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里·安德森评傅高义《邓小平时代》

关于中国的著作，无论通俗或学术，都还在轰炸书市。在这块欣欣向荣的出版领域，有一类书可命名为“在西方的注视下”（来自康拉德的一部小说名字——观察者网注）。其中大部分内容看上去是关于中国的——中国人或中国话题——但决定其眼光的坐标系却是美国。这些书的作者通常是公职人员，他们内心总是埋藏着一个问题：“中国内部有哪些东西对我们有好处？”与其说这些人是在研究“中国学”，不如说是在搞“中美学”（Sino-Americana）。傅高义写的邓小平传记便是一例。傅高义离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以后（他已向读者保证，该书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审查），便安心呆在哈佛。哈佛校内刊物称赞《邓小平时代》是“杰出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

该书洋洋洒洒850页，从形式上说，有两点错位。傅高义解释该书的写作动机是“帮助美国人了解亚洲的关键性发展动向”，显然，他想面对普通大众说话。但过于繁杂的细节堆砌会让普通读者望而生畏，无论卖出多少册，恐怕很少有读者会把整本书读完。另一个更严重的错位是作者与其写作主题。抛开臧否人物，传记从性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历史想象力的磨练。然而，傅高义接受的学术训练是社会学，从思维方法来看，他的确也就是个社会学家。呈现出来的结果便是广度有余、深度不足。不仅如此，这本书还夹杂着傅高义的个人倾向。往好里说，他本质上是一个“歌颂者”。他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赞扬“日本处理基本问题的能力比其他任何后工业国家都要更优秀”，这本书令他名声雀起。他对日本人说，你们对自己的成就过于谦虚了。日本人理应意识到他们的体制优越性，他们“毋庸置疑名列第一”，同时美国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好好清理本国的家务事。泡沫经济破碎后，该书自然归入了清仓处理的廉价书。但在当时，傅高义的吹捧让该书销量激增。后来，他又转战韩国，以同样的热情撰写了《朴正熙时代》，他说朴正熙是“20世纪最优秀的4位国家领袖之一”，成功地实现了韩国的现代化。在傅高义的万神殿里，朴正熙身旁坐着邓小平。

傅高义关于这位元首的描述以如下问句结尾：“20世纪还有其他领导人改善了这么多人的生活吗？”《邓小平时代》是不知羞耻的谄媚，其中穿插着为了吸引国内读者眼球的姿态性评语。“我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是在某个招待会上，当时我离他只有几英尺……”，类似笔调不胜枚举。所幸的是，针对邓小平的家人、朋友的采访弥补了没见过传主的遗憾。许多别致的采访反映了这位大家长的一生。该书还包括许多中共的官方材料，以及太平洋两岸的众多官员访谈。结果便成了某种辩护词，个人美德的标准似乎不像是在中国的执政履历，而是他如何安抚美国人的心灵。

因此，傅高义在将近900页的书中花了仅仅30页篇幅描述了邓小平前65年的经历。这种缩略方法从历史角度看很奇怪，但却完全符合作者的逻辑。邓小平漫长的革命者生涯——隐忍刚毅、历经起义与内战的磨难、在毛泽东领导下创立新中国——对于华府的决策层和智囊团有何干系呢？只有把邓小平抽离历史，将他置于“文革受害者重返市场经济”的位置，傅高义的故事才能讲得下去。傅高义缺乏传记作者所必需的刻画人物的才能，他自然就没有兴趣去描述传主的历史背景。

结果呈现出来的人物肖像还不如共产党的档案资料来得生动。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归入无可指摘的家庭生活掌故一类。每当傅高义要处理传记中其他人物（自1970年代末邓小平的共事者）的时候，他采用的就是档案管理员的手法，把官方履历（选择性地）粘贴到杂乱无章的文末附录。我们用威廉·陶布曼关于赫鲁晓夫的传记（2004年获得普利策奖——观察者网注）作比较便可发现，傅高义的这本书相形见绌。威廉·陶布曼在写作之初，比傅高义更加清楚地表露了对于传主与美国关系的关注，但是，陶布曼对赫鲁晓夫这个人物更加投入，他开拓了自己的视野，最终拿出了一部非常生动、有洞见的传记——比傅高义呆板的石碑像高出不知多少倍。

毛泽东逝世后，傅高义便可放心大胆地讲他那一套故事。不过，即便这样，还是存在可耻的写作错位。该书描述1977-79年（邓小平逐步掌握最高权力阶段）的篇幅与1979-89年的篇幅（经济改革时期）一样多。一般来说，1979－89年是他执政的主要成就，读者可能会期望在傅高义的颂词中予以重视。但这只占全书24章的3章。如果说，这段时期在经济史中的地位仍有待讨论，那么这至少可以说明，邓小平不是这段时期国内大变局的发起者。邓小平本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处理经济问题的能力有限。他最关心的是科学事业。邓小平认为，中国如果想要利用科学成果，那就必须摆脱毛泽东时代末期中国的孤立地位。这当然正是傅高义的兴趣所在。在他眼中，邓小平最大的成就不是农业改革（1980年代对中国人好处最大的变革），而是对外开放政策。“开放”这个词，恰恰是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在美国政府征服菲律宾后对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或者用傅高义的陈词滥调来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了国际社会，成为国际组织、全球贸易、金融、各国人民交往的积极参与者。”他心满意足地地写道，“邓小平推动中国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彻底程度远远超过印度、俄罗斯或巴西等国领导人。“可想而知，这一过程中最为荣耀的是邓小平访美之旅，这一章的篇幅是1977-79年的几章中最长的。

最能体现傅高义彬彬有礼的笔法的地方是，他删去了审判“四人帮”的情节。那可是1980-81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取而代之的文字则是5页关于1974年初（当时毛泽东还健在）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表的“历史性”演讲——虽然没有多少人记得。其中描写的重要情节包括，邓小平在纽约买了一个可以“哭闹、吮吸和撒尿的玩偶”，他带着这个玩具和200个羊角面包回家后引发了“一场轰动”。

1989年的政治风波对傅高义的礼节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傅以无可比拟的方式应对。那些学生认为，“相较未受过教育的企业家，学生们的经济收入与其能力、贡献不成正比”，他们内心希望的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年轻的演讲家们属于“温室里的花朵”，没多少阅历，“与代表其他学生的政治领袖谈判时，没有什么根底”。更为明智的外国记者逐渐意识到，广场上的大多数人“不懂得何谓民主、自由，也不知道究竟该如何实现。”因此，邓小平感到必须要把这些不知感恩的“改革开放与和平稳定”的受益者们压下去。

对傅高义而言，最重要的是保持邓小平的形象完好无损。理解邓小平形象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转到基辛格的《论中国》，该书“力图阐释中国人思考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邓问题的思维方式。”基辛格把中国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方法比作围棋，西方人的方法比作国际象棋，他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讲起，然后跳到冷战时期的毛泽东，然后便是耳熟能详的1970年代初他本人在北京参与的中美“准联盟“。他解释道，自离开美国国务院后，他去过中国50多次，与中国领导人关系亲睦，但自他与毛泽东对话以后，他与这些后继者的对话逐渐变得乏善可陈。毛主席待他如“哲学家朋友”。邓小平接待他的级别没那么高，下一代领导人则更低。

基辛格受到邓小平接待的级别虽然降低了，但他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对于“冷战转折点”和“中美战略合作制高点”的贡献。这指的是什么呢？1979年中越战争（即我“对越自卫反击战”——观察者网注）。傅高义与基辛格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赞扬邓小平坚决阻止越南与苏联合作制衡中国、侵略泰国、建立河内主导权的企图。傅高义意识到，并非邓小平所有的同事都支持这次行动，毕竟这不是一次完美的军事胜利。他花了8个章节、共150页把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掩护过程与对越战争分隔开来。东南亚之旅两个月过后是更为重要的访美之行，这两次外交被视为深谋远虑的执政者的胜利，获得外界广泛关注。而那次军事行动的篇幅不及外交斡旋的一半。这种写法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在此事中的形象：邓小平在华盛顿特区获得美国支持，回国5天之后便开战了。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尽可能方便地掩盖邓小平造成的人员损伤。这一节的结语，傅高义同样是引用了他人来作为辩护。此次战争的热烈支持者李光耀向世界宣布：“我相信这（场战争）改变了东亚历史。”傅高义关于中越战争的描述就像是一位民主党前官员。他小心谨慎地免去卡特总统默许开战的责任。基辛格作为共和党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傅高义当过他的下属），可以表现得更为直率。邓小平的高超手段需要美国的“道义支持”。“我们不能在明显的军事侵略问题上与中国正式合谋。”布热津斯基解释道。基辛格的评价更为干脆：“非正式合谋则是另一回事。”

基辛格反复提及的“中美合作最高点”应该做何评价？军事上，这是一次大溃败。邓小平派出11支军队，约45万人，相当于1950年鸭绿江上对抗美国人的规模，来打击中国人口二十分之一的国家。用军事史学者欧道得（Edward O’Dowd）的话来说，“在朝鲜战争当中，一支类似规模的解放军可在24小时内突破更强大的防御，而面对人数更少的越南人则两周的进展尚不及此。”政治上，强迫越南撤出柬埔寨、让波尔布特重新执政的计划则彻底失败。邓小平对自己未能坚持打完对越战争而感到遗憾，虽然他的军队遭受了重创。

与他一道支持世界上最残忍的政权余孽侵扰泰缅边境、并保住其联合国席位的，是美国人。傅高义在他的书中几乎没有讲到波尔布特。基辛格毫不介意。“满腔热血”不能“改变以下事实：华府为红色高棉提供了物质和外交支持。没错，“美国价值观遭遇了地缘政治现实的紧迫使命。”这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虚伪：卡特政府不得不在战略需要和道德准则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做出的判断是，为了最终实现道德理念，他们必须首先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这里所说的“斗争”对象是指苏联。当时，邓小平在对话中屡次批评美国人没有严肃对待莫斯科的威胁，他警告美国人，越南不是“另一个古巴”：越南计划征服泰国，为苏联红军开启东南亚的大门。他对苏联的敌意简直是约翰·柏奇会（美国一个保守的反共团体——观察者网注）的翻版。不论其态度真实与否，客观上他达到了目的。他希望说服美国，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将是美国冷战时代最可靠的盟友。毛泽东曾把他与尼克松的和睦关系比作另一个斯大林－希特勒协议——以其手下大将的形式——基辛格则是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时期的驻英大使，曾赴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观察者网注）：拉拢第三方，以牵扯敌人的力量。邓小平的想法不止于此。他的目的是在战略上接受美国的霸权体系，以换取中国经济现代化所需的技术和资本的空间。这是他打击越南真正不可言说的背后逻辑。美国还没从印度支那的失败阴影中走出来。还有什么能比替她教训教训更好的获取信任的方式？

感情用事，精明算计，抑或是两者皆有，总之，邓小平当时的动机是连贯的。而三十年后对他当时在东南亚和美国发表的言论的学术研究，则是另一回事。对基辛格而言，那段历史不过是他自己大放光彩的舞台背景，可想而知，他自然会认为中国对越战争是对苏联的严重打击，并且是冷战胜利的重要一步。他负责斡旋、邓小平进一步巩固的中美关系与苏联解体无甚关系——但这不重要。无论基辛格有何种才华，其中肯定没有说实话这一项。傅高义自称学者，我们对他自然会有另一种期待。他对伟大领袖备战的奉承之辞不单是越南人对曼谷的想象、苏联人对东南亚等地的征服，还略去了美国人对波尔布特的援助和精神支持。这都是想要回避重点。基辛格关于卡特协助二十世纪下半叶最血腥的屠杀者之一（虽然不是科索沃、伊拉克、利比亚等地的规模相对较小的“人道主义干预”）的描述与傅高义有些相像：以学术的面貌实施非正式合谋。

邓小平的人物形象更加不稳定、暴躁和复杂。相比人们对他的刻板印象，他更为激进，同时也更为传统。他还没遇到真正适合他的传记作家。

（本文原载英国《伦敦书评》2012年2月9日刊，朱新伟译。原题“Sino-Americana”，译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