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贪腐的深层病源何在？-文扬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主政伊始，高调重提反腐倡廉，举世关注。

反腐倡廉，在中国从来不是新鲜事，历届政府都提，但在很多时候，越反越腐的情况还是照样出现。久而久之，贪腐成了中国一大难题。

横向比较，这世界上的确有一些“清廉度”高、贪腐现象少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一个重大区别，就在于其政治体制。于是，众多学者坚定地认为，贪腐主要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关。

一谈到政治体制，话语匣子大开：你看人家美国，你看人家西方，因为民主法治，所以贪腐很少，中国就是因为缺乏民主法治，所以贪腐横行，所以，最终的解决之道没有别的，就是实行西方民主制。

将贪腐问题归结为体制问题，谈到贪腐必谈体制，必谈政改，多年来成了中国知识界一个思维定势，无数头脑在这里打转转。

本文想说的是，这个思维定势很可能是一个理论误区。这一误区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只看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的不同，没有认识到更大的差别其实在于国家本身。

简单说，西方国家与中国虽然同为现代国家，但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现代化转型历史，或者就说，这两类国家的“出身”不同。从国家的创造者和创造过程来看，前者可以称为是“蓝二代”国家，后者则是“红二代”国家。

何为“蓝二代”国家？在这类国家的社会结构里，有一个显著的蓝色部分，就是从封建贵族阶级变身而来的、拥有巨大财富、享有经济特权、能够游离在政府与人民之外甚至有能力控制政府和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上层精英/贵族集团。将历史上的封建贵族集团视为第一代，当前的国家作为其继承者就是第二代。

何为“红二代”国家？国家原有的精英/贵族集团在激进的社会革命中被彻底消灭了，作为胜利者的红色工农阶级再造了国家并主导了现代化转型，整个政治光谱中只有红色没有蓝色，而新一代精英/贵族集团则是在革命者集团内部重新产生的，与传统的蓝色集团之间没有继承性。将历史上的革命者集团视为第一代，当前的国家作为其继承者就是第二代。

西方国家，包括日本，虽然各自的转型历史也大相径庭，但都是“蓝二代”国家。而俄国和中国等“人民共和国”则是“红二代”国家的典型。这就是国家的“出身”，犹如一个人的前生今世，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并不能通过后天表面上的改变（如政治体制改革）而改变。

不正视这个历史因素，将这两类国家平等地放在各种非历史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指标当中进行横向比较，就是理论误区，不可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自由派学者、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都犯这个错误。

“蓝二代”国家，由于是精英/贵族集团主导了现代化转型，所以是私权力主导公权力，公权力从私权力中一点点让渡出来。从最早的国王时代（那时国王的私权力就等于国家公权力），到实行民主制之后私权力与公权力达到某种平衡，数百年的转型过程中，私人政治经济权力这部分不仅没有丧失掉，而且始终保持强大。

而“红二代”国家，由于是无产阶级在消灭了私有财产之后通过公有制的形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所以在重新实行市场经济之后，私权力只能从公权力中一点点让渡出来。整个过程与前者完全相反，是从战时经济体制（那时公权力完全吞没私权力），到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公权力与私权力达到某种平衡，整个转型过程中，私权力是死而复生，逐渐恢复力量和生机。

打个比方。私权力好比高山，公权力好比平原，私权力主导的转型如同是在阿尔卑斯山脉中开出一块平地，而公权力主导的转型则如同是在华北平原上堆起一座土丘，虽然最终也都有高地和平地，但谁会认为两者属于同一种地质地貌呢？

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重新正视国家的“出身”问题。把现代国家分成“蓝二代”和“红二代”两类，很多问题都可以看清楚了，包括贪腐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贪腐问题深层的病源，正在于中国是个典型的“红二代”国家这个基本现实。

最初，“红二代”国家的政府的确是人民政府，但当这个政府将人民的对立面资本家集团消灭干净、将公权力之外的私权力消灭干净之后，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威就都集中在政府官员手里了，自己也就成了区别于人民的唯一集团，成了一马平川千里平原上唯一的高地。问题也就随之产生。

首先，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好像是在平原上重新造山，既是发展市场经济、重新创造富裕阶层的过程，也是发生阶层分化、重新创造“新贵族”的过程，总之，是再生私权力的高地。但是，由于原有的私权力高地已被夷平，垄断了公权力的政府成了唯一的造山高地。于是，一边是运用公权力使社会上重新产生经济活力和富裕阶层，另有一部分人运用公权力使自己及家人成为新贵族，两件事某种程度上在政府官员们手中合流了。前者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者就是贪腐。

再者，“红二代”国家，公权力主导了建国和现代化转型。虽然为了发展经济必须再生私权力，但又决不能允许私权力高过、大过公权力。于是，政府作为公权力的垄断者就必须有力量压制和约束私权力。这就意味着，当私权力随着经济规模膨胀、社会财富剧增迅速崛起之后，政府掌握的权力也必须能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等比例增强，否则就会造成权力结构的颠覆。这是“红二代”国家特殊的政治。

可见，中国现阶段政府官员较大面积的贪腐，与“红二代”国家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问题——由公权力主导私权力的再生、私权力既不能取代也不能高于政府权力等，在“蓝二代”国家中并不存在，所以也就不是靠移植西方国家政治体制所能解决的。

西方有西方式的腐败，在国家转型现代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历经100多年的反复较量与淘洗，呈现今天让公众能接受的“腐败发生率”。诚然，借鉴西方国家反贪腐方面的有效措施，建立和完善监督制度、问责制度、公开制度等，也一定会起到重要作用，对贪腐形成遏制。但认识到中国贪腐问题真正的病源所在，仍十分必要，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逐步发展出适用于“红二代”国家自身、触及到根本的反贪腐制度措施，不至于从反贪腐这条路又滑入了伪自由主义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