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改革切勿空谈误国-寒竹
编者按：十八大前后，改革顶层设计问题受到热议。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周天勇、王贵秀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认为，“最近这十年，发改委对改革的耽误是很大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还摸着石头过河，本身就是在阻碍改革。本文作者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关于行动的哲学命题，西方国家在近现代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应该努力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思维方式，而不是根据现有书本理论去复制西方的社会模式。
中国下一步改革跟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摸着石头过河在下一步改革中是否还有效？顶层设计跟地方政府创新应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在十八大前后引起了舆论界的高度关注。
笔者以为，中国这几十年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归根到底要归结为三十多年前那场围绕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一场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执政者的思维方式，迷信普遍真理的教条主义最终让位于以实践为核心的经验主义。今后，中国的改革仍然必须坚持实践优先这一基本原则，如果放弃，则很有可能会倒退回迷信空洞理论和教条的老路上去，最终会陷入空谈误国陷阱。
教条主义的社会变革不能算作改革
其实，中国共产党建政的前三十年也并非没有进行社会变革，只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变革大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革命当然是一种最激烈的变革。没有人能够否认，改革前的三十年给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就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但是，人们为什么不把那个以革命名义进行的社会变革称之为改革，而把发端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不那么激进的社会变革称之为改革呢？对这个问题，中国理论界很少有人作过清楚的阐述。
笔者以为，中国改革前三十年的剧烈社会变动之所以没有被称之为改革，是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变革都是从遵循经典理论出发。在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变革都要从书本上找到理论依据。所以，那个年代的社会变革实际上是在实现某种普世乌托邦。马克思主义当然包含了许多真理，但是教条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是检验中国社会变革实践是否正确的依据时，中国社会就陷入了迷信绝对普世真理教条的误区。正是由于改革前三十年的社会变革和建设是在实现某种书本上既有的理想蓝图，而不是通过实践检验突破书本上的教条，所以那种社会变革并不叫做改革，当然前三十年也有丰富有益的实践探索，经验成果也不少，但最大的失误与危害就是那些反复折腾、戴着七尺理论高帽的乌托邦实验。
中国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所谓改革，就是要突破既有理论的束缚，在实践中去探索，去摸着石头过河，反复论证然后创建出前无古人的新理论。实践优先和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实践中探索的社会变革才能称之为改革，而在实践中去实现某种既有理论教条或普世价值的社会行为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改革。
所以，对于三十多年前那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对于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但遗憾地是，中国知识界从近代以来就有强烈的乌托邦情结，很多人从一开始就诟病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即使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学和研究所，对摸着石头过河嗤之以鼻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很多看不起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学者其实不懂，摸着石头过河本身是一个关于行动的哲学命题，这跟美国赖以成为西方伟大国家的实用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一致。幸运的是中国现实中的改革者并没有理会这些从苏联教条主义文化中培养出来的空谈家，改革者只是一面摸着石头过河，一面总结经验，中国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
毫无疑问，今天的改革比起过去更加复杂和困难，但这不是放弃实践优先、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理由。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应该警惕有人试图把改革拉回到改革前的教条主义老路上去，回到把普世价值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老路上去，回到乌托邦的陷阱中。一些人主张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理由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给中国走出了一条现成的路，中国无需再摸石头，只要沿着西方国家的路径前进即可。这些人恰恰忘了，西方国家在近现代成功转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中国应该努力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思维方式，而不是去复制西方的社会模式。
顶层设计不需要再设立所谓的全国改革委员会
在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中，顶层设计当然重要。但顶层设计只是执政党核心对改革的统筹全局，并不等于要在现有的政府构架之外叠床架屋地再来设立一个所谓的全国改革委员会。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建立一个跟中央军委平级的全国性机构来统筹改革，坦率地说，这种主张使人想起当年的中央文革这个怪胎。提出建立全国改革委员会的理由是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可能自行改革，所以不能让这些部门主导改革的进程，不能让这些部门自己来调整手中的权力，必须要超越它们，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级的顶层机构来推行各个部门的改革。这是一个很荒唐的逻辑。改革本来就是一个政府自身的改革。如果说政府的各个部门不能自己改革自己，必须要有外部的力量才能实现改革，那么即使把这个改革委员会提升到中国的最高顶层也一样会面临同样的困境。凭什么说只要把改革机构提升到顶层问题就解决了呢？如果部门不能自己改革自己，那么整个中国政府又凭什么能自己改革自己呢？按照这种逻辑，中国的改革是不是还要在中国政府之上再建立一个非中国的改革委员会来推进中国的改革呢？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在推进改革，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叫改革，而叫“改变”了。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说明，曾经的体改委、现在发改委确实有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在于这些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是缺乏基层实践经验的学者和机关干部。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中国的改革大业必须依赖有丰富企业经验和地方政府经验的实践家。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以来，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改革最大的创新力量和推动力量。中国未来的改革也只有倚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改革者，如果让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既不懂企业、也不懂基层政府的书生来主导中国的改革，真的有可能会回到改革前的乌托邦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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