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革命还是富人革命（上）？——与寒竹先生磋商之二-刘学伟
一、关于立场和态度
看了寒竹先生的第一个回复，为先生十分专业的治学态度深深触动。以前在《选举网》就领教了方绍伟先生的不持立场的“冷酷实证”。现在又见识到寒竹先生的不做褒贬的解释逻辑。笔者自认达不到那么纯粹的学术标准，本人的文章总是有一些好恶褒贬，有一些情绪流露的。但自认还是尽可能地保持一种中立客观的立场。所以笔者把自己的理论定名为“循中道致良治—中道良治”。笔者的确有太过明确的倡议导向。笔者实在是希望开出一种药方，能够对中国制度应当的前行方向的测度，有一些多少看得见的助益。这种太过明显的测度意图的确经常导致笔者走入一些本来应该避免的偏颇。
比如本人的中产身份，“屁股决定脑袋”，的确，就把本人的立场限定在希望中产阶级能够主导社会这一基本点上。虽然笔者确信，这样能够更好地整合整个社会上中下三个部分的共同利益。以寒竹先生的高标准，本人实在还是不够格做一个纯粹的学者，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力争做一个“有推动社会前进（很可能过度）强烈主观愿望的准学者”了。
二、笔者对寒竹先生的平民概念有误解
看了寒竹先生的这次回复，笔者其次高兴的是澄清了一些误解。
比如，笔者现在明白，寒竹先生所称的平民不是对称于富民，而是对称于贵族，而且是血缘的贵族。
寒竹先生称：在历史上的，秦汉以后的中国，除了皇族，包括非皇族的宰相，都是平民身份。对社会而言，无论多么福或贵，就是说，无论什么阶级，只要不是皇族，都是平民。
这样看来，寒竹先生的平民概念，比笔者的想象，未免也大得太多，大到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划分有效的供分析的社会集团的功能。
按照寒竹先生的概念，英国大宪章运动，是贵族向王族争取权力，那还是属于贵族革命。而然后资产阶级向贵族争取权力，那就属于平民革命。法国大革命也一样，属于平民革命。
但是这种平民革命和中国1949年或俄国1917年发生的平民革命可实在大异其趣。
在笔者的划分中，英国革命法国革命，都是富人的革命，有钱人的革命，它们争取的是资本的自由，是发财致富的自由。如果要套入寒竹先生的概念，笔者就只好叠床架屋，把这种革命称之为富裕的平民主导的革命，简称富平民的革命。
而从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以来，他们掀起的才是穷人的革命。或者套入寒竹先生的概念，笔者就只好把他们称之为穷平民的革命了。在笔者以前的意想中，亿万富翁，或者李鸿章那样的权贵，怎么也不属于平民，他们要是支持什么革命，绝不会是平民的革命。 平民的内涵，也不可能万古不变。比如秦汉以来，中国就没有了贵族，除了皇室，无论你隶属哪个阶级，反正都是平民，那阶级斗争就成了平民之间的内战啰？可是既然平民与贵族的外战，中国两千年未有，区别这个内战或外战，还有什么必要吗？
为了接下去的商榷，笔者要使用两个人人都能理解的概念，就是“穷人”和“富人”。上段说的穷平民就是穷人，富平民就是富人。为了不与寒竹先生的平民概念起冲突，所以笔者把本文的标题，由原拟的《平民革命还是富民革命》改成现有的《穷人革命还是富人革命》。 看了寒竹先生好些文章，当然笔者现在明白，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平民性格的说法，只有对称于欧洲或日本的贵族封建传统才有意义。对于这一部分的历史分析，本人与寒竹先生意见高度一致。
三、关于近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总路线
先总结一下上一轮的讨论。
寒竹先生称：“从执政党的改革思路来看，是要实现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的转移到经济建设，由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 “执政党在这三十多年间在效率与公平的天平上一直是向效率倾斜。即使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和共同富裕问题，但也没有把均贫富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中国三十多年改革与发展的事实表明，平民主义从未成为执政党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
这么看来，笔者是第二次误读了寒竹先生的见解。其实我们对执政党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路线的见解应当是大体一致的：在笔者看来，这是一场与1950年代的革命涵义完全不同的富人的革命，就是说由富人主导，首先由他们得益的运动。（这样的富人，正是1950年代革命的对象，在那个时代，他们被消灭殆尽。）当然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跟在先富者之后，也都得益。但由于得益之差距过大，才有了新一轮的争议。
关于这个新一轮的争议，我们以后再谈。这里只先讲一句，就是：笔者确认，真正的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只能限制那个其实必然还是相当大的差距不要太过大。
在这里，寒竹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祖传的，又被数十年的公有制下的生活强化了的平民性格的确在发挥作用了。笔者非常欣赏寒竹先生用此点来解释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对贫富差距和官僚腐化的高度敏感，觉得那真是说到了点子上。
我们之间的观点的分歧，细看下来，又小了许多。但分歧还是有不少的。
四、对1950-1960年代中共先亲苏后反修的外交总路线的一些质疑
以下两大段引自寒竹先生文章《中国模式的历史逻辑》一文【黑体都是原有的】。
**“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并不能视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而这个阶段之所以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根本原因并非是中共领导人的主观抉择，而是现实的客观环境所导致。”“中国的国家主权虽然在1949年得以确立，但是，在国际范围内，中国的国家主权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这对中国的国家主权构成了极大限制和威胁。**上个世纪中叶，中国为了维护完整的国家主权而跟苏联交恶，中国在国际上受到最强大的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挤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这对中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了极大的障碍。”
**“中国在1949年后虽然基本上摆脱了战争状态，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事实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国社会实际上处于一种准战争状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把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和构建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两个首要目标，而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则不得不建立在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独立的国防体系基础之上。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两个目标，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得不把备战备荒作为一个基本国策，不得不把高积累、低消费的非常规方式作为原始积累的手段。**今天看来，这种战时经济体制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辈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上个世纪中叶的战时经济体制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且为八十年代后以民生问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国际环境。”
以下是笔者的评说：中共建政以后，迅速参加社会主义阵营，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总政策，也因此与美国和西方彻底交恶，然后才有了韩战和越战。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不可能忘记1960年代初的反修运动（大家都学过《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吧？苏共的罪名是“三合一少（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少支援亚非拉）”“全民国家”“全民党”向资本主义投降呢！）和1972年的“小小银球转动世界”+基辛格先导尼克松访华（中国从此联美反苏/联帝反修—可不是投降）。如果没有这两段令举世惊憷的大跳跃戏剧，中共或许还可以一以贯之地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确。现在回头看，1950-1960年代中共领着中国与美国和苏联的先后激烈争斗真的都是那么正确和必要吗？为什么邓小平一上台就把这个双反都放弃了呢？中国人民难道不可以觉得被那太过伟大的领袖蒙着眼牵着鼻，东冲西撞，浪费了太多的血汗，做了太多的无用功吗？
难道那个年代的反帝和反修真的都是无可选择的吗？比如司徒雷登一定是需要“别了”的吗？（司徒雷登：美国驻中华民国最后一任大使，生于杭州，一生大半都在中国度过，前燕京大学校长，自称“爱中国甚于爱美国”。1949年4月到8月他逗留在解放后的南京应当是在华盛顿的授意下试图寻找与中共接触的机会呢！）为什么后来的基辛格尼克松又那么可爱了呢？又比如那个《九评》真的就那么义正辞严了吗？须知再过20年，中国可是铁定比苏联当年还“修”得厉害呢！要笔者来证明吗？这都是谁的错呀？
这些弯路，为尊者讳，人们似乎可以少谈甚至不谈。但以此来为那个年代人民受到的痛苦开脱，笔者怎么觉得似乎不那么……呢。
这些外交总路线的问题，在中共党史上都未得到清理。笔者也不愿说太多。用寒竹先生的平民主义的思路，本人似乎可以认为，那位平民诗人领袖太过浪漫冲动，不够稳健呀。
笔者还是太欣赏邓小平先生为后三十年的中国定下的“谁也不反，着重与西方打交道”的实事求是的外交总路线并“韬光养晦”的总策略。那才是老谋深算，为中国赢得了前一位领袖的先反帝再反修然后联帝反修的两极超级摆动路线不可比拟地大的岂止是外交利益。
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应当个个都会记得一首文革歌，叫做“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的真实发展很诡异。时至今日，中国的赫鲁晓夫二号的后继者们，已经领导中国通过极度“修正主义”的道路发展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修不打自己倒了。美帝也在中国发展的挤兑下，大显颓势。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号，已经彻底平反。而那位伟大领袖的平民革命路线，十分客气地说，则早已被束之高阁。
大家都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评价前三十年，更重要的当然应该是内政。寒竹先生所言的“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战时体制，（而且这种战时体制也并非必然必要，也是一种两面树敌的错误国际政策导致的恶果。）而有更深刻的根源。笔者很意外地没有查询到寒竹先生对中国第二共和前三十年许多重要史实的基本评价。比如农村合作化、城市公私合营、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可能笔者的查询不周延，还望寒竹先生直接教我。】依笔者看，恰恰是这些寒竹先生可能是因为某些原因回避了的错误，才是“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的主要原因。
五、关于土改和合作化运动
这里我们先来试试简单分析农村政策。
1950-76年代的中共的农村政策分两期：
第一期叫做土改，俗称“打土豪分田地”，只持续了2-3年。目标是瓦解大土地所有制，建立小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这可不是共产主义或中国说法的社会主义（下一篇文章接着解释这个区别），因为它建立的还是私有制。对这一个阶段的政策，个人觉得除了太过暴力以外，还算可以接受。其实最理想的当然是台湾式的赎买土改，大体上，把中国大陆在城市里做的，挪到农村去做就对了。
第二期叫做合作化运动。可惜中国的农民仅自己种了一茬最多两茬庄稼，中共的共产基因就开始发作。从一开始的互助组、到合作社到一大二公的上万人规模的人民公社，历时仅五年（1953-1958），那真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再过三年，在“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无算的压力下，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共产的规模依然在百人以上。与这个农业集体化制度配套的还有臭名昭著的“统购统销”。简单地说，就是强迫农民用低价把农民自食以外的全部粮食、油料和肉食卖给国家，自由贸易一概禁止。
如果这个政策真的能给中国带来发展，农民的牺牲也许还值得。但事与愿违，农村因此陷于长期的穷困和半饥饿，（毛语录：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杂以番薯土豆……）而城市则困于长期的农产品供应不足。二十多年下来，搞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李昌平《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语）的境地。现在回过头来想，如果不是共产“原错”基因发作，强制推行合作化，中国哪里需要统购统销，粮食就像现在一样，根本就不会不够吃。也就根本不会出现耗费三十年还纠正不过来的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一国之内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如此巨大的城乡差别。因此，农村的合作化是共产党领政以来的第一大错误经济社会政策。其实在合作化之前，所有的富裕农村人口都已经被消灭了（肉体消灭的是少数，这里说的是在经济上被全部彻底消灭），土地被均平。在此基础上，本来农村是可以轻易得到的一个至少数十年的，已被中国历史无数次证明了的新朝初期农村小康时期，被这最后一个新朝错失。 中共犯这个错误，有两个历史或思想根源：第一个就是从欧洲，马克思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了。第二个，就应当是寒竹先生说的中国传统中留下来的平民主义了。不过在笔者看，平民主义很容易解释建立小私有制的土改，但并不方便解释要“一大二公”的合作化运动。
这个1950年代城乡两个方向的共产的错误，在中共党史上也并未得到清理。但我们作为独立学者，应当有权利论一下历史是非。何况，在事实上，这些错误已经被改正。
笔者同时要在这里申明，本人并不认为，在共产这个题目上，共产党要负道义责任。普遍的公有制行不通，是在数十年的实践之后才明白的。正如同蜘蛛不好吃，螃蟹好吃，也是要有勇者试过才知道的。这是人类探寻真理应付的代价。笔者对此不做道德批评。
六、部分结论的提前展示
为了回应题目，笔者这里先把整篇文章的结论的一部分揭示于此：
朱元璋搞的改朝换代是穷人革命的一种类型。他与士绅阶级充分结合，其实对旧有的制度没有任何改易。所以他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他和他的伙伴们都变成了富人，加入了那个重建的旧制度。
而共产革命要想消灭私有制，这是一个太过宏伟的，1989年（柏林墙倒塌—国际共运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以后人类才明白不可能成功的革命。具体的这里都不讲了。总而言之，仅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后30年，大部分成就都建立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这一千真万确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以前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路是错的。正如农村的土地承包制制度的成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以前的集体耕作的道路的错误一样。（至于农村土地是维持现在的集体所有个体承包好还是彻底私有化好，个人没有定见。觉得应当试验。“摸着石头过河”。） 据此，笔者以为，在城乡消灭私有制，再加上反右直到文革的一系列其它严重错误，才是“使得中国社会民生问题的解决向后推迟了整整一代人”主要原因。而这一系列错误的改正，则是后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而外交方面的错误，实在也是第三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然延伸。而这后三十年，中国正确地既不反美也不反苏，自然不会“在国际上受到最强大的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挤压，国际环境极为险恶。”也不会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对中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构成了极大的障碍。”
而平民主义因素，正如寒竹先生所很好地论证的，在这各个阶段都起着作用。这篇文章笔者涉及了第二共和史上的八件大事。内政方面：土改、农村合作化、城市公私合营、改开后的重新私有化；外交方面：50年代的一边倒亲苏反美、60年代反美又反苏、70年代联美反苏、改开以后“没有敌人”的新外交总路线。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第六件，都可用平民主义来解释。第四、第七、第八件则可归于富民主义路线。
不过笔者确信，用“共产基因”之发作与抛弃，对那两段历史的转换与变迁，比起平民主义还是富民主义，有强得多的解释力。因为平民主义还有共产（1949）与不共产（1911)之分。而富民主义则只有不共产的。
我的进一步理解是；共产的（或称过激的）平民主义不可能成功。但不共产的（或称温和的）平民主义则可以和富民主义互相融汇，甚至相得益彰。
笔者对这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标签是：消灭私有制PK重建私有制、计划经济PK市场经济、阶级斗争为纲PK经济建设为纲。还可以接着加：浪漫主义PK现实主义、理想主义PK实用主义……
这里必须补充一段：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当然还有很多成就。最要紧的是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全民的平均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人均寿命都有很大提高。还有“两弹一星”等对维护民族独立尊严极为重要的成就。这些如同寒竹先生肯定的，都是后三十年飞跃发展的基础。笔者说的是，如果前三十年少犯一些错误，自然成就还可以更大。比如如果不搞大跃进和文革，中国现在的GDP能不再高上至少一倍吗？那岂不是今天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