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昔日重来？-陶短房
1月28日，埃及参议院批准一项议案，允许埃及武装部队部署到街头，支援警察维持治安，直到几个月后议会选举结束为止。
事情的导火索，是1月26日塞得港“足球骚乱案”宣判所引发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导致至少38人死亡，超过415人受伤；1月27日，穆尔西总统宣布在塞得港、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三省市实行紧急状态和宵禁，时间自当地时间27日午夜起持续30天，宵禁期间每晚9点至次日早6点禁止行人不经许可上街。
“足球骚乱案”发生于去年2月1日，距今已过去近1年，何以能造成如此大的动静，以至于“尼罗河革命”胜利近两年后的今天，埃及街头居然再度出现了军警和示威者对峙、冲突和流血的场景，宛如“革命”之昔日重来？
首先，所谓“足球骚乱”本就不仅仅是一场球迷间的冲突。
两支当事足球队中，主队塞得港埃及人队是白领球队，而客队开罗阿赫利队是草根球队，彼此早有积怨。更要命地是，埃及人俱乐部注册会员中有穆巴拉克儿子贾迈勒、阿拉阿，和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内政部长阿德里，而阿赫利队的球迷组织——俗称“红军”的ltras，几乎是清一色精力充沛斗志旺盛、对现实高度不满且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和在校学生，且和“尼罗河革命”最初的倡导者——“四月六日运动”和后来的“青年革命同盟”（即所谓“广场派”）沾亲带故，后者在革命过程中充分利用了ltras的组织力、人数优势和球迷的勇敢热情，据称在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过程中，ltras和本是“德比”对手的同城球队——开罗扎马莱克队球迷团体结成政治同盟，在埃及、亚历山大等地成为冲击要害部门、冲破封锁线和攻击、追打军警及“穆巴拉克走狗”的主力，几乎每一个“愤怒日”的街头运动、流血冲突，都可看到“ltras红魔”冲杀在前的身影。
穆巴拉克倒台后，以“革命功臣”自居的ltras在奚落老对手时自然又多了一个“口头禅”——将对手贬斥为“穆巴拉克走狗”，当穆巴拉克父子和阿德里先后被捕入狱后自然喊得更起劲。人数较少的塞得港埃及人队球迷其实也有许多人参加了“革命”，对此十分委屈，但球队成绩、球迷人数都相差甚远，可谓敢怒不敢言，去年2月1日的比赛是塞得港主场，主队又以3:1获胜，气急败坏的“红军”例行公事地大骂“穆巴拉克走狗”时引发主队球迷报复，酿成球场血案。事件发生后，“红军”以及其背后的“广场派”出于对“革命”后大权旁落、自己境遇全未改善的不满，趁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大规模街头抗争、暴力，据官方统计数据，整个骚乱期间至少74人死亡、248人受伤，47人被捕，非正式消息称受伤人士多达千人以上。
1月26日，“足球骚乱案”进行第一次宣判，塞得港刑事法庭一审判决21名被告死刑。
尽管埃及当局事先料定可能会出事，做了周密准备，不但加派警力，还特意把宣判地点从塞得港搬到开罗，设在戒备森严的警察学院（即审判穆巴拉克父子的同一地点），但宣判结果传出后依然酿成大祸。
说到这里人们不由要问，被捕肇事者中，埃及人队一方球迷较多，塞得港发生骚乱不难想象，可何以事态先是蔓延到相邻3省市，继而席卷首都开罗和北方12个省市，上街示威的民众超过50万，且事件至今未曾平息？
人们更不由要问，既然起因是“足球骚乱案”，而当初的骚乱案系从两地球迷冲突开始，何以此次街头运动中，原本彼此仇杀的两地球迷间冲突并不突出，相反，示威者却把矛头对准了穆尔西政府？
道理很简单：正如一年前的球迷骚乱，根源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而不是真的、纯粹的足球问题一样，此次的街头暴力，根源同样在政治、在社会，而不仅仅在判决本身，大多数示威者走上街头，是借这起案件的判决，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在他们看来，现实如此令人失望，罪魁祸首自然只能是当权者。
近两年过去了，现实却与人们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径庭。
正如许多分析所指出的，导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尼罗河革命”构成复杂，但最初的起因却是社会的、经济的。社会层面，穆巴拉克家族和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权力，其它政治势力难以染指；经济层面，革命前，埃及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15-29岁间青年失业率为15.8%，其中大多又集中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北方大城市里。正因如此，当时社会上各路反对派——以穆斯林兄弟会和萨拉菲光明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派、以世俗派知识分子和亲西方中产阶级为主的民主派，和由“四月六日运动”、“青年革命同盟”等左翼工团、学生组织和底层事业青年为主的“广场派”结成统一战线，并在关键时刻争取到势力强大的埃及军官团——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支持，最终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
然而近两年过去，现实却与人们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径庭：“革命”后的埃及，经济状况并不比穆巴拉克时代更好，某种程度上甚至每况愈下：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达12%，失业人口多达340万以上，比2010年的230万增加了48%，青年失业率更高到“无从统计”的地步；“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已缩水至150亿美元，蒸发超过一半，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财政赤字占年GDP总值的10%；“革命前”埃及的拳头经济部门是旅游部门，提供了10%的GDP总值和12%的就业岗位，“革命”前一年（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去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
持续动荡的局面导致外国投资锐减，法国《快报》统计认为，埃及政府需要110亿欧元资金，才能贴补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缺口，而这还是在卡塔尔和沙特这两个“阿拉伯之春”最大推手和“金主”慷慨解囊37亿欧元后的结果，如今不仅其它国家对援助埃及望而却步，就连两大“金主”也开始变得含糊犹豫。2012年，埃及物价指数平均上升了4.5%，而平均工资却下跌了11%。
很显然，这一切都绝非“尼罗河革命”中人数最多、能动性和破坏性最强的“广场派”，尤其是青年学生、失业者所能接受，他们当初走上解放广场，目的就是改变如此糟糕的前途和境遇，如今“革命”了、胜利了，等来的却是相同、甚至更糟的际遇。
民主派同样不满意：他们憎恶穆巴拉克的专制，憎恶军方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希望通过“革命”和选举，建立起符合他们心意、让自由派占据埃及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世俗民主国家。可“革命”胜利的结果，却是原教旨的兄弟会、兄弟会的盟友萨拉菲光明党与军官团达成分权妥协，牢牢把持了从选举到制宪，从政府到议会的大小权力，在这种“绝对权威”下，兄弟会可以轻松通过立宪公投，制订和修改宪法和选举的游戏规则，而民主派却日渐被边缘化，面对原教旨的咄咄逼人，既打不过，又选不过。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昔日站在同一阵营的“广场派”、民主派和兄弟会分道扬镳，失意失势的前两派继续站在他们熟悉的解放广场和街头，采用着司空见惯的示威、游行、抵制等抗争形势，喊着和“尼罗河革命”时一模一样的口号“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只不过昔日被他们奉为盟主的兄弟会和穆尔西，如今却成了抗争对象，昔日被欢呼和鲜花的“人民子弟兵”，如今却和穆尔西政府、和兄弟会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把枪口、炮口对准街头的人们。
问题是，“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在哪？
穆尔西和他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办法：他们的确竭力安抚公众，不断推出各种福利补贴，并努力说服外资和外国游客回流，但效果不彰；他们也努力和缓社会对立情绪，穆尔西在宣布宵禁的同时重申“考虑建立民族团结政府”、“不针对任何派别”，并呼吁示威者和反对派与政府对话。可他们却拿不出拯救经济、增加就业的办法，恰相反，不断慷慨发出的补贴“红包”，很快就会把本已几乎见底的国库掏空，届时又该怎么办？
“广场派”和青年示威者们也没有办法：他们善于破坏，却并不善于建设，可以喊出“要面包”、“要工作”、“要社会正义”的口号，却并不知道怎样获得面包和工作，至于“社会正义”就更无可说处——塞得港埃及人队支持者的“社会正义”，恐怕正是开罗阿赫利队支持者心目中的“社会邪恶”。更头疼地是，示威本身或许会让他们的处境更糟：塞得港和另一个骚乱重灾区苏伊士城扼苏伊士运河要冲，而这条运河已是埃及最后一个稳定、可靠的财源了。 民主派当然更没有办法：如果说两年前他们还有勇气喊出“要选举”、“要一人一票”，那么如今他们连这个勇气都未必有，事实上他们已抵制过多次“一人一票”的选举和公投，因为怎么选都是他们输，兄弟会赢——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还指望拯救埃及么？
自1月29日清晨起，开罗解放广场等敏感地区的形势似有所缓和，上街示威的人数减少了，暴力和流血的新增事例也寥寥无几。
但问题并未解决：2月25日，穆尔西将宣布下院选举日期（应该在4月某日）；3月9日，“足球骚乱案”余下的52名被告将一审宣判。1月25日是“尼罗河革命”开始两周年，今后一段时间里类似“纪念日”不断，每一个都可能成为引燃新骚乱之火的烟头。
更重要的是，社会共识达成遥遥无期，反对派已拒绝和政府对话，而政府方面也无丝毫进行原则性妥协的迹象，而“面包、自由和社会正义”，则是对立各方中任何派别、团体和个人，都无法立即带给埃及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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