年被打为右派，回乡当了20年农民，在此期间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文革结束后，许良英恢复了科学院工作，同时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许良英和方励之是朋友。据《纽约时报》报道，2008年，许良英因为“一生宣扬真理、民主和人权”而被美国物理学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授予安德烈·萨哈洛夫奖(Andrei Sakharov Prize)。本文讲述许良英和他的两位老师以及翻译《爱因斯坦文集》旧事，据称，文集曾对中国青年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

《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翻译者许良英

许良英走了。在他留下的著作中，以他为主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提到这套书，又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师束星北和王淦昌。

王淦昌解放前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很赏识许良英，希望一起在物理学上作出成绩。但许良英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1947年又担任了浙江大学地下党负责人，工作繁忙。这也就顾不上在物理学方面继续深入研究。解放后经历了曲折人生，后来成为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史专家。

许良英于1957年在他的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被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送黑龙江监督劳动。许良英因腰部患病，选择了退职自谋生路，回到老家浙江临海县张家渡村。1961年，他摘了右派帽子后，科学院党组认为当初对他的处分太重了，但当时科学院正在下放大批人员到农村，一时无法将他从农村调回来。1962年末，他原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组长为于光远）寄给他一份《关于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重要著作选译拟目（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并委托他负责编译《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为解决其生活问题，哲学所又将许的一部旧译稿《物理学的基础》介绍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正式向许良英约稿，而且同时决定出版其旧译的《物理学的基础》一书，并预支了该书的稿费。许良英回忆道：“那个稿费比较高，大概是四五千，稿费就拿去买工分”以维持生活。（见《许良英：从职业革命家到民主思想启蒙者》，下称《从》文。）

为了编译爱因斯坦的著作，许良英1963年1月从乡下到北京住了4个月。他从北京图书馆等处借了许多与爱因斯坦有关的书籍带回到乡下，开始着手翻译。“到了北京知道上海科委秘书有个叫李宝恒的，他好像也想翻译，想搞爱因斯坦的东西。我觉得很好，他是党员，关心我，我是农民，我就写信给他。他很高兴，我们俩就准备合作。但是他不是学物理的，英语也不怎么样。”（见《从》文）。文革期间，曾出现了一个“批爱因斯坦运动”，北京搞，上海也搞，而且力度更大。北京方面赶到许良英老家要爱因斯坦的译稿。许说译稿在上海。当时上海准备出版这个稿子，还登了一个广告。广告称该书是由上海复旦大学12个教授翻译的。许看到广告后，发现该书的P数和字数都和他的译稿一样（后来知道，这个稿子是上海方面从李宝恒处搞到的），决定到上海去打官司，找到了当时上海大批判组总负责人朱永嘉。后来许又给北京写信申诉，信转寄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等人，中科院表示支持许并将信转给国务院。在此情况下，上海方面只好主动派人到北京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上海出的书“内部发行”，而商务印书馆的书则按原计划公开出版。1973年9月，上海抢先出版了《爱因斯坦论著选》。许良英等人则决定将原译稿内容大大扩充，从原来的一卷扩大为三卷。几经周折，1976年12月，《爱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终于出版。

在这里要提到王淦昌。许良英1973年11月为《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和出版来到北京，在北京同王淦昌见了面，许谈到了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的事，得到了王的鼓励。在北京时，商务印书馆发给许每月50元生活费，后来商务印书馆换了领导班子，许被赶回农村，生活费也停发了。王淦昌获悉后，立即给许写信，说以后许的生活费由他包下来，并要许安心完成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此后远在成都紧张研制两弹的王淦昌按月寄给许30元，一连寄了将近半年。1975年5月商务印书馆恢复了发给许的生活费。当时王还要寄，直到知道了许的生活费确实已有着落，他才放心。那时的30元不是个小数目，由此可见他们师生情谊的深厚，这成为了一段学界佳话。王淦昌是个重情爱才之人，在束星北困难时期，王也一再提出要给以资助，只是束星北坚持不受才作罢。

许良英在《爱因斯坦文集》三卷出齐后即寄赠給束星北一套，并题词：“敬请束老师指正 学生 许英良”。许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说自己于1928年5月去拜访爱因斯坦，随后在他身边当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读后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束先生在浙大将近30年从不向物理系师生提起这一光荣历史？但我相信束先生为人耿直，不会说假话，也就信以为真了。于是很高兴地给束先生写了一封信，并把自己经历了16个寒暑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寄给他，诚恳地向他请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说一句，我把这几本书‘束之高阁’，接着说他现在是真正佩服共产党了，因为知错能改，并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诗。”（见许英良《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3日B3版）

但据束星北女儿束美新回忆，束星北并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另有原因。她写道：“父亲看完后曾对自己的学生和对我们子女都说过：‘这本书不管他翻译得怎么样，但他能在困境中，在劳动之余完成这么大的工作量，单凭这一点就值得大家学习。’”那时束美新在学英语，经常请教她父亲。束星北在强调翻译的重要性时说，“很多翻译书的译者自己本身就没有搞懂，中文又并不好，往往让别人越看越糊涂。”“当时桌子上就放着许良英等人的《爱因斯坦文集》，父亲拿起来说，可惜这本书好多地方都翻译得不准确。”“父亲虽然认为许英良在书中有些地方翻译得不是很正确（他在学问上的一丝不苟，有太多其他的例子），但他不会去对别人讲，怕给许造成不良的影响，而只是想当面对许讲，他翻译的哪些地方，父亲有不同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父亲急于想见许英良的第二个原因，也许就是父亲为什么会在给许先生信中，用‘束之高阁’一词的原因吧。但父亲不会想到，许良英先生完全误解了。”（见《胡杨之魂：束星北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p262-p264，海洋出版社，2007年。下称《纪念文集》）关于翻译问题，束星北文革后在青岛的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时主办了一期进修班，据配合其工作的研究员耿世江回忆，束星北十分强调翻译的重要性。束星北在审阅学员们的译稿《海洋动力力学基础》后举例说：“比如我早年的一个学生曾寄给我一套他编译的《爱因斯坦文集》，我觉得他对原文的有些意思未完全搞懂就翻译了。”（见《纪念文集》P162）。从《纪念文集》中其他文章的一些内容也可以看出束星北对翻译是很较真的。他的学员赵俊生翻译的两部著作，都是束星北亲自审校的，并经常互相切磋，直至满意才送交出版社。（见《纪念文集》p175-177）

但许良英却认为“束之高阁”并不是个翻译问题，而是另有隐情。束星北于1983年10月30日去世。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该书面世后即好评如潮，束星北也随之成了继顾准之后社会关注度极高的又一位学者。多家媒体称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助手”、“自然科学界的陈寅恪”甚至“中国的爱因斯坦”等等。许良英发表了《我所认识的束星北》。文章一开头写道：“一本《束星北档案》又勾起了我对老师束星北先生的回忆。束先生是我的科学理论启蒙老师。”“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人物，他的穷根究底的科学探索精神和耿直豪爽、坦诚开朗的性格，永远令人怀念。”但在谈到束星北和爱因斯坦的关系时，则认为束星北声称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是“伪造”。至于为什么会伪造，“惟一的解释是，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和家庭内外的恐怖的‘改造’压力下，他被压垮了，心灵不得不被强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报》上的文章显然就是心灵被扭曲后的可悲的产物。” “心灵被扭曲了，原来的是非标准都会颠倒过来。特别是1957年开始，说真话 的倒霉，说假话的得势，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会‘觉悟’到，你们都大说假话，我为什么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爱因斯坦诞辰100 周年大会（这项活动是我于1977年倡议的），会上唱主角的是他并不服气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过对束先生的不满），他心里一定有气，要设法宣泄。正是这两个因素促成他于1979年3月虚构了1928年的那个神话。”为了证明这种分析的正确性，许良英还举出1997年通过他的一个学生在美国发现的证据，即束星北1943年12月17日给爱因斯坦的信。这封英文信，许英良认为可以证明束星北不认识爱因斯坦，但另外一些人，如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等人则认为这封信说明束星北和爱因斯坦“曾在一起工作”（见《纪念文集》P151）。

      这里又要提到王淦昌了。许良英称，在1987-1988年某一天，“我打电话问王淦昌先生，他说从未听束先生向他谈起与爱因斯坦的关系。”（见许良英《我所认识的束星北》）但是，王淦昌在1992年为束星北遗著《狭义相对论》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曾任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见《纪念文集》P17）。

 关于束星北是否担任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关注者尽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但许良英认为束星北伪造这段历史的动机是解放后的政治运动造成的，则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当此论出来后，许多浙江大学老校友和对束星北有过交往的人，例如杨竹亭、王彬华、孙沩等都证明早在1940年代就听说过束星北担任过爱因斯坦助手的事情，这在《纪念文集》中有多位作者多篇文章都谈及到的了这件事。据当年《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的采访记者宫苏艺回忆，他是通过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的。1979年2月22日，宫苏艺找到束星北，束星北口述一个小时左右。23日上午将文章交束星北审查，下午寄回报社。从这段经历可以看出，记者的采访和束星北的接受采访都是偶然的，与有意伪造难以挂钩。（见《纪念文集》p149）换个角度说，即使束星北的那段经历是伪造的，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那也应该不是在解放后而是解放前才更合符逻辑一些。

一个生前被称为是“爱因斯坦传人”，一个死后被称为是“中国的爱因斯坦”，他们都与爱因斯坦有缘。一个于1983年10月30日去世，一个在2013年1月28日病故。自1951年起他俩就没有见过面，谈不上面对面地交流。除了“束之高阁”那封信外，似乎也没有其它信件往来。平心而论，束星北只不过是在收到许的赠书后，认为许的译文有些地方不甚正确，而想有机会与其当面切磋。这种意见分歧在学界是很正常的事情。何况，他俩的师生关系曾是非同一般的密切（束星北在解放前掩护过许良英等人的地下党活动，许良英在解放初期保护过束星北免遭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厄运）。但许良英把束星北的“束之高阁”解读为是束星北为了掩饰自己的“伪造”，应该说是多少有些主观。由此引起他对束星北的看法就很难说是公正客观的。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许良英2011年接受采访（见《从》文）时的说法可以看出来。他说：“（束星北）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太看重钱，而且对国民党有好感，对共产党有反感。”但从《纪念文集》中的文章看来，许良英的这种看法是难以成立的。

先讲钱的问题。许良英的依据是两件事。一件是1941年夏束星北回去为母奔丧，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回来后告诉物理系师生：他原来不想回浙大教书，在奔丧后，把家里的财产都卖了，去上海想靠炒股票生活，结果全亏了。另一件是1944年春主动去国民党军令部技术室工作。因为这个单位是军统特务机关，稍有开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顾的，束星北却主动去了，因为工资高，每月1万元，而当时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炒股的事情是否说明束星北太看重钱在此暂且不表。关于为了高薪去军令部工作，《束星北档案》一书作者刘海军，在多年研究束星北的基础上列举事实，认为束星北去军令部工作“是受了金钱诱惑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见《纪念文集》p28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许良英所说的两件事，都是发生在解放前。但从《纪念文集》收录的文章看来，束星北却是一个有几分好善乐施的人。比如，1955年他的一位邻居被划为“胡风分子”，他偷偷给予资助；在文革后在海洋一所工作培训学员时，他把审稿费600元（他当时月工资280元）送给四个学员，让他们各买一部自行车，以便节省路上时间，多挤出时间学习；他每月工资有结余的时候，就花钱买东西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他说，他不会留给子女任何财产的。正因为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弟除了老九束南炎外都没大出息的”（见《纪念文集》p262）。

再来看看束星北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解放前夕，束星北的弟弟束佺保（其妻曾为宋美龄秘书）问束星北是否准备去台湾，束星北肯定地说：“不去，国民党没有什么希望了，共产党来了不可能比国民党差”（见《纪念文集》p227）。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82年和他在浙大的学生周志成的谈话。周志成也是王淦昌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和解放前浙大的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周志成回忆道：“1982年我去青岛疗养”时和束星北聊了一个晚上，“他（指束星北）说：‘说来也怪，划右派前，我不了解共产党；划了右派，我却了解了党。我曾问过把我划为右派的党委书记，为什么你非要把我划为右派不可？他说：‘你这个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可见整我是主观主义，与国民党勾心斗角还有原则区别，这其一。其二，是发现整错了，就登门道歉，这很了不起，是国民党绝对做不到的。’”（见《纪念文集》P70）。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纪念文集》中的文章看来，束星北对许良英的印象还停留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对许的党性非常欣赏非常信任。周志成在同一回忆录写道，束星北数次邀请许良英到青岛来见面，“而且又这样信任许，要他推荐最好的学生去当他的助手。”“像李政道那样的学生”“我一思再思，重要原因之一，许是他最熟悉最信任的懂物理的老党员、老学生。经过20多年‘左’的磨难的老科学家，把一生最后希望仍寄托在党和他信任的党员身上。”(见《纪念文集》p71-p72）束星北的挚友王淦昌在给束星北盖棺定论的挽联中也写道：“爱党爱国，热心为公”。

围绕着《爱因斯坦文集》引发的许良英和束星北各自不同的意见，就束星北而言，不过是就事论事；而许良英则是论事议人，而其议论人程度之深，不免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和遗憾。因为至少就《纪念文集》的五十余篇回忆性质的文章看来，没有发现能够支持许良英看法的史料。

无论是许良英还是束星北，应该说他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人物。同任何普通人一样，他们也都有各自的不足之处。他们都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珍惜的精神财富，但是也留下了某些值得汲取的教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