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自由市场研究有待深化-寒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巨大进步和社会意识形态上日益的空虚化是一个很多人都注意到的现象。自由派和新左派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如何重建社会意识形态进行了许多讨论。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仍未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缺陷直接导致社会凝聚力和道德意识的退化。中国要想在改革中完成社会的现代转型和民族复兴，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

自汉代到清末晚期这两千年时间，儒家的经典一直是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甲午战败以后，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量涌入国内。到了民国初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由洋务学派提出的构建意识形态原则基本上被中国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否定。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劳工神圣”为核心的左翼政治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苏俄传来的共产主义理论跟革命党人动员底层民众的政治运动正好契合。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左翼政治思潮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无论是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还是中共的劳工革命理论都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中国真正形成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在中共建政后的前三十年，中国执政党把共产主义理论跟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哲学框架；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经济理论，以及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理论。这一整套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革命色彩，这也使得中共在建政后的前三十年基本保持着革命党的性质而没有转换为执政党。毫无疑问，按照以革命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社会很难停下继续革命的脚步。中共在六十年代后期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事实上是革命意识形态发展的一个逻辑结果。到了七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越来越落入空想的乌托邦陷阱，社会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标志着具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意识形态开始退出历史舞台。而执政党不争论的决定最终导致旧的意识形态消退，而构造新意识形态的任务被束之高阁。执政党的不争论决定在当时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不争论在当时确实避免了很多无谓的空谈，使中国的改革能够义无反顾的进行。不过，执政党当时采取的不争论决定也跟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误解有关。

在苏东崩溃之前，整个西方社会都是以淡化意识形态的姿态跟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对峙。在西方国家的政治理论中，苏东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意识形态挂帅，整个社会都是沿着意识形态规定的道路发展；而西方国家则是去意识形态化，社会发展并不根据某种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而是在现实中边摸索边发展。西方学者自称这是国家很少陷入乌托邦陷阱的根本原因。但是，西方当时的这一套表面说辞并不完全符合事实。真实的事实是，一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在全球居于主动的进攻态势，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呈现出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是基于这么一种守势的姿态，西方国家尽可能淡化意识形态之争。

但是，随着苏联在阿富汗陷入战争泥潭，随着波兰等东欧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强化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随着苏东集团的崩溃，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等被东方集团使用的理论旗帜被西方国家接了过去。西方国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才意识到西方并非是不讲意识形态，而是讲得很厉害。但是，经过二十多年的去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原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基本上已经溃散，社会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要在这么一种条件再重建意识形态已经并非易事。

关于去意识形态带来的恶果，各界有识之士都已经看到，并对如何重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提出了各种看法。但是，尽管提出方案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具体去构建意识形态。这倒不是责怪中国的理论界，因为要在今天的中国的构建意识形态确实很困难。

相对于新左派，自由派在政治经济的理论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原因有二。一个是西方的理论体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无论这个理论在实践中效果如何，但在逻辑上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体系，西方的经济政治理论具有相对充足的事实依据。在这么一个理论和现实的条件下，自由派几乎可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讲透，讲彻底。所以自由派在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居于主导地位几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对于构建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来说，自由派的方式显然是有很大局限的。改革三十几年来，自由派在意识形态的工作基本是介绍和移植，即把西方国家倡导的普世价值移植到中国。这种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当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今天的现实世界仍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体系，每一个国家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站稳脚跟，必须要有立足于本土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固然需要学习，但从他国学来的东西一定要本土化。简单的移植和照搬一定会失败。这个事实反复被先发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失败经验所证实。

对于中国的左派来说，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更为困难。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很多实践相当于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何既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权威性，又要承认中国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对于坚持传统共产主义理论原则的人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相对于自由派来说，左派在理论上面临着两难：如果坚持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势必否定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否定三十年来历届中国政府的基本路线。国内一些极左的学者跟民众也确实坚持了这么一个一以贯之的原教旨社会主义。但是，如果要承认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而又不愿意公开放弃共产主义理论，那么就只有只谈事实，不谈理论，也就是所谓的不争论。但这样一来，缺乏理论自洽的左派就很难跟自成理论体系的自由派相抗衡。

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很强实践性、很强自我调整机制的政党。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发展，中共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有很多内容，但最重要的是把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构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突破点。但是，无论是执政党，还是中国的理论界，包括中国的左翼学者，都没有对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真正深入的理论分析。在当下中国，如果要想构建社会意识形态，需要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重新审视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把这二者绑在一起了事。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共存于一个社会，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总是一致的，很多时候二者是相互制约的。正如平等不等于自由，社会主义也不等于市场。在现实中，社会主义和自由市场这两个概念远比中国政府的官方文件和报章上的政治套语丰富和复杂的多，二者集中体现出人类社会在平等和自由问题上的不同价值取向。西方国家在本质上是自由高于平等，中国是不是有条件建立一个自由高于平等的社会？在中国，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在哪里？社会主义的究竟应该在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还是仅仅在第二次分配中体现出来？自由市场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做充分的研究。如果要构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可能要澄清这些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