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倒、中苏交恶与合作化问题——再答刘学伟先生-寒竹
上文跟刘学伟先生讨论了中国平民主义以及一些相关的问题，双方对平民这个概念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有一些基本共识。总体说来，大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巨大进步没有多大歧义，至于这三十多年来进步的具体原因，可能双方的理解还有一些差异。这些以后可以详谈。
刘先生在文中提到笔者在《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中的观点，认为笔者似乎在回避改革前三十年执政党的错误。刘先生这个理解可能有误。《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一文并非要全面评价改革前三十年的是非功过，而仅仅是要指出改革前后的两个历史阶段并非对立而是有内在逻辑，更全面地讲，《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一文是要讲中国在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三个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关系。至于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错误当然不能否认，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具体说来，笔者以为改革前三十年的错误主要集中在这么几点，1，以意识形态挂帅和阶级斗争为纲，不停息地进行政治斗争；2；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同义语，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用政治运动的形式来进行经济建设，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由于刘先生关于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论述比较具体，我把刘先生的论述总结出三个问题在这里讨论：第一，1949年后中国跟随苏联的一边倒是否合理？第二，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与苏联交恶是否明智？第三，如何看待农业合作化运动？对这三个问题我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尽可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分析。
关于中国在1949年后一边倒的问题
如果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问题，如果仅仅是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历史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政府在1949年后一边倒地紧跟苏联显然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坦率地说，笔者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当时中国政府的选择，也得出了跟刘先生一样的结论。但是，随着对世界事务的进一步了解和社会经验的增加，我感觉到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仅仅从意识形态或以当下的现实来评判是不妥当的，至少是不全面的。历史的问题最重要是历史地分析。
中共1949年建政后在当时全球的冷战格局究竟有多大选择？这个问题必须历史地分析。从二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跟中共夺取政权的历史条件看，中共要想在夺取政权后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边是几乎没有条件的。中共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主张，始见于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在当时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二战结束后，乔治.凯南针对苏联阵营的遏制理论成了美国对外的基本国策。根据这个理论，美国把中共夺取政权看作苏联势力在亚洲伸延的一个结果，是全球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一个部分。对于国共两党二战后在中国大陆的军事战争和政治冲突，美苏两国各有立场。美国尽管不满意国民党政权，但基于全球反共战略大局，还是不得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予以支持；同理，苏联尽管不满意中共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基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还是支持中共在中国夺取政权。从这一点上看，由于战后的美苏两大集团的对峙，国共两党都很难在东西方的对峙中保持中立。1948年11底宋美龄再次访美寻求军事援助；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扬秘密访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北坡。这两个事实说明国共两党在战后冷战格局中的选边在中共建政前就已经非常明显。很难想象，中共在与国民党决战时会对在军事上大力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美国抱有好感。中共对国民党的敌意延伸到国民党在军事上支持者的美国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
当然，西方的对外政策一直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正如刘学伟先生所言，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美英等国的对华政策确曾考虑过调整。1949年中共建政后，英国执政的工党和在野的保守党都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6日，英国外相贝文致电中国当时的外长周恩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建交。中国政府在第三天即作出积极反应，正式复电表示愿意与英国建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中英双方已经开始建交谈判。中国当时是愿意并希望跟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刘先生对这一点有所忽略。
在是否承认中共政权问题上，美国比英国要谨慎一些。1949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向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传达了美国承认中国的三原则：1）新政府必须实际控制领土和国家行政机器；2）获得全国人民承认；3）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应该说，按照这三个原则，中美在当时建交有很大可能。但是，由于国民党政权还在金澎马祖地区运转，美国采取了拖延的战术，想看中共是否能真正在中国站稳脚跟。在现实中，美国采取了两个敌视中国新政权的行动。一个是在1950年1月13日的联合国大会会上，美国领头否决苏联提出的“驱逐国民党代表，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另一个是向英国施压，要求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与美国一致，不要做出“不成熟的、匆忙的承认决定”。 从当时东亚的局势发展看，美国确也有难处，确实也需要等待。自中国内战以来，美国一直支持国民党政权。美国很难在国民党政权尚运转于台澎金马时就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当时认为，最多再拖几个月，中共就可以占领台澎金马，到时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迟。而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命令粟裕集结五十多万人准备在1950年夏季攻台。美国当时决定在战略上放弃台湾。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秘密通知所有的驻外使团，美国政府将对台湾实行“放弃政策”。密件说：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岛屿对美国而言“既不特别出色又不重要”。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对新闻界发表讲话：“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美国政府不打算向国民党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美国无意在目前的台湾寻求建立军事基地的任何特权，也不打算使用武装部队干预那里的局势”。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开宣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防卫线包括阿留申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和菲律宾。艾奇逊有意将台湾排除在美国的海上防御圈之外。
所以，到了1950年的上半年，尽管中共之前声称要一边倒，尽管中苏两国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中国跟西方的关系在现实中仍有希望朝好的方向发展。英美等国与中国建交的战略意图并未放弃，而中国也并未关上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事实上，中英两国英国已经在1950年上半年开始讨论建交的细节。
真正改变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从现在大量解密的文件、电报看，中共高层对金日成武装统一朝鲜半岛的行动并不乐见，因为当时中共正准备集中兵力渡海攻台。但是，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全国统一计划。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即下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解放军进攻台湾。这是美国第一次公开派兵介入中国内战。至此，中国与美国完全处于敌对状态。而美国在仁川登陆后对朝鲜半岛局势的误判，把中国也最后拉进这场战争。（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涉及内容较多，这里难以详谈。如有机会，可另行讨论）
所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西方交恶的原因相当复杂，既有国共两党的历史根源，又有当时的冷战环境，而最为根本的是美国把朝鲜战争扩大化的错误。意识形态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因素，但绝非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利益（美国人讲的”national interests）都是至上的，意识形态不过是为了实现某种现实利益的说辞而已，中国也不例外。刘先生把中国跟西方交恶，把中国介入韩战与越战都说成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我觉得有失偏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与苏联交恶的问题
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要解决的是现代建国问题，蒋介石讲“抗战建国”。中共讲“革命建立新中国”，二者殊途同归，都是想完成现代建国。笔者以为，斯大林当时对中共的看法并没有错，中共在本质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共产主义理论只是中共用来动员下层民众的一个理论工具。共产主义理论不过是中共用来借壳上市，共产主义是“壳”，民族建国才是“实”。而中共与苏共的交恶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分歧确实存在，但并非是中苏两国交恶的主要原因。我们不能以为当时中苏双方都是用意识形态为武器来攻击对方，就把中苏之争看成意识形态之争。
为什么中国在选择倒向苏联一边后，又要改变战略与苏联翻脸呢？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敌是否明智呢？任何一个政治家都知道同时与几个强者为敌是危险的，中共真的会为了意识形态这样做吗？我觉得刘学伟先生夸大了意识形态起的作用。我以为导致中国跟苏联发生冲突有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个是苏共二十大政治报告对中共的冲击。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集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错误。这份秘密报告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产生了很大冲击。1956年6月，波兰爆发波兹南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发。当时的中共高层认为，如果按照赫鲁晓夫的做法，一些共产党政权将会发生动摇。苏共二十大后，中共跟苏共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批判斯大林是否会导致共产党政权垮台的问题。
但是，中国的情况跟东欧有很大差别，苏联否定斯大林并不一定会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因为中共政权并非像东欧一样是由苏联建立起来的。中共绝大多数领导人对此还是心里清楚。所以，中共在1956年9月召开八大时还是充满信心，跟苏联也没有因为秘密报告的事而公开冲突。这个时候中共确实认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走得太远，确实跟当时的苏共有分歧，但两党、两国的关系并未全面恶化。
所以，中苏关系的真正恶化其实跟苏共二十大关系并不大。赫鲁晓夫发布秘密报告是在1956年2月，而在整个五十年代，中苏虽有分歧，但关系仍然还算友好。真正导致中国跟苏联彻底翻脸的原因是后来发生的几件事：
苏美关系的缓和使得中国认为被苏联出卖。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跟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举行了三天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一时间，“戴维营精神”在了全球不胫而走。“戴维营精神”显然强烈地刺激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中国在朝鲜半岛跟美国打了三年仗，虽然后来签署了停战协定，但双方仍然敌意未消。更重要的是，美国仍在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跟大陆进行军事对抗。在中共看来，台湾之所以还想“反攻大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美国的支持。而中国无法进入联合国，无法统一台湾，这些都是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在作怪。苏联作为中国的亲密盟友竟然不顾中国的感受跟美国人拥抱，中国政府感到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应该理解，任何一个国家处在这种情况下也都容易有类似感受。1971年尼克松访华，作为美国在远东的盟国日本立即感觉自己到被美国出卖而心存不满。一直到今天，很多日本人对被美国出卖的感觉都没消失。
第二件事，1963年8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谈判，签定了《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爆炸实验的条约》。显而易见，这个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当时就是专门针对中国，因为美、英、苏三国都很清楚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进行首次核试验。这个条约使得正在加紧核试验准备的中国感到极端愤怒。中国感到昔日的亲密盟友已经跟西方国家一道来制止中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这对于民族主义色彩本来就很浓厚的中共来说，中苏间的分歧已经不是两个政党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是国家间的敌对，因为苏联已经加入到帝国主义阵营对中国的国防工业进行打压。对于中共来说，苏联的这个行为显然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们仔细考查中苏论战的激化过程，可以看到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虽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更为根本的是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发生了冲突。中苏论战从1956年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到1963年3月发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一共有七篇文章，史称中苏论战的“前七篇”。这七篇文章是逐步升级，但一直到1963年夏天，中共对苏共的批评仍保持克制。中苏论战的白热化是从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6日发表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开始，到1964年7月发表第九篇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为止，一共九篇评论，史称中苏论战的“九评”。从时间上看，中共中央发出“九评”正是在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爆炸实验的条约》之后一个月。如果说仅仅是意识形态分歧，此时离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已经有7年之久。这当中显然有国家利益在其中。只是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国家利益常常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表示而已。事实上，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无论是中国的老百姓还是西方政界，都已经明白中苏两国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利益之争。
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个人在当时中苏之争起了很大作用。从坊间流传毛泽东一些未曾公开发表的诗词中，他对“戴维营精神”和美英苏三国签署的“禁核条约”有着强烈的愤懑之情。但除去国家利益，毛泽东个人对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愤怒确有个人因素。从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也会出现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来否定他。所以，他把赫鲁晓夫简单地称之为野心家，把苏联缓和阶级斗争看成是修正主义。中国社会阶级斗争的弦乐绷越紧，个人崇拜越演越烈。阶级斗争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最后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乌托邦理论。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后发展变化的错误判断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他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给中国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否必要？
关于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搞的农业合作化，理论界讨论的人很多。大多数人都同意，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跟苏联一样，都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实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中共高层领导在经过三年饥荒后都意识到，以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成为农村的基本单位是行不通的。中共中央在六十年代初不得不对合作化运动做出重大调整。事实上，从六十年代初起，土地所有制已经退回到生产小队的规模，所有制意义上的人民公社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讨论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问题，必须要弄清楚中国农村的所有制在合作化运动中的演变和调整。
根据中共自己的一些历史文献，中共当时实行合作化大致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为了实现公有化。中国在完成土改后，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中国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毛的这个思想在党内最终成为主流。如果要在农村搞社会主义，那么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土改后形成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大特征。所以，合作化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城市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成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两个基本内容。
第二，为了集中财力实现工业化。由于国内外的险恶环境，当时的中共领导人都急于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但是工业化需要资金，如果按照农村自然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苏联的经验，国家通过合作化可以高度集中农村的产品，从而给工业化提供充足的粮食与原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相信，苏联的合作化道路是正确的，错误只是运用了粗暴的方法。只要政策和方法得当，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将会是工业化的基础。
第三， 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和土地兼并。防止两极分化是当时中国政府对农村基层工作一个主要考虑。根据合作化时期的一些文献看，中央政府要求实行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都出现了一定数量的新富农，一些分到土地的农民再次陷入贫困。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大量的土地兼并将会产生新的地主和富农以及新的贫雇农，农民的不满将会再度出现，土改取得成果将会逐渐丧失。
以上三个促成合作化的动力，第一个是出于意识形态，第二个是出于经济需要，第三个原因是出于社会稳定。当这三个原因合在一起，就在党内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这是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形成声势浩大的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原因。所以说，仅仅把农业合作化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不够的，这样很难理解合作化的进程和后来的不断调整。
众所周知，一个社会如果严格按照意识形态发展，让现实来符合原则，一定会出大问题，因为一个逻辑上自洽的理论并不等于就能够切合现实。但是，由于当时强烈的政治气氛，促成合作化运动的三个原因中只有第一个公有化的原因能够响亮地喊出来，能够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正是由于这一点，这给中国的农村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如果说实行合作化就是为了实现土地公有制，那么公有化就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公有制比私有制好，公有化层度越高越好。于是乎，中国的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合作化不断在公有化层度上跃进，这就走进了乌托邦陷阱，中国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花了整整二十年才走出人民公社这个陷阱。
1958年8月，毛泽东在河南新乡了解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时感到非常兴奋，提出了“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底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全国农村在几个月内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按照人民公社的模式，农村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建立了公共食堂，取消了自留地，压缩了社员家庭副业。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规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按照这种平均主义的生产方式，农村经济很快就出现严重问题，1959年到1962年全国出现大面积饥荒。
但是，如上所述，中国的合作化道路并不是仅仅靠意识形态推动，另外还有经济原因和稳定社会的原因。当合作化运动沿着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意识形态前进时，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合作化不仅没有给工业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反而造成全国居民都吃不饱饭；社会没有因为两极分化而动荡，但大面积的饥荒却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当初促进合作化的后两个动力并未在现实中达到预期的愿望，这促使执政者不得不从意识形态梦幻中清醒过来而面对现实。当过度的公有化带来经济困难和民众不满时，意识形态必须要服从现实。所以，人民公社成立后不到半年时间就面临调整。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把所有制从公社一级先放到大队一级。1960年中央再次通知全国地方政府进行降低农村公有化程度的调整。到了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是成立人民公社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发布后，人民公社的名称虽然还在，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虽然还在，但农村绝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和核算单位都退回到生产小队，从所有制上看，人民公社已是名存实亡，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人民公社已经不复存在。这种模式从1962年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出台。
从以上过程看，中国在合作化问题上确实走了很多弯路，全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按照意识形态的原则，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先进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但是，如前所述，中国合作化运动的动因并非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合作化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和农村经济两极分化。所以，当合作化运动在1962年受到调整后，形成了一种相对合理的土地所有制，这是给中国后来发展留下了一笔有价值的遗产，其中最重要的是给家庭承包制提供了一个进行承包分配的平台。合作化形成的以队为基础的所有制的最大弊端是在于把所有权与经营权等同起来，不给每一户农民以自主的经营权。所以，对中国当时的合作化运动应当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应当指出其弊端，肯定其价值。
如果按照自由经济的产权理论，合作化就完全是一个错误，因为唯有私有化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方式。按照产权理论，农村土地的交易和兼并是一个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土地可以逐渐集中在能干、勤劳、聪慧的人手中，生产率可以大大提高。所以，不仅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实行合作化不对，就是以防止土地兼并为由来实行合作化也不对。唯有土地私有化和交易自由化才是农村发展的出路。但遗憾的是，这种土地私有化的产权理论在本质上与土地公有化的理论一样，都是以政治正确的思维方式来解决现实问题，在现实中必然会造成灾难。
按照产权理论，耕者有其田的说法简直是粗暴和野蛮。耕者凭什么要拥有土地？资本难道就不能拥有土地吗？耕者难道就不能仅仅是雇工吗？既然工厂可以有雇主和雇员，农村为什么不能有地主和雇工呢？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来看中国的农村，一定会出问题。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并不是私有产权就能解决的。耕者有其田是中国两千多年形成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显然跟自由市场和产权理论是不相容的。任何以一个朝代，任何一届政府都很难改变中国农村这种把土地作为生存命脉的传统。中国每一个末代王朝的灭亡都跟土地过度兼并有很大关系，而每一个新王朝都试图用国家的暴力手段按户口均分土地。由国家强制性的权力把土地分到每一个农户手中的背后，是中国可耕的土地有限性和巨大的人口数量。如果不按人口分配而听任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国将会出现大量的无地流民，除非城市工业化能够吸收所有多余的农业人口。所以，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跟城市化同步才能逐渐解决。只有中国完成了城市化，耕地才不会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处。
谈到这里，刘先生也许会提出，我批评的是合作化，而是不是批评农民拥有土地。合作化不是又从土改后的农民手中夺走土地了吗？其实，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中国合作化在经过了一系列调整后，最后形成的土地所有制仅仅是一种集体所有，而且是一个范围很小的集体所有制，这个小集体就是以前的生产队，现在村民小组。这个合作化基础上形成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虽然有很大弊端，虽然还是属于一种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但这种土地所有制给后来的家庭承包制奠定了基础，原来的生产队后来转化为村民小组。如果没有改革前以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就无法实现承包到户，因为自由市场和产权原则早就把土改均分的土地重新集中到少数私人手中，按家庭承包土地就无法成为可能。从这一点看，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通过合作化形成了以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是由历史意义的，它防止了土地私有化必然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给今天承包到户的土地制度提供了生产队这个平台。所以，中国当时实行的合作化是利弊皆有，弊端主要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等同起来，使农户个体无法获得自主的经营权。但是，合作化形成的以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还是有积极意义，它保障了每一户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今天中国农村土地所有权95%都归村民小组所有，正是基于改革前以队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
从中国农村目前的情况看，家庭承包仍是一种最适合国情的一种土地制度。在这种承包经营制度下，承包者在土地上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上与土地所有者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唯一不同的只在于承包者不能自由买卖土地。但恰恰是村民小组的土地所有制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耕者能经营其田，而每一个农户都能够是土地的经营者。即使善于经营者能够租赁其他农户的土地雇工耕作，但每一个雇工在法律上仍然拥有他自己一份耕地的经营权。农民工远走他乡打工，回到家中仍有一块拥有自主经营权的土地。中国现有法律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最根本理由也跟当年实行合作化的其中一个原因类似，这就是防止农村出现无立锥之地的流民。
以上集中讨论了刘学伟先生提出来的三个问题。1949年后中国跟随苏联的一边倒是否合理？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与苏联交恶是否明智？如何看待农业合作化运动？ 而非详细论述整个改革前中共执政的是非对错。不知本文的陈述是否表达清楚？论述是否有误？还望刘学伟先生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