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谈东西方制度如何对比-宋鲁郑
1月25日，法国对外记者协会邀请西班牙学者、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专家ARAUJO先生在巴黎举行以中国对外投资为主题的研讨会。
在现场听完后，失望之余甚至有些愤怒。十几年间，这些对中国充满偏见的陈词滥调早就听够了。现在西方处于危机都四年之久了——而且直到今天还没有找到出路：美国债务继续飞涨，欧洲的欧元保卫战还远未见到隧道光明——甚至英国首相又叫嚣着以公投的方式确定是否退出欧盟，不仅如此，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以邻为壑大搞本国版的量化宽松，竟然还有资格来指责中国。所以，在提问环节，我毫不客气：
“我明白你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好的模式。可是假如今天的中国是美国，是欧洲，或者如同你的国家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5%，青年人失业率高达50%以上，那么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灾难性的一幕？”
这个提问显然令他十分尴尬，毕竟，谁都听的懂这釜底抽薪般的言外之意：你有什么资格来批评中国？你的模式有什么正当性？
大概是西方领先世界太久，它们当老师的惯性太强，所以尽管自己实际已经千疮百孔，但却依然架子不倒，动不动就以“三人行我必为师”的心态来看待日新月异的中国，尤其是在政治制度方面。
2012年中国发生重庆事件，不仅导致一位政治局委员落马，更由于事件的传奇性（亲信入美领馆）、背叛、凶杀、色情、左右对立等元素而引发国内外的轰动和关注。应该说，如此高官下台，确实不是一件小事。但是否就如同西方所“解读”的，认为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可行性？由此证明了西方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其实如果真的了解中国政治，这种“解读”要么是杞人忧天，要么是西方以自己为主体的“东方主义”思维做怪。要知道，这已是二十多年来第三位事涉腐败而下台的政治局委员，并非个案。如果你非要认定为这是政治斗争，那么可以打击腐败的政治斗争有什么不好吗？更何况，仅就西方大做文章的重庆事件而言，是高官的亲信和亲属出了问题，并非政治对手设下的陷阱，这又和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呢？
退一万步讲，如果西方真的认为三个政治局委员的下台说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或者不可行，那么韩国历任民选总统或其亲属都事涉贪污又说明了什么？（最新的历史是，刚刚任满下台的李明博的兄弟又因收贿被判刑）。当然许多自由派认为这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但为什么同样的标准不能到中国身上呢？是不是至少还要加一条：这更显示了中国现行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2012年最终更令西方“失望”的是十八大堪称完美的结局：更小规模的新常委、权力交接的一步到位（胡主席祼退）、新领导集体的立即运作（而不是和西方一样有长达数月的宪政空窗期、新领导至少半年的“学习期”）。
我一向认为，要想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准确的评判，不仅必须要还原到历史中去，还要在历史中进行客观的对比。比如，一个读者仅仅看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就难以理解何以毛泽东和中共能够成为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只有回到一九四二年：抗战进入最残酷的时期、中国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是什么状态（可参看电影《一九四二》），才能理解为什么要延安整风，为什么拥有如此军事优势的国民党竟然在三年不到的时间就被中共摧枯拉朽般打败。
海外侨领陈嘉庚抗战时既到过延安，也到过国民党统治区。在重庆，国难期间的蒋介石花了800大洋宴请他，而在延安，毛泽东招待他的仅仅是：白菜、咸萝卜干，外加一碗鸡汤。而这个鸡汤也是有来历：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他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走完全国后，陈嘉庚感慨地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而这个结论显然是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找不到的。对于整风运动，台湾出版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也有一个公允的结论：整风运动加强了中共的团结，得以成功应对日军的残酷军事进攻。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就是事实而已，不需要专业人士的研究都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同样是作为历史学者的高华所没有的。
这里，我也还是要奉献西方以及海内外的自由派一句，要想真正研究中国的现行制度，也同样要在还原历史并从一种对比的角度入手，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今天海内外研究中国的学者群体，最偏爱的历史阶段是五十年代的反右、大饥荒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曲折期，有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要汲取。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这个制度，显然不是客观的历史观。
且不说，这个制度刚刚建立，出现重大失误不可避免。如果放到当时全球环境下不同的制度进行对比，恐怕就更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当时的西方制度已经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也经历过多次重大和全局性的考验：严重的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但西方这种制度进化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欧洲仍然在搞殖民主义，美国仍然在搞种族歧视。
这里著名的事件包括：英法联手侵略埃及、法国入侵越南、比利时镇压刚果独立运动、法国镇压阿尔及利亚民众独立运动，造成30万至100万人死亡，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一直被西方和海内外自由派们指责的红色高棉。更需要指出的是，1961年10月17日法国警方在巴黎街头对阿尔及利亚示威民众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上百人死亡。**而官方却宣称正当防卫的警察仅打死1人！**这起事件，直到51年后，也就是2012年10月才由法国新总统奥朗德正视并道歉。
至于美国，不愧是西方民主国家的老大：1958年入侵黎巴嫩、1959年入侵古巴、1960年入侵多米尼亚、1965年支持印尼军政权屠杀大量平民（1965年美国直接支持的印尼大屠杀也造成上百万人死亡，此事件最高估计为三百万人），1971年中央情报局雇佣军入侵也门。这期间最震惊世界的则是美军在越南制造的、近200名男女老幼都被枪杀的美莱村大屠杀。虽然美国联邦军队起诉了14名军官，但只有步兵旅指挥官亨德森因掩盖事实而受审，最后却被宣布无罪释放。现场指挥官凯利被判处无期徒刑和苦役，随后尼克松总统下令将他取保释放，最终仅被判三年半在家监禁。
此时的美国对外残暴，对内也同样如此：残酷镇压黑人维权运动和民众的反战运动——包括直接派军队进入大学开枪镇压。要知道，今天的反人类罪就包括种族歧视，而这样的反人类罪，美国竟然持续了两百多年！
当然，此时美国更发生了对其政治制度本身冲击更大的事件：肯尼迪总统家族连串的离奇暗杀和尼克松的水门事件。民选总统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在全球的电视实况转播中被暗杀，最终却成了查无对证的无头黑案。而尼克松直接违背制度规则，动用国家公器窃听对手并使用总统特权阻挠调查，最终身败名裂。这些惊世丑闻均严重打击了美国制度的正当性。
**把中国和西方的制度放在同一个时代进行对比，并非对中国的错误和弯路进行辩护，而是意在提醒世人如何客观理解一个制度。**我们是不是要问，西方这个历经两百多年演变的制度，尚且如此，那么我们怎么能苛求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制度呢？如果我们再和西方制度建立之初的表现进行对比的话，那又是什么结果？
其实如果我们以这种历史的态度来解读历史的话，会得出太多的颠覆性结论。
这里值的一提的是苏联对匈牙利事件的军事干预。今天，这一段历史研究现在是显学，成为控诉、批判苏联的主要武器。可是，历史真相却是西方在干着和苏联一样的事情，而且干的更早。
二战一结束，希腊共产党就凭借自己的力量几乎控制全国。但根据苏联和英国达成的协定，希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于是尚在战争废墟中的英国立即进行军事干涉，将之镇压。而这个过程中，苏联也信守承诺，没有对希腊共产党进行支持。所以1956年，当匈牙利有可能脱离苏联控制时，苏联自然如同英国一样进行了军事镇压。这一次西方也投桃报李，没有对匈牙利进行支持。
但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冷战已经爆发，西方选择在舆论上发起了攻击。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无论是西方还是苏联，它们的军事干预都是那个时代各方认可、承认和实行的规则。**如果苏联需要谴责，那么英国也同样需要谴责。当然，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作为失败者，苏联则早已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而历史真相也就在刻意的掩买中消失了。
邓小平的复出和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的制度告别了初创的探索期，一直到现在形成了既非西方选举也非阿拉伯社会世袭或者指定的独特政治模式。西方则迎来了里根、撒切尔夫人和密特朗时代。
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是第五共和第一位左翼总统，堪称开天辟地。而且鉴于前总统蓬皮杜长期隐瞒自己身体状况，突死于任上对国家造成的强烈冲击（蓬皮杜和同时代的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有两样相同之处：隐瞒身体状况，死于任上。但今天我们只能见到针对毛泽东的批评，并当成中国制度劣于西方的证据），所以他一九八一年上任伊始，即宣布每半年向公众公布一次自己的体检报告。
弗朗索瓦·密特朗
然而令谁也想不到的是，仅仅半年之后，他就查出前列腺癌。结果这位民选总统，这位信誓旦旦绝不做第二个蓬皮杜的密特朗下令他的医生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签发每半年一次的假健康公报。而健康真相直到一九九二年九月才正式宣布。造假真相则在他去世之后才公布于众。如果说蓬皮杜和毛泽东只是隐瞒的话，密特朗则是更进一步直接造假欺骗公众了。这不知该称为是法国政治的进步还是退步。当然，他和蓬皮杜还是略有不同，蓬皮杜是1968年查出患病，却带病竞选于1969年担任总统，密特朗毕竟还是当上总统后才查出病患的。
只是何以长达十二年间，密特朗竟然可以成功瞒天过海。党内民主哪里去了？新闻自由的监督功能作用哪里去了？反对党的制衡作用哪里去了？何以一切的一切都失灵了？
然而这并非密特朗担任总统时的全部，他另一惊人之处就是他的私生活。本来，按照法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只要不影响政务，私生活他人无权干预。但密特朗显然是太过“推陈出新”了。
与许多政治人物私生活私密化不同，他公开拥有情人，公开拥有私生女甚至堂而皇之地与两个家庭分享节假日。比如他逝世前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就是与"外室"一起在埃及渡过（当然是国家付费），几天后的元旦，则是与其夫人及儿子在自己的别墅渡过的。等到他去世，这两个家庭竟然同时出现于葬礼之上。不知这算不算对基督教重视家庭原则的公然蔑视和违犯？
当然，从中国人实用主义的政治文化传统讲，不管你的健康也好，政治诚信也好，私生活也好，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只要治国有方，其他都可忽略不计。然而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密特朗显然都与时代大大脱节。
密特朗执政后，立即进行全面的国有化——套用现在的词就是“国进民退”。要知道，就是中国都已经开始市场导向的改革。东欧国家也已经开启第三波（当然也是最后一波）引入市场因素的改革尝试。结果可想而知，最后不得不又重新“国退民进”。而他任内推行的缩减退休年龄（从65岁减至60岁）、五周带薪休假、大幅提高福利均严重打击了法国经济活力。可以说，法国战后一路复兴后，从盛到衰实际上从密特朗开始的。
至于外交，则发生了两起震动世界的丑闻。一是1985年7月10日，法国政府派特工炸毁了绿色和平组织所属船只彩虹勇士号。事发一个半月以后，法国的调查报告出炉，信誓旦旦地声明和法国政府无关。报告甚至还认为是别的特工部门干的，而“让法国为行动承担责任”， 从而“损害法国”。
这份漏洞百出、贼喊捉贼的报告，甚至法国媒体都不相信，更引起世界舆论界一片哗然。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嘲弄报告是“专业化造假的范例”。直到事发两个半月后，法国才终于公开承认是法国“国外安全总局的人员炸沉了这艘船。就在此时的法国政府还居然要求新政府不要惩罚被逮捕的两名特工！但新西兰依然判处两名法国特工人员10 年徒刑。
为了压新西兰政府放人，法国施展了无所不用的的经济刁难手段，比如海关对来自新西兰的货物严加“检验”，百般挑剔。甚至在欧洲共同体审批新西兰的黄油、羊腿出口配额时，威胁否决（共同体规定，在成员国一致同意下，才允许第三国货物进口）。面对法国的重重压力，新西兰只好妥协，将两名特工交出。
第二起丑闻发生于四年后的出售给台湾的拉法叶舰弊案。涉案金额高达5亿美元。此案历经二十余年，最终以法国赔偿台湾8.75亿美元了结。这过程中，法国和台湾的有关当事人共计13人离奇死亡（比如汤姆生公司驻台副代表Morisson住巴黎2楼公寓，却从隔壁5楼坠下身亡），最后由于国防部以国家安全为由拒不开放档案，所有犯罪嫌疑人当庭释放。
这一时期的美国又在干什么呢？支持韩国军政府镇压光州民众起义、扶持本·拉登对抗苏联、扶持萨达姆对抗伊朗、击落伊朗民航客机、入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上述哪怕有一起事件是中国干的，又会是何种结局？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的政治更为“精彩”。还是以法国为例。先是身为总理的德维尔潘的亲信捏造一份假洗钱名单陷害同党内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萨科奇。事败被告上法庭。德维尔潘的有关亲信都被判刑，唯独他全身而出。（这就好比假设重庆事件中，相关人员获刑，最高人物却无罪）。
随后社会党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的卡恩在纽约发生离奇强奸案而身败名裂，也令法国在全球大失脸面。他事后自称被人陷害。
如果把这两起涉及法国最高层的政治事件和重庆相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是政敌陷害，一个是没有管好亲信和亲属，请问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斗争残酷？
这里还要补充一起修改历史的事件。代替卡恩出来竞选的奥朗德，在竞选活动中所播放的纪录片中，竟然把他前任女友、曾代表社会党竞选总统的罗亚尔夫人的镜头全部抹光。而此举不过是为了讨好奥朗德的新女友——看来胡适所说的历史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真的是普世现象。
至于美国，则在恐怖主义的袭击下乱了方寸，先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攻入阿富汗，又在伪造证据的情况下攻入伊拉克。把自己的国家同时卷入两场永不见底的战争中。最后以经济危机收场。
反观中国，这三十年虽然也非一帆风顺，但国家战略上却没有出过重大偏差，用俄罗斯专家的话就是：中国抓住了每一个战略机遇，国家发展方向上没有错过一步。如果以这三十年为评判标准，中国当属表现最为优异的国家。
今天的中国，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空前的挑战。但中国绝非西方以及海内外自由派所主观“塑造”的形象。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像对待台湾一样的宽容？
在台湾，在海内外，一直有这样一种主流声音：台湾的民主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台湾转型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其他国家所不可避免的全面内战、国家解体、军事政变和暴力流血冲突。可是这是多么低的一个标准！——世界能否接受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奇迹，因为没有发生全国内战？没有发生军事政变？
台湾仅仅没有发生上述事件就可称为奇迹，那么大陆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整体稳定，而且还极大地推动了国家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台湾都被认可是奇迹，那么，大陆的成就和模式还不应该是奇迹的奇迹吗？
最后，还是用一个对比来结束本文吧。三十多年前中美建交谈判时，邓小平提出可否派5000名留学生。于凌晨三点接到特使越洋电话的卡特总统回复道：“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而今天，美国计划在2014年前会送十万名学生到中国留学（此计划是奥巴马2009年11月首次到中国访问时提出，2010年5月，希拉里在北京正式签署双边协议。协议规定，美国将在未来4年派送10万名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或实习。希拉里2013年1月24日在美国国务院主持仪式，宣布启动十万强基金会）。从十万中国赴美留学生到十万美国赴华留学生，这巨大转变所蕴含的意义还需要语言来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