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两个重要切割（西方现代文明透视之一）-寒竹

从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在中世纪形成的教会僧侣和封建领主共治社会的模式遭到两个巨大的冲击。一个是经验科学对宗教的冲击；另一个是平民大众兴起对社会统治精英的冲击。到了17世纪，经验科学和市民意识已经形成两大难以抵挡的历史潮流。这两大潮流也可以称作为现代化的潮流，因为近代以来，社会的现代化主要就是指社会生活的科学化和市民化。面对这两大历史潮流，欧洲高居于社会上层的统治精英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经验科学迅速成长和普及的社会，宗教如何抵御科学的挑战？教会僧侣如何在一个经验科学日益普及的社会继续给社会提供信仰？在人文主义和平民意识的冲击下，传统社会的自由状态如何继续保留？精英统治还能不能够延续？

显然，无论是坚决抵抗还是全盘接受这两大力量的冲击，欧洲的传统社会都会断裂。从发展的眼光看，经验科学迟早会从宗教手中夺过解释世界的权力；平民大众挟数量上的优势，一定会力图改变遵循丛林原则的自由状态，强行与上层精英分享自由和其他社会资源。但是，当时西方社会的上层精英既没有抵抗这两大历史潮流，也没有在这两大潮流面前缴械投降，而是做了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对社会生活进行切割。在17世纪前后，从数百年封建文化中孕育出来的西方上层精英集团在这个社会剧变的时刻表现出了惊人的智慧，他们对社会生活作了两个重大切割。第一个切割是在科学和信仰之间划定边界，确保了基督教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统治地位；第二个切割是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划定边界，确保了社会精英在经济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这两大切割从根本上奠定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

早在中世纪的鼎盛期，经验科学就已经对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构成了挑战。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基督教关于上帝存在，上帝创世，三位一体，宇宙中心等说法逐渐受到挑战。基督教面对经验知识挑战的第一个反应是尽可能扩大经院哲学的范围来包容经验科学。这种试图把日益成长的经验科学包容在基督教义里面的做法在托马斯. 阿奎那时代达到了顶峰。托马斯. 阿奎那沿着大阿尔伯特区分“启示神学”和“自然神学”的道路，进一步把经验与宗教融冶于一炉，用经验知识来论证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不可否认，托马斯. 阿奎那这种用经院哲学包容经验知识的做法对当时的科学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中世纪文明在十三世纪达到顶峰跟托马斯.阿奎那把经验知识纳入经院哲学有很大关系，欧洲一些最早的大学大致上都创办于这个时期。 但是，阿奎那这种用理性论证上帝的做法注定难以持久，因为宗教在本质上是超验的，人在经验世界的知识随时都在突破经院哲学关于经验知识的藩篱。文艺复兴以后，经验科学的成长日新月异，基督教试图包容经验知识的做法显得左支右绌，在科学的挑战面前节节败退，最后只有靠暴力来维持权威，伽利略在科学上的探索对基督教教义构成挑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到了17世纪、18世纪，经验科学和哲学对宗教的挑战越来越厉害。这个时候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这就是把宗教与理性切割来开，把宗教看成是人类的一种感情和信仰而与经验知识无关。如此一来，无论经验科学怎样发展，宗教的地位都不会动摇，因为科学和宗教分属与两个不同的领域。紧接着，德国的康德从哲学上明确地划分了理性和信仰的地盘，给西方现代神学奠定了基础。休谟和康德对理性和宗教的切割是出于哲学家本身的思维逻辑，但在客观上却给宗教抵抗经验知识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这两位哲学巨人给基督教的精神统治修砌了一道永远不会被经验科学攻破的围墙。从此，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科学与宗教各有地盘，各司其职，各不相扰。一直到今天，科学知识的发展与宗教的传播在西方社会都并行不悖。

在世俗社会领域，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以来，西方传统社会的上层精英已经看到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大众觉醒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历史潮流，而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更是表现出下层平民大众对传统社会的暴力冲击。对于普通的平民大众来说，他们的核心要求是平等，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地分享自由和其他社会资源，而这种平等要求具体表现在社会诉求上就是政治民主。无论民主的定义和形式有多少种，普通大众的意志和利益能够在国家政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是一个对民主的基本共识。到了17、18世纪，市民社会的成长和英、美、法诸国的革命对欧洲传统社会的自由状态和少数精英统治的社会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于西方上层社会精英来说，如果任由社会大众按照人数的多寡来平等分配社会的所有资源是对自由社会的侵犯和摧毁。面对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平等意识的兴起，西方精英最重要的责任就是捍卫弱肉强食的自由状态。

人们在谈到近代欧洲的进步时常常把自由和民主看成是两个亲密无间的概念，这是一个很不准确的说法。自由和民主相互相成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成立，这就是把自由界定为“个人自由”。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独立的考察对象，民主实际上与社会的自由状态并非是一个携手并进的关系。

从最原始的意义上讲，所谓自由就是指不受约束和限制，自由度的大小取决于受约束和限制的程度。自由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但个人的自由状态和社会的自由状态是不同的。一个社会的自由状态就是指这个社会在运转时受到的束缚和限制的程度，社会受到的限制越小，自由度越大。按照这个自由的原始理论，无政府状态最为自由，整个社会运转和活动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这种社会的自由状态就是西方近代学者讲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笔下是“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在洛克的笔下是服从自然法的理性状态。

由于人类的禀赋和后天努力不同，在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度都是不同的。正如在自由的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和羚羊的自由度不同一样，在丛林原则支配下的人类自然状态中，强者和弱者的自由度也大不一样。所以，社会的自由状态和个人的自由状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社会越是没有任何法律的规范， 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可能两极化，强者自由会越来越多，弱者自由会越来越少。从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看，专制与奴役正是最自由的无政府状态运转的必然结果。正是这个最基本的原因，几乎人类所有的文明在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状态后都出现了一部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这种奴役社会就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线性历史发展观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看成是前后相续的两个社会状态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间并不具有先后继承的关系，两者都是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转化而来的奴役社会。从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看，二者在逻辑上是一种并列关系。

如果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来单独考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接近于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奴隶主和封建主在起初基本上都是战争的胜利者。这些体力上和智力上的强者通过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统治和奴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中强者是最自由的，这两种社会形态允许强者把自由发挥到极致，以致可以自由地奴役其他的人。但是，从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度看，这两个社会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两种社会中的强者都用暴力或法律剥夺了弱者的自由。西方近代以来大众的觉醒就是要实现每一个人在自由上的平等，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拥有相同的自由度。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和平等才是一致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个人自由与平等是一致的。

但是，要保证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获得相同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对社会整体要进行规范和约束，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必须要受到制约。换一句话说，要保证每一个社会个体有大致相同的自由，整个社会状态的自由度必须受到制约。当人们用法律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都固定下来，等于也就是给整个社会套上了法律的笼子，特别是给强者套上了的法律的笼子，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不能够再畅通无阻。

对于在丛林原则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强者来说，西方近代以来争取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运动并不是在增加社会的自由度而是在缩小社会的自由度；并不是在给所有的社会个体增加自由，而是要从强者手中拿出一部分自由给原来的被奴役者。所以，西方近代以来争取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运动实质上是以重新平等分配自由的方式来减少强者的自由，减少传统社会精英的自由。

在这样一种时代潮流下，西方的社会精英应该如何面对平民大众的兴起？如何面对平民争取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运动？如果才能保持传统社会的自由状态不受平等主义的破坏？如何让社会精英最大程度发挥他们的自由？这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成了17世纪以后西方上层精英面临的生死相关问题。在当时的思想家中，约翰.洛克最早看到了个人财产是保卫社会自由状态和社会精英优势的关键。关于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洛克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谈到过，但系统地论证私有财产是社会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却是从洛克开始。

在洛克看来，个人的劳动使得财产不再具有公共性而具有私人性，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洛克把私有观念和财产权归结为人类的自然理性。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次以政治文件的形式表述了私有财产不容侵犯的原则。从英美法三国革命一直到今天，私有制原则用法律确立后，西方的社会生活被明确分割为公私两个部分，公共领域依据的是平等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平等参加公共生活，多数表决是这个领域的基本原则，西方的政治民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私人领域依据的是自由原则，大家在相同的法律下面各尽其能，优胜劣汰，所有权或产权而不是多数表决是这个领域最重要的原则，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把这种自由发挥到了极致，私有制成了西方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洛克和他的同时代社会精英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初衷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通过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可以把国王的权力局限在政治领域之内，从而使社会的私人领域，主要是个人的经济活动保持自由而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视为对专制王权或政府权力的限制。

但是，如果仅仅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视为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就大大地低估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从理论上看，确立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个原则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严格地切割开来，给后来西方民主政治的活动范围划下了一条明确的边界。17、18世纪的西方王权是一种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但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拒斥的并不是仅仅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而是拒斥的包含民主政治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力，或者说拒斥所有的政治干预。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无论将来西方政治如何演变，无论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是由国王所独占还是由社会大众所共享，政治权力都不能进入私人经济活动的领域，都不能侵犯神圣的产权原则。也就是说，即使是平民大众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权力仍然只能在经济活动的范围之外活动。私有财产圣神不可侵犯实际上是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之间修建了一道防火墙，这道防火墙防止的是政治权力本身，其中包括防止政治权力把民主原则带入经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