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误读与滥读-刘晨光
书一经写成，其命运就不再由作者决定。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刚出版，托克维尔对其妻说：“爱读此书者唯有自由之友，然其人屈指可数。”但事实却大相径庭，此书在三年内印行四版，至1934年更多达十六版，在英美德均颇受欢迎。20世纪下半叶，托克维尔思想获得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解读与传播，这些情况均为托克维尔始料未及。2012年，《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竟在中国受到热捧，恐怕更非他能想象。
托克维尔的原意
要用简短的话总结托克维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意，并不容易。该书虽然文辞优美畅达，清新明晰，但理解起来仍颇费思量。这主要是因为，托克维尔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人，我们对此传统却认识有限；该书是他最重要的一本书，却是未竟之作。
托克维尔出身法国传统贵族世家，是“旧制度”下名副其实的“既得利益者”，但面对“大革命”对“旧制度”摧枯拉朽式的倾覆，他不带有任何怀恋“美好旧时光”的乡愁或愤恨，反而是以一种超然冷静的旁观者心态观察大革命、认识大革命、理解大革命。游访美国的经历为他提供了最终的启示，在美国看到的“民主”，被他视为欧洲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正是这一来自“新世界”的“他者”视角，使他赞同了“旧世界”的大革命，并认为它是一项符合上帝旨意的伟大事业。换言之，“民主”乃是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不可阻挡的必然大势，而法国大革命正符合并推动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走向。
然而，托克维尔对于民主事业的赞同并非毫无条件。在他看来，民主之所以说是出于天意的历史趋势，是因为就算上帝也更愿意同时造福大多数人的利益，而非仅仅青睐少数人的幸福。只不过，民主事业也是有利有弊，祸福相依。民主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比如造成原子化的个人，仅追求发财致富与物质享乐的私人生活，越来越缺乏公共精神；由于热爱平等而难容个人或少数人的特殊或优异，乃至对其造成“多数人的暴政”；而在强权之下，由于缺乏自由精神，软弱的个人也宁愿享受奴隶般的平等。简言之，托克维尔在赞同民主事业的前提下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民主之下，何以自由？他指出了自由与民主之间的张力，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所以，在其成名作《民主在美国》（观察者网注：即《论美国的民主》）中，他不仅描述了民主在美国的具体表现，总结出民主的抽象原则，还从欧洲传统贵族制的视角比较分析了民主的性质、特征、后果、弊端及其改善之道等。
《旧制度与大革命》则是从《民主在美国》所建构的民主视角来反观欧洲旧制度，特别要分析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与产生的后果，尤其是对大革命所产生的后果。他深感纠结与痛苦的是，为什么大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事业给法国和欧洲带来的是反复的政体变换与社会动荡，而非美国人所享受的种种自由？在他有生之年，法国还先后经历了两个拿破仑皇帝的君主专制统治，更是对其珍爱的自由信念造成巨大打击，他本人对如火如荼的民主革命产生困惑乃至怀疑，也就在所难免了。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呕心沥血的反思之作，体现了托克维尔对于祖国的热爱，更体现了他对于自由的热爱。他希望法国经过大革命的淬炼成为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结果却令他感到失望。可惜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是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原因的分析，对于大革命后果的论述则未完成。
在该书中，托克维尔实际表达了这样一个睿见：大革命恰恰是旧制度下的改革者自己进行的改革促成的，而大革命后出现的高度集权官僚制亦是在旧制度下就早已开始运行。所以，大革命只不过是以暴烈的手段、激进的方式来推进旧制度下新事业的早日实现。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是，传统贵族在旧制度下已经名存实亡，空留一些令人憎恶的头衔，实际享有的自由与特权已被剥夺殆尽。一方面，君主专制下的“奴隶的平等”为真正平等的民主时代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贵族制式的中间组织的缓冲，在强大的中央集权之下，民主时代下平等的个人如何实现自由便成了新的问题。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始终念兹在兹的最宝贵的东西是“自由”。这一崇尚自由的政治思想传统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典城邦时代，中间经过封建贵族制时代，然后延伸到大革命开辟的民主新时代。托克维尔作为“没落的贵族”，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崭新的民主时代实现自由？换言之，如何使贵族式的自由在民主社会普遍化？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重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和产生的后果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误读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应把托克维尔视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哲学家，而非一个纯粹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的研究，并不意在穷尽其过程与细节，而在探究其内在的理路与因由，并且始终贯穿着政治哲学意识。作为一个贵族子弟，他虽然也从事过政治，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他的言辞远胜行动，他的政治思想与智慧主要体现在写作与演说中，他能留名青史，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和思想家。如果忽视或无视这一点，势必不能准确把握他的意图，当然也不能真正读懂他的书。
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解读，往往是把当下中国的制度视为当年法国的旧制度，以当下中国的改革比附当年法国的大革命，令人顿生荒谬之感。只要稍微思考就能明白，这样的解读并非意在历史研究，更非意在思想研究，而是为了影射现实，指导改革。解读者试图把自己放在政治家的位置上，真正要解读的是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并且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懂得怎样进行更好的改革。
托克维尔固然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改革的后果是引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但改革却又无法满足无限度的改革要求，因而造成民众不满情绪加剧，最终可能酿成革命。但这同时也是在说，改革只能进行稳健的渐进式改革，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休克疗法”。
那种以《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射当下中国的人，想当然地把当下中国比附为君主专制下的法国，更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必然就是美国式的选举民主。这样的比附，不仅否定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其实也否定了托克维尔赋予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托克维尔看来，大革命的发生并没有给法国带来彻底的改变，旧制度的很多东西仍深深影响着革命之后的生活，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革命的意义。事实上，革命已经发生了，新的时间已经开始了，人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只不过仍可能为旧的东西所纠缠。我们应该把历史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而非不断发生的彻底断裂。应该看到旧的传统总是遗存于新的现实，而新的现实又总在生成新的传统，这是一个不断累积叠加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革命者与改革者的事业才显得那么艰难，仿佛永远免除不了那些旧东西幽灵般的纠缠，不断地出现反复与倒退。也正是因为如此，无论一个政治家怀有多么崇高远大的政治愿景，他也不能仅凭借理想与信念行事，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何试图改造现实的政治实践，唯有首先扎根于现实，才有成功的可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曾提出“文人政治”这一著名概念，说的正是那些严重脱离实际政治、对政治生活没有经验的法国文人与作家，竟然代替了治国者来谈论如何治理国家，并且他们惯于使用抽象的观念，再加上优美的语言，很容易对社会民众产生蛊惑的力量。对此，托克维尔的评价是：在作家身上引以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
大革命与新制度
说到大革命的后果，单是托克维尔提出的问题就足够人们费尽脑汁了：为什么说大革命虽然成功了，但还是失败的？为什么大革命即便失败了，却还是成功的？
大革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民主精神的胜利以及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从此以后，任何建立在等级制度与特权身份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都将是不正当的。人民主权代替了君主主权，这是人类政治生活的重大变迁。正是因此，托克维尔无论多么热爱自由，也只能在接受民主政治的前提下，谈论自由如何可能。并且他所思考的，也不再仅仅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世袭贵族的自由，而是民主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平等享有的自由。
大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说，真正的自由民主并未实现。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的社会。但在大革命之后，这样的社会并没有到来，法国反复颠簸于君主专制复辟与民众暴力革命之间。
对于拿破仑帝国和1848年革命，托克维尔均无好感可言。所谓君主专制之下的“奴隶的平等”，无非是指前者。而下层民众参与的起义，又被他称为“多数人的暴政”。他在《回忆录》中说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托克维尔其实始终只能作为一个贵族自由主义者发言，一面反对君主专制，一面反对民众暴动，同时，他所看重的贵族又是那种具有崇高精神与卓越品格的传统贵族，而非新兴的资产阶级暴发户与唯利是图的金钱贵族。在1848年革命之后，他甚至对早年推崇的美国式民主也持保留意见。
由此可见，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相当曲高和寡，他也正是立足于此对大革命前后的新旧制度展开批评的。但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而出现的更彻底、也更具普遍性的自由理念相比，它仅仅是一种悬在头顶的具有理想性的高贵观念，却不能在与现实的互动中展开自身，因为它一旦进入实际历史便可能产生变异，而不再是它自己。
就此而言，托克维尔并没有充分理解作为历史趋势的“民主”的含义。它本质上应该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历史运动。大革命之前的绝对君主制对于贵族特权的消除、对于贵族阶级的抑制，正是为了服务于这一历史运动，是这个历史运动借助专制君主之手得以充分展开的一个必要阶段。而民主革命的历史运动一旦展开，就不会仅仅局限于第三等级的胜利，平等的权利必然会从资产阶级扩大到农民、工人等更广泛的下层民众中。拿破仑战争不仅是这种被激发的民众精神的展现，它本身也进一步激发了这种精神，使得普通法国农民的儿子也成了这种精神的化身。
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虽然与其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一样，中国革命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无论如何，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在革命之后进行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一旦“新制度”得到很好的理解，《旧制度与大革命》必然会被丢弃。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