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界的“恐怖分子”-边芹

【此文刊于2009年，那一年一个法国电影批评人成为上海电影节座上宾，受到国内传媒的追捧。此人能量如此之大，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警觉。此文发表后，亦如细石入水，丝毫阻止不了这股力量在中国电影界的串升。正是这伙人让进入法国市场的中国电影黑暗一片，用“电影艺术”培养中国的“政治斗士”，以“专家”之名用不诚实的手为两边涂抹出不真实的电影图景。】

（设计出“官方电影”这个绝对贬义词，是为“攻打”和“抢劫”各国电影提供借口和武器，由此对各国电影业实行切割，支持一派与另一派斗。我们看到，除好莱坞之外凡电影有几分兴旺的国度，都发生了一场传媒（影评）与电影工业的决斗，传媒以艺术的名义失去理智地狂倒本国电影工业。看起来各国各有“剧本”，实则故事情节类似，各国的影评人都在模仿同样的“厌恶”，从西欧如水圈般向外荡去，思路极其相似，好象他们都是好莱坞暗雇的打手。传媒早已在不知不觉中组成了一个全球回音壁，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声音并非四面八方传出，而是有隐而不露的近乎固定的声源。）

法国电影界圈内斗争从来不公开，业内可以斗得你死我活，但水下翻天覆地，水面风平浪静，不似中国电影人可以从内吵到外，不擅遮掩。这一方面是这个国家各行都有严厉的行规，我称之行业“恐怖主义”，好听的叫法，则为“团结”或“合作主义”。实际就是不可与外人联手对付行内人，若越这条界，则形同自绝于业内，再无后路。另一方面是在这个国度，反叛者被容忍，但要看你反叛什么，反叛社会道德和风俗可以走得很远，因为这个国家现今的真正统治者，就是靠解开高卢文明的道德绳结得了权；而若反叛体制的根本，则并不存在宽容。如反叛体制者再敢与外人“勾结”，则名称就变了，叫“背叛者”，背叛者性质完全改变，下场非中国人能想像。

但本文要谈的影坛“恐怖分子”，是封杀法国电影自由创作几十年的另一种“恐怖”。这种恐怖也掩蔽得巧妙，时间短不易发现，对于一个看不到全局、更不了解内幕的异乡人，看法国影坛只能是顺着媒体引导的路子走，看见它让你看见的，忽略它不让你看见的。而上述的“恐怖”恰恰是媒体一手操作的，它当然既做又藏，就像在一座房子里“杀人”，动手杀的和封闭门窗的是一群人，那么“死”的人就只能是冤鬼了。

但法国影坛九十年代末发生过一场“拚杀”，由于异常激烈，纸未能包住火。没有这场“大战”，进入二十一世纪法国通俗电影的起死回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出著名大众电影导演帕特里斯·勒孔特1999年10月的一封致行会“电影家协会”的信。这封信对法国传媒的批评措辞之激烈，将一个人的反抗，联成了电影人的反抗，一时间战火熊熊。中国人并不太熟悉勒孔特，因他不搞政治，也就成不了“国际”电影节的宠儿；从未紧跟统治者意识形态在背后捅中国人一刀，媒体也就不积极地把他向中国推销。对中国人好，媒体多少要给点颜色看。其实他1977年就以一部大众喜剧片《古铜色皮肤的人》而成为法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导演，不光大小众电影都能拍，还擅长绘画、写小说。这样一个人99年的那封信引起影坛震动，究竟写了什么？信不长，主要内容如下：“一段时间以来，电影批评对法国电影的态度令我目瞪口呆……一些影评简直就像预先策划的谋杀，让我脊背发凉，好象它们的作者约好了一起来消灭法国商业、通俗、大众电影。”

此信在什么背景下出台？九十年代末法国电影走到谷底，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市场为好莱坞电影占领，没有政府补贴，电影业几近死亡。经过“新浪潮”“新新浪潮”三十多年的“清洗”，电影界被一群批评人牢牢钳制住思想，他们用道德紧箍咒让一种精神恐怖弥漫影坛，其中扣政治大帽是刹手锏，“恐怖分子”由此而来。急欲从死胡同里挣出的一批导演，遭遇了电影批评界带有明显使命的人之致命狙击。他们纵容好莱坞商业电影，却对法国大众电影实行毁灭性打击，当然是以要艺术不要商品之名。

勒孔特说他们组成“掘墓者俱乐部”，还有人则指出《电影手册》、《世界报》、《解放报》构成沉没法国电影的“百慕大三角”。而这个志在埋葬法国电影的“百慕大三角”制造者中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先掌控《世界报》电影版，后又到《电影手册》任主编的让·米歇尔·付东——2009年上海电影节的座上宾。我事后看到国内报刊对他的报道，惊得汗毛倒竖！

那么“掘墓者俱乐部”究竟用什么秘方“谋杀”法国电影？并且为他人掘墓还能满口正义？经典手法就是分裂术，以支持艺术电影、小众电影为名，行阻止法国电影蓬勃发展之实，这样对手有口难辩，实质是以分裂影坛、将法国电影维持在半死不活状态，便于一小撮人操控。一如对待中国人那样，将所有非西方电影节认可、扎根本土的中国电影人，归到一个统一的名词下，这个名词法文叫“cinéma officiel”，中文叫“官方电影”，如果说中文这个词还比较中性的话，法文却是个绝对贬义词，几乎可以简译为“坏蛋电影”。我一直在强调他们选择名词从来不是无辜的，用一个道德界线偷偷地抽掉现实，是常用手法。对付法国电影他们用的也是同样的分裂术，实际就是将各国既存电影业、尤其是那些敢于以政府财力抗拒他们控制的电影业用“cinéma officiel”这一道德贬义词，装进一个可随意攻打的布袋，只要装进这个布袋，名词便可取代现实，艺术评判也不复存在，总之就是“坏电影”，不可看，不可谈，不存在。被装进这个布袋的国度不在少数，只要在攻打范围内的都可放入，八十年代以前的西班牙电影不管艺术水平多高，只能装进布袋，戛纳电影节居然可以让全世界相信西班牙电影只有阿尔莫多瓦！

由此，在付东笔下（2006年在法出版的《中国电影》），冯小刚不存在，在他向法国人介绍的中国电影史中就没有冯小刚！没有这么个引领中国电影十年票房的人！做得这么绝他自有道理，在法国有一不成文的规矩：谈论你的敌人，就是给予他合法性。所以影坛叫这群电影记者“恐怖分子”并不是一时激动，因为你若不按他们的心思拍电影，便被视为敌人。而且不喜欢某些电影人倒也罢了，怎么能在做“史”时，大笔一挥就把人家抹掉了？历史到底还有没有真相？西方历史始终没有信史，就在于其操纵者没有承受历史真实的胸襟，对正在发生的历史都敢作弊，对逝去的历史就更是随心所欲、无中生有了。在他们“圈地”内的，哪怕只拍过一部电影，还是纪录片，也不需要电影艺术水准，都成了大导演，当然先是“受害者”，必须经过这个光耀无比的名词，中国人被接纳的唯一身份；不在“圈地”内的，则可以拍过几十部电影都不存在。多么伟大的宽容！也在他的笔下，拍《活着》的张艺谋是英雄，拍《一个不能少》的张艺谋，则是拍了一部“mélo racoleur”（直译：半骗半拉赚人眼泪的戏），法文racoler这个词，有三个意思：半骗半拉征募士兵；招收党徒；娼妓勾引和拉客。这样看电影才叫“创作自由”吗？再不想选择立场的人，只要你不像他们那样对艺术家分等划界，也被逼到了一个立场上，哪有退路！还是在他的笔下，张艺谋、陈凯歌随着拍片内容的改变，由他颁布的身份一落千丈，从作者变为导演，最后落为“fabricant”（制造商）。他御笔一挥，张、陈就被从艺术家队伍里扫除了。难怪2009年5月《法兰西晚报》作了一个戛纳回顾专刊，陈凯歌被从1993年的“金棕榈”大奖的照片上抹去了。同样在他笔下，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人有拍娱乐片的权利，大陆人好像不拍矿难、卖血或拐卖妇女，做电影人的资格都遭到质疑。最可怕的是付东以“中国电影专家”的名义写了这本“学术”著作，试想五十年后法国电影学院的学生或电影批评人以他这本书为蓝本，把割掉一半翅膀的中国电影视为整体，历史不就这么被篡改了吗？

实际上人类史无前例的“官方电影”并非来自各国政府，而是世界强权搭建的庞大电影宣传机器，它有着私营经济的一切“自由”外表和所谓的“官方电影”不具备的秘密控制。设计出“官方电影”这个绝对贬义词，是为“攻打”和“抢劫”各国电影提供借口和武器，由此对各国电影业实行切割，支持一派与另一派斗。戴高乐时代他们就是这样一刀切，一边是既存电影业的坏电影，一边是反抗者的正义电影，在中国则可叫作“受害者”电影；一边是商业的、卑鄙的，一边是艺术的、高尚的；一边是代表旧传统、旧体制，一边是代表新潮、进步。这种切割法特别易于接受，只要划出新与旧的对抗，人便被挑逗得蠢蠢欲动，尤其在一个国家历史变革的时期。

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一道表面看不见的“电影批评封锁线”建立起来，除上述领军的“百慕大三角”外，还有《电视广角》、《新观察家》、《Inrockuptibles》等，这些电影记者多出自同一族群，带有明显的剪除异己、抬举亲信的意图，并不在乎法国电影的死活，所行之事没有客观、公正，甚至没有真实。做得最绝的是电影还在剪辑、他们一眼都没看过，居然就写文把人家否定了。看上去一堆报纸、杂志，但仔细读他们写的东西，会有惊人发现：观点、立场、捧谁贬谁悄悄地埋葬谁，做起来像一个人！在这样的协调行动中，真正的电影批评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外壳，壳内是一架绞杀机，几乎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多年细察付东在戛纳电影节如何为参赛片打分，先是发现他打分没有逻辑，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样判断一部电影的好坏，任何客观标准都被剔除，100个人看过，99人说不好，他可以硬说是“杰作”，此为“嘴硬术”。还有“消除术”，为了让所有人接受他们定的“杰作”，将“杰作”周围一些好电影“消除”。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后排除法”，一时捧得不够高的“杰作”、除得不太净的好电影，事后继续“捧”和“除”，什么“X年最佳电影”，“百年百部最伟大作品”，“XX国最杰出影人”，名称一个比一个“权威”，里面也夹带一些好作品，但更多是他们有意放入的和有意排除的。这种作史都不诚实而要一手操纵，造成了很多电影人生前被埋没、死后难翻身。我过去也以为人家既然这么挑出来，自然有起码的公正和艺术良心，因为一般人不可能将全年的电影、甚至几十年的电影全部过目，只能相信“专家”的诚实和良心以及对历史的宽容。后来亲身经历他们用“后排除法”篡改正在发生的电影史，一点点发现他们在甑选名单时，诚实和良心居然根本不在甑选者资格之内，意识形态使命感才是最重要的，整架机器便在我面前轰然倒塌。

法国另一位影评人米歇尔·西芒也注意到，他说付东一边把电影人分成拍小众电影的“真正艺术家”和拍大众电影的“广告画商人”，一面为一些超大制作叫好，好像投资上亿的“大众片”就不再是“广告画”了，说白了他的炮火并不射向真正的“强权”。这就像《解放报》一边“宰杀”法国大众电影，一边为好莱坞商业片《Et》出专刊，为《星球大战》设专版（报纸东主乃罗切斯尔德家族看来不是偶然的）。亦一如《世界报》一面爆捧第三世界那些完全没有技术水平支撑的边缘电影，鼓吹那样拍电影才是通向“杰作”之路，一边为法国本土具有一流现代放映设备的多功能影城唱赞歌。后来我找出付东打分其实很有他自己的逻辑，就是意识形态取代艺术标准，有些行为则像好莱坞派到法国的“鼹鼠”。

付东为手里电影批评的无限权力，找到了一个他人不易反驳的权威地位，他说电影批评已经成为“为电影颁发文化质量证书的法庭”。以他们一惯反“cinéma officiel”（任何强大的足以与之对抗的电影力量）的立场，再设个“法庭”难道就合理吗？是不是非我所控的“法庭”便不合理，最后审判权只能在我手里？以电影文化质量的立法者和审判者自居，足见如此电影批评的“恐怖”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