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边界（西方现代文明透视之二） -寒竹

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近代以来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切割不仅限制了王权和专制主义，而且也限制了近代以来兴起的平等大众和民主政治。由于私人领域涵盖的范围包含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所以，私人领域在整个社会生活的范围中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公共领域。平等原则和民主政治只能在公共领域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活动，而自由竞争和弱肉强食的原则可以在整个社会继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西方社会传统的自由状态和精英统治避免了断裂而得以延续。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常常称自己是自由社会，而很少称自己是民主社会，因为民主政治在整个社会中只占了一个很小的角落。只是在苏东国家崩溃后，西方国家才常常以民主国家自居。

对于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说，自由远比民主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保卫弱肉强食的自由是西方社会精英的永久目标。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专制王权时代是为了限制专制主义，是要把王权关进公共领域的笼子；而在民主政治确立的时代则是为了限制民主政治，是要最大限度地把民主原则关进公共领域的笼子。民主政治不能进入私人经济领域，这是一个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在私人性质的经济生活中，最基本原则是自由和产权原则，而不是普遍选举和多数原则。在宏观经济活动中，不同产权的经济体在市场中相互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而不是选举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体内部，产权拥有者及其代理人决定企业的所有事务，企业根据所有者及其代理人的指令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企业员工的多数表决进行活动。

在西方社会，民主是一种政治活动中遵循的原则，而非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的原则。严格说来，西方民主是以政治程序民主化为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党自由竞争、公民普遍选举、政府以民众代表的身份实施立法权和行政权。所以，西方民主有着明确的边界，它的运作和实行的范围极为有限，尽管被称为西方民主，但这种民主只能在政治这个狭小的领域里面运转。对于覆盖社会生活主体的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不能进入。比如，加利福利亚州的居民没有权力用普遍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微软公司在加州的财产应该如何分配，苹果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权力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公司的巨额赢利应该在内部员工中如何分配。在绝大多西方的社会精英看来，如果民主政治进入了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对有产者的剥夺，意味着对自由的侵犯。

绝大多数西方精英阶层不愿意公开承认的信念是，人与人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自由的结果就是差异和不平等。当然，也有坦率的西方学者敢于公开表达对平等的鄙视。1989年，当法国纪念大革命200周年时，法国著名历史学家Pierre Chaunu警告说，平等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癌症之一，而这正是大革命留下的恶果。二十多年以后，美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在去年底批评奥巴马时表达了同样一个意思：一个无法改变的、不民主的事实是：人是不平等的。美国的宪政精神就是自治，其根基就是个人治理自己的事务，而不是依赖政府解决问题。Pierre Chaunu和曼斯菲尔德的讲话反映出西方社会上层精英从近代几百年来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这个思想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根。

但是，Pierre Chaunu和曼斯菲尔德都夸大了平等观念对西方社会的冲击。实际上，西方的平民大众和平等意识从一开始就被西方社会精英关进了一个政治领域狭小的笼子，后来在平等意识上成长起来的民主制度也被关进这个狭小的笼子。在战后欧洲左翼政党执政期间，在美国的弗兰克林.罗斯福时代和约翰逊时代，民主政治也曾在一定范围突破过边界而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但这种突破终究有限，而且很快又从经济领域退却出来。从总体上看，英美的政治文化一直在呼吁把政治关在笼子里。两百多年来，主张严格限制政府，主张政府越小越好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声音。但是，很多推崇这种思想的人都回避了，限制政府活动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限制政治活动的范围，而限制政治活动的范围归根结底就是在限制民主原则的范围，因为民主原则主要是体现在政治活动和政府的选举和运转之中。把政府关进笼子相当于是把民主政治关进了笼子。

本文指出西方民主有边界，而且断言西方民主被关在狭小的政治活动的笼子里，并非是要批评或贬低西方社会的有限民主。其实，任何民主政治都是有边界的，因为政治本身有边界，民主政治当然也有边界。如果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都变成政治生活，即使是遵循最民主的原则，这个社会也会最终因失去自由而僵化。

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弊端，看到民主原则被压缩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空间。为了改变资本控制一切的状态，马克思主义和后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试图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合二为一来扩展展政治生活的空间，试图通过把全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来实现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从理论上讲，在一个生产资料公共化、经济生活政治化的社会实行民主原则是最理想的一个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政治上的平等将会扩展到经济领域，社会成员有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但是，实践证明，当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合二为一之后，民主原则不仅难以扩张，反而会大幅度丧失。前苏联的实践，包括中国在改革前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是一个难以行得通的乌托邦之路。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的失败，中西方的学者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几乎所有的分析都忽略了，当一个社会的经济生活跟政治生活重合时，民主原则很难实行。当民主政治包含了太多的经济利益时，社会将无法无法理性地、心平气和地按照民主原则行事。

人们常常忽略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民主政治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稳定的政治制度，除了一般学者讲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文化传统等诸种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民主政治当中是否包含太多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包含太多的经济利益，这个社会注定无法按照民主原则运行，即使是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

很多人常常羡慕西方发达国家平稳的民主政治生活，但却不懂得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之所以相对平稳，民众之所以在选举中是如此的淡定，恰恰是因为这种选举跟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实际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西方国家把民主政治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这种民主政治对社会，特别是跟选民个人利益攸关的经济领域关系非常有限。从人的本性来说，一群人选举一个跟他们个人经济利益关系不大的机构，当然会很淡定，但也会没有多大兴趣，西方国家偏低的投票率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对于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民众来说，几年一度的投票选举最多也就是在税收和福利问题上能够对他们的生活有一些并不重要的影响，所以无论是谁上台执政，他们的个人生活都难有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如果西方社会也彻底打破民主的边界，把政治生活跟经济生活合二为一，目前的民主模式也很难维持。这里可以作一个对比的假设。如果在美国的社区选举一个筹办社区节假日社会活动的委员会，这个社区的成员自然都会很淡定地投票选举，因为无论选谁成为这个委员会成员跟他们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选举一个能够决定社区成员的土地和房屋多寡，经济收入高低和医疗补贴多少的委员会，那么这个社区委员会的选举很难再会保持祥和淡定的气氛，也难以保证不会变得跟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贿选和暴力冲突。西方国家的居民并不是圣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圣人。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恰恰就在于它被关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恰恰在于是它是务虚不务实。如果把民主放出笼子，让它涵盖更多的社会成员利益利益，其结果可能是不仅无法扩展民主，甚至也可能丧失原来笼子里的民主。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最困难的是如何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划分界限。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像西方先发国家那样把政府挤压到一个无所作为的领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把政治生活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对于所有的后发国家来说，国家政治和政府都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政治涵盖了太多的经济利益，这是难以实行西方式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主张中国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人并不懂得，在任何社会，政府管理事务的多少都不是这个政府在主观上就能决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在客观上的要求最终决定着一个政府管理事务的多寡。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是由每一个民族文化孕育出来，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强势的中央政府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而不衰，并非取决于中央政府的主观意愿，而最终是体现出社会大多数民众对政府的要求。所以，无论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今天国内外的现实，尤其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许和要求，都不能允许中国政府像西方政府那样简单地退出绝大多数的社会领域，听任弱肉强食的自由原则主导中国。如果这样，任何一届政府都会迅速被民众推翻。

自由与平等的平衡，经济和政治的平衡是一个国家能够平稳发展的关键。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各执一词，但这两位观点对立的思想家却给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中国今天的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于美国，但如何在自由与平等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寻到到最佳平衡仍然是转型和发展中的关键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