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被关在笼子里的民主-寒竹
自由与民主的关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普遍实行代议制民主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以程序民主为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党自由竞争、公民普遍选举、政府以民众代表的身份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这种模式在西方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所以笔者称之为西方民主。
人们在谈到近代欧洲的进步时，常常把自由和民主看成是两个亲密无间的概念，这是很不准确的说法。自由和民主相辅相成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成立，这就是把自由界定为“个人自由”。如果把社会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民主实际上与社会的自由状态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状态。
从原初的意义上讲，所谓自由就是指不受约束和限制，自由度的大小取决于受约束和限制的程度。自由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但个人的自由状态和社会的自由状态是不同的。社会的自由状态就是指这个社会在运转时受到的束缚和限制的程度，社会受到的限制越小，自由度越大。按照这个自由的原初理论，无政府状态最为自由，整个社会运转和活动不受任何约束和限制。这种社会的自由状态就是西方近代学者讲的“自然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在霍布斯笔下是“人对人像狼对狼一样”，在洛克的笔下是服从自然法的理性状态。
由于人类的禀赋和后天努力不同，在绝对自由的自然状态下，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度是不同的。正如在自由的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和羚羊的自由度不同一样，在丛林原则支配下的人类自然状态中，强者和弱者的自由度也不一样。所以，社会的自由状态和个人的自由状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越是没有任何法律的规范，社会个体的自由度就越可能两极化，强者自由会越来越多，弱者自由会越来越少。因此，几乎人类所有的文明在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状态后都出现了一部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这种奴役社会就是人们常常谈到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不是两个有先后继承关系的社会形态，两者都是从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转化而来。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看，二者在逻辑上处于并列状态。
如果把社会作为有机体来单独考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接近于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奴隶主和封建主基本上都是战争的胜利者。这些体力上和智力上的强者通过暴力方式对他人进行统治和奴役。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强者是最自由的，这两种社会形态都把强者的自由度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从个人自由的角度看，这两个社会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这两种社会中的强者都用暴力或法律剥夺了弱者的自由。西方近代以来大众的觉醒就是要在个人自由上获得平等，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拥有的自由度相同。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和平等才是一致的。所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个人自由与平等是一致的。
但是，要保证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获得相同的自由，必然意味着对社会整体要进行规范和约束，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必须要受到制约。换一句话说，要保证每一个社会个体有大致相同的自由，整个社会的自由度必须受到制约。当人们用法律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都固定下来，也就是给整个社会套上了法律的笼子，特别是给强者套上了法律的笼子，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再不能畅通无阻。
对于在丛林原则中的强者来说，西方近代以来争取个人自由和平等的运动，并不是在增加社会的自由度而是在缩小社会的自由度；并不是在给所有的社会个体增加自由，而是要从强者手中拿出部分自由给原来的被奴役者。所以，这一运动实质上是以平等分配自由的方式来减少强者或传统精英阶层的自由。
用财产权保卫自由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医保改革，但相关改革阻力巨大，因为反对者质疑政府干预私人领域及侵犯自由
随着市民社会兴起，西方的精英阶层如何面对平民大众的挑战？如何面对平民争取个人自由与平等的运动？如何保持传统的自由状态不受平等主义的破坏？如何让精英阶层最大程度地保持他们的自由？对17世纪以后西方精英阶层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当时的思想家中，约翰·洛克最早看到，个人财产是保卫社会自由状态和精英阶层优势的关键。关于私有财产的重要性，洛克之前有很多人已经讨论过，但系统地论证私有财产是社会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却是从洛克开始的。
在洛克看来，个人的劳动使得财产不再具有公共性而为个人私有，私人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保障，因而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洛克把私有观念和财产权归结为人类的自然理性。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第一次以政治文件的形式表述了私有财产不容侵犯的原则。从英、美、法三国革命一直到今天，私有制原则用法律确立后，西方的社会生活被明确分割为公私两个部分，公共领域依据的是平等原则，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平等参加公共生活，西方的政治民主就是在这个领域里成长起来；私人领域依据的是自由原则，大家在相同的法律下面各尽其能，优胜劣汰，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把这种自由发挥到了极致，私有制成了西方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洛克和同时代精英阶层强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初衷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通过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划分，可以把国王的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使社会的私人领域，主要是个人的经济活动不受政治权力的干预，从而保障个人自由。因此，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把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视为对专制王权或政府权力的限制。
西方民主是关在笼子里的民主
确立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在西方的社会转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这个原则在现实中把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严格地切割开来，给后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划下了一条明确的边界。
但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拒斥的并不仅仅是专制主义的政治权力，还包含了民主政治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力，或者说，拒斥所有的政治干预。
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无论将来西方政治如何演变，无论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是由国王所独占还是由社会大众所共享，政治权力都不能进入私人经济活动。也就是说，即使是平民大众推翻了专制王权，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政治权力仍然只能在经济活动的范围之外活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实际上是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这道防火墙防止的是政治权力本身，其中包括防止政治权力把民主政治带入经济领域。
人们常常忽略了，西方近代以来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切割，不仅限制了王权和专制主义，而且也限制了近代以来兴起的平等主义和民主政治。私人领域涵盖的范围，包含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以绝对优势压倒了公共领域。平等原则和民主政治，只能在公共领域这个狭小的范围内活动，而自由竞争和弱肉强食的原则可以在整个社会继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冷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社会常常以自由社会自我标榜，而不是民主社会，因为民主政治在整个社会中只占了很小的角落。只是在苏东国家崩溃后，西方国家才抢过民主这面大旗，更多地以民主国家自居。
对于西方社会的精英阶层来说，自由比民主更为重要，更为根本。保卫弱肉强食的自由，是西方精英阶层的永久目标。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专制王权时代是为了限制专制主义，把王权关进公共领域的笼子，而在民主政治确立的时代则是为了限制民主政治，最大限度地把民主原则关进公共领域的笼子。民主政治不能进入私人经济领域，这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原则。在私人性质的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原则是自由和产权原则，而不是普遍选举和多数原则。在宏观经济活动中，不同产权的经济体在市场中相互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而不是选举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体内部，产权拥有者及其代理人决定企业的所有事务，企业根据所有者及其代理人的指令进行活动，而不是根据企业员工的多数表决进行活动。
在西方社会，民主只是政治活动中遵循的原则，而非在经济活动中遵循的原则。西方民主是以政治程序民主化为特征，具体表现为多党自由竞争、公民普遍选举、政府以民众代表的身份行使立法权和行政权。所以，西方民主有着明确的边界，它的运作和实行的范围极为有限，尽管被称为民主，但这种民主只能在政治这个狭小的领域里面运转。对于覆盖社会绝大多数领域的经济活动，民主政治不能进入。比如，加利福尼亚的居民没有权力用普遍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微软公司在加州的财产应该如何分配，苹果公司的员工也没有权力用多数表决的方式来决定公司的巨额盈利应该如何在内部员工中分配。在西方精英阶层看来，如果民主政治进入了经济领域，就意味着对有产者的剥夺，意味着对自由的侵犯。
绝大多数西方精英阶层不愿意公开承认的信念是，人与人的不平等是基于自由原则，因为自由的结果就是差异和不平等。这是西方精英阶层从近代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思想，这可以说是现代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根基。
实际上，西方的平民大众和平等意识从一开始就被西方精英阶层关进了政治领域的狭小笼子，后来在平等意识上成长起来的民主制度，也是同样的命运。欧洲在二战后左翼政党执政期间，美国在罗斯福时代和约翰逊时代，民主政治也曾在一定范围突破过边界而进入经济活动领域，但这种突破终究有限，而且很快又被赶了出来。从总体上看，英美的政治文化一直在呼吁把政治关在笼子里。200多年来，主张严格限制政府，主张政府越小越好，一直是西方社会非常强大的声音。但是，很多推崇这种思想的人都回避了，限制政府活动的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限制政治活动的范围，而限制政治活动的范围归根结底就是限制民主原则的范围，因为民主原则主要体现在政治活动和政府的选举和运转之中。把政府关进笼子，相当于是把民主政治关进了笼子。
自由与民主的平衡
本文指出西方民主的边界，指出西方民主被关在狭小的政治活动的笼子里，并非是要批评或贬低西方社会的有限民主。其实，任何民主政治都是有边界的，因为政治本身有边界，民主政治当然也有边界。如果社会的全部生活都变成政治生活，即使是遵循最民主的原则，这个社会最后也一定会因失去自由而僵化。
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方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看到了经济无政府状态的弊端，看到民主原则被压缩在极其狭小的空间里。为了改变资本控制一切的状态，共产主义运动试图把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合二为一，以此来扩展政治生活的空间，试图通过把全社会的生产资料社会化来实现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从理论上讲，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经济生活政治化的社会中实行民主原则是最理想的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中，政治上的平等将会扩展到经济领域，社会成员有可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尤其是经济平等。
但是实践证明，当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合二为一后，民主原则不仅难以扩张，反而会大幅度丧失。前苏联的实践，包括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实践证明了这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挫折，中西方的学者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很多分析忽略了，当社会的经济生活跟政治生活重合时，民主原则就很难实行。当民主政治包含了太多的经济利益时，社会将无法理性、平心静气地按照民主原则行事。
常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民主政治是否稳定有效，除了一般学者讲的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文化传统等因素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民主政治当中是否包含太多的经济利益。如果社会的政治生活包含太多的经济利益，这个社会注定无法按照民主原则运行，即使是今天发达的西方国家。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中，选举政治之所以相对平稳，选民之所以如此淡定，恰恰是因为这种选举对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多大影响。民主政治被限定在狭小的笼子里，对社会尤其是跟选民个人利益攸关的经济领域没有多大影响。选民选举一个利益关系相对疏远的机构，当然会很淡定，并且参与度很低，西方国家偏低的投票率就是有力的佐证。对于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民众来说，几年一度的投票选举最多是在税收和福利上有少许调整，对个人生活影响很小，无论谁上台执政，选民的个人生活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但是，如果西方社会也彻底打破民主的边界，把政治生活跟经济生活合二为一，目前的民主模式就很难维持。这里可以作一个对比的假设。如果在美国的社区选举筹办社区活动的委员会，社区成员自然都会很淡定地投票选举，因为无论谁当选跟他们的实际利益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如果选举能够决定社区成员的土地和房屋多寡，经济收入高低和医疗补贴多少的委员会，那么这个选举就很难再保持祥和淡定的气氛，也难以保证不会跟发展中国家一样陷入贿选和暴力冲突。毕竟，西方国家的选民也不是圣人。西方民主之所以能够成功，恰恰就在于它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恰恰在于它务虚不务实。如果把民主放出笼子，让它涵盖更多的社会利益，其结果不仅无法扩展民主，甚至连原来笼子里的民主也会失去。
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划分界限。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像西方先发国家那样，可以把政治生活限定在狭小的范围里，也即把政府压缩到无所作为的领域。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政治和政府都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责任，政治涵盖了太多的经济利益，这是难以实行西方式民主的重要原因。很多主张中国政府退出经济领域的人并不理解，在任何社会，政府管理事务的多少都不是政府在主观上就能决定的，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客观要求最终决定着政府管理事务的多寡。各国政府都是由各国的民族文化孕育出来，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无论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今天国内外的现实，尤其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期许和要求，都不能允许中国政府像西方那样简单地退出绝大多数的社会领域。如果中国的民众不能接受弱肉强食的自由原则，不能接受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中国就很难照搬西方民主的模式。
自由与平等的平衡，经济和政治的平衡是一个国家能够平稳发展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各执一词，但这两位观点对立的思想家却给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中国今天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于美国，但如何在自由与平等、经济和政治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仍然是转型和发展中的关键。
（本文刊载于《社会观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