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省区规划投资增20%及以上 四省超30%

西部省份对投资的胃口远远大于东部

投资仍然是大部分省份搞经济成绩的“抓手”。

随着这两个星期各地“两会”陆续召开，各省区市政府在其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了2013年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目标，后者普遍为两位数，且大多设定在20%以上。

据《第一财经日报》梳理，许多省市区为今年设定投资增速目标基本与去年增速持平或仅略作下调。青海等19个省区市将该目标设定在20%及以上，其中，新疆、甘肃、贵州和黑龙江4个省区设定在30%及以上。

2012年5月和9月，国家发改委曾以“西部经济发展的重大支撑项目”为名，密集批复多地交通基建项目。而铁道部2013年初公布的“今年铁路投资目标设定6500亿元”消息，又为地方的基建投资派送了“红包”。

专家认为，2008年4万亿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还未消化，需要警惕投资带来的新一轮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地方应严格评估投资回报率。

重大基建项目仍受宠

由于“稳增长”效果显著，重大项目投资仍然是各地的宠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将加快重大项目建设，计划完成投资3000亿元，增长32.7%。

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也表示，今年将安排4000亿元投入280个重点建设项目。广东为今年投资设定的目标为增长15%，在东部沿海省份中处于中游。

此外，河南省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要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自从去年5月和9月，国家发改委密集批准了两批交通基建项目后，舆论就有“经济一不好，发改委就批项目”的争议。国家发改委则回应称，所批准项目都是事关西部经济发展的重大支撑项目，也都是“十二五”规划已确定的项目，并非地方“跑出来”的。

中西部投资劲头足

从增速上看，中西部高于东部的趋势依然保持。除了“30%俱乐部”的4个省份以外，设定20%投资目标的绝大多数也是中西部省份。四川的14%和重庆的18%在中西部就算很低的目标了，而东部沿海仅福建、辽宁、海南、广西等达到了20%的水平。最发达地区如北京已经降到了9%，而上海和浙江没有公布投资增速的量化目标。

地区生产总值（GDP）目标也呈东低西高的趋势。吉林、内蒙古、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中西部省份设定的2013年GDP增速目标都是12%左右。新疆较去年下调1个百分点，定在11%。而贵州则微微上调0.4个百分点，冲击14%全国最高增长目标。

与此相反，经济体量较大的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沿海较发达省份今年地方GDP增速目标相当温和，其中上海设了一个7.5%，比去年全国GDP的增幅还要低。

这一格局体现了产业内迁和中西部地区起飞的大趋势。但专家对这一趋势的可持续性看法不一。

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说，现在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都比较粗放，西部地区外贸和内需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很低，整个西部处于相对贫困水平，只能依靠投资拉动，然后带动相关消费需求。而投资的一大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的投资，西部最大的制约仍然是交通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部长余斌认为，过去很多年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能够保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东部地区的大量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由此带来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投资的增长，二是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升，东部制造业有机械设备的改造增长。

但他同时指出，由于制造业领域严重的产能过剩引起过度竞争，制造业利润大幅滑坡，从去年9月份以来，制造业投资的增长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胡晓登也认为，在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后，西部不能一味地靠投资拉动，而必须形成一个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链，否则发展后劲肯定会成为问题。

东部靠投资补出口

一些财政宽裕的东部省份也希望维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稳健支撑。

除广东设定为15%外，江苏、山东、天津设定的目标分别为18%、17%和13%。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教授说，沿海地区过去主要是靠出口拉动，现在出口受阻，而内需的扩大幅度又十分有限。因此，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还是投资来得最为直接有效。以广东为例，如果固定资产投资能够跟广东的转型升级和扩大内需相结合，那么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会更大。

这其中，基建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头。去年11月，广东印发《广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二五”规划》，其中拟定“十二五”时期全省安排交通运输重点建设项目189项，总投资约19838亿元，其中“十二五”时期计划完成投资约10671亿元。

但广东省社科院珠江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成建三认为，现在在发达地区再搞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它的投资边际效用会递减，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会减弱。

余斌则表示，要警惕投资中的重复建设，引起产能过剩等问题，投资项目应该被严格评估。

多名专家亦指出，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和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作用不大。无论是沿海还是中西部，上一波投资带来的后遗症至今仍未完全消化，地方高负债的风险仍未排除，而新一轮的地方投资冲动下，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很可能进一步高速膨胀，在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度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楼市调控失效的风险也逐渐加大，企业和社会的生存成本也有不断抬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