鸠山“友”纪夫的“中间道路”-潘妮妮
近日，作为已经正式宣布“政界引退”、被网民戏谑为“无业的六十五岁男子”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却在以个人身份访华，因一番“两国存在主权纷争是事实，中日双方有必要坦诚正视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不承认（钓鱼岛）争议，就永远解决不了钓鱼岛问题”而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数路讨伐。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内阁记者会上对鸠山的发言表示“遗憾”，宣称“作为一个前首相”，鸠山“所示的立场以及言行，与政府相违”。
与官方发言相对应，立场居右的《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也随即跟进，批判鸠山“误导”民众对钓鱼岛地位的认识。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更是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不惜破坏斯文使用“国贼”一词，说是咒骂亦不为过。至于右翼势力强大的网络舆论，更是炸开了锅，直呼“媚中鸠山”又“中了中国的圈套”。而与鸠山有着复杂的政治纠葛的前首相菅直人，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抱怨鸠山“也不看场合对象”，实在“欠考虑”。
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原因，右倾保守派更能得心应手地利用媒体工具，制造“大众舆论”，而右翼团体和其他分散的极端主义者，也比常人有更多的精力和意愿去——尤其是通过网络媒体——发声，甚至以非正常手段干扰他人发声。在这样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任何主张“缓和”、“协调”的声音都很容易被冠上“亲中”、“媚中”的帽子，因此温和派以及对华友好人士难以在国内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就是安倍内阁及右翼力图构建的“全国一致”的“政治正确”的假相。在此假相基础上，安倍出门推销其“钻石包围圈”，扩大日美同盟，或与中国讨价还价，方才显得有“民意”支持。而鸠山的发言——哪怕单纯只是作为“个人”不具备任何代表性——也捅开了这伪造的“政治团结”的窗户纸。已经从政坛退役的鸠山敢于在舆论包围中做此发言，除了有家族的“亲华”传统外，还基于其对日本政治“中间道路”的理解与实践。
“保守派”、资本家与“中国之友”
日本坊间有个逸闻，道是中日邦交刚恢复那几年，一个日本代表团赴中国，当时团内就有个年轻人来找周恩来总理唠嗑，说为啥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日军大头目唤作鸠山，咱们日本姓鸠山的也不多，自己查了查也没有本家的在中国干过坏事，这戏流传这么广中国人民误解了多不好，所以总理能不能帮忙还咱们家一个清白。这个逸闻中的年轻人，就是鸠山由纪夫。
《红灯记》里的反派为何用上“鸠山”这个生僻的姓氏，笔者未来得及详做考据，不过按照阶级分析的一般原理，鸠山由纪夫的家族倒真的很符合“反派”的条件。鸠山由纪夫祖上是外藩的中下级武士，曾祖父鸠山和夫是日本第一批文部省公派赴美留学生，担任过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和翻译局长、众议院议员和早稻田大学校长。鸠山和夫之子鸠山一郎在战后建立民主党并促成民主、自由两党的“保守合同”，被称为“自民党之父”，自己也在1954年到1956年间担任三届日本首相。鸠山一郎之子威一郎长期担任大藏省官僚，其与夫人（普林斯通轮胎创始人的长女）育有二子，次子邦夫是自民党议员（中途退党又复党），多次入阁，长子就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和民主党代表。这简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日本政界“世袭政治家——官僚——财团”联合的典型模板。
事实上，鸠山由纪夫本人拥有大量地产，也是普林斯通轮胎的大股东，算是日本政治家中冒尖的有钱人。只不过，在中日关系上，鸠山家则一直在扮演积极的角色。鸠山和夫作为外务省官员，很早就开始与清政府打交道，后来在担任早稻田大学校长期间，成立“清国留学生部”积极吸纳中国留学生，早稻田大学与中国交流的悠久传统由此而来。鸠山一郎1926年开始担任政友会干事长，期间政友会与张学良来往甚密，后日本政府宣称政友会曾与张学良有“密约”，张学良资助在野的政友会取得政权，而政友会则承诺掌权后“逐步放缓并最终结束对东北的侵略”。
这个“密约”虽然有可能只是军部为指控政友会“卖国”整的黑材料，不过鸠山本人曾公开反对东条英机的战争政策，则是确确实实的事，并以“对屈从军部随波逐流的议会感到失望”为由一度退出政坛。而在战后，鸠山在身为保守的“自民党之父”同时，也亲手促成了日苏邦交的建立。鸠山一郎之子鸠山威一郎在政治生涯后期曾担任福田赳夫内阁的外务大臣，是1976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负责人，鸠山家族创立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在他担任会长期间与中国中日友好协会建立合作关系。
“友爱”政治与“抑制极端民族主义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在担任首相期间，鸠山就做出了一系列犹如吃螃蟹的“脱美入亚”举动，这些读者应已耳熟能详，在此无须赘述。因为担任首相期间的“反美”色彩，右翼的“媚中”攻击，以及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站队问题，鸠山或者给人一种“左派”的印象。然而，尽管在八十年代刚进入政坛时就高调批判“政官财”联合、主张在尊重宪法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政治改革，尽管积极投身九十年代的“政治改革”运动，尽管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理科出身——拥有东京大学工程学学士和斯坦福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的总理大臣，但鸠山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
民主党在1998年重组成立时，虽然民主党内也存在大量的保守主流及有强烈反共色彩的议员，但海外媒体通常将民主党定位为“中左”政党。2001年，党内左派曾提出让民主党以中左政党的身份加入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SI）的提案，当时的党代表鸠山对此予以否定，并强调了“左倾并不是民主党内的共识”，最后民主党的理念也被定为“民主的中间道路”。比起社会主义，其思想反而更接近日本的“保守主流”，只是与一门心思走在右倾道路上的自民党相比，显得“左”而已。再往深了说，鸠山由纪夫其实是继承了由其祖父倡导的“友爱”政治思想，对外的所谓“反美”和“亲中”，并非倒向中国而更像是让日本走上平衡的“中间道路”，一如鸠山一郎担任总理大臣期间与苏联建交一样。
鸠山一郎在政治事业的低潮期受泛欧联盟领导者理查德·康登霍夫-卡勒吉（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所著《反人类的极权国家》（The 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的影响，倡导政治的“友爱”原则，主张打击左右两翼的极端思想，构筑本土和谐的社会关系，创造“和平”的议会民主环境，并创立了“友爱青年同志会”（后发展为友爱青年协会）和“友爱妇人会”、“友爱俱乐部”等关联组织，在政界和财界拥有规模庞大的政治信徒。
鸠山由纪夫本人也以“友爱”为政治思想基础，早在1996年，他就在杂志《论座》上发表《我的自由友爱革命》一文，阐述“自由友爱”的结党思想。不过最激起千层浪的是他2009年发表在《VOICE》的《我的政治哲学》，该文旋即被纽约时报摘译并作为新准首相“反美”的铁证，“引起了（美国）专家的失望与警惕”（《产经新闻》语）。然而，通观全文，鸠山与其是在“反美”，不如说是在反“不假思索接受的全球（新自由主义）主义信仰”和“市场至上主义”对日本“传统的公共领域”的破坏，而“友爱”的政治则致力于通过立足于“人”的自由和“地方主权”，“复兴”公共领域，创造“人人从助人中感到生存价值的“共生性社会”。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在要求搬迁美军普天间基地的时候，鸠山内阁更多使用的理由是“冲绳县民的利益与意愿”而非单纯的“反美”。
在鸠山看来，“美日安保”依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但其作用应该是工具性的，因为美国作为“全球化”信仰的载体，从根本上带给日本的是经济和社会崩坏的危机。要建构“友爱”政治，避免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下随波逐流，日本就需要认清和强调自己的“亚洲国家”身份，出兵伊拉克和金融危机展示了美国的衰落和多极化的不可避免，因此日本应该致力于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将这个发展为日本“基本的生活空间”，建立东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安全保障的良性循环。大概也正是这个主张触到了美国的逆鳞，坐实了“反美”的评价。然而，这显然并非出于“亲中”，而是“（在两个大国间）维持日本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守护国家利益”的需要。
鸠山将“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尤其是中日韩的联合——视为一个多极化下刻不容缓的进程，但他同时也意识到三国之间复杂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冲突，所谓“两国（日韩、中日）之间越是对话，越是招致民族主义激化”的状况。因此，鸠山理想中的“东亚共同体”是与“抑制过激民族主义情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须优先通过“推动区域一体化”来促进领土争端等问题的解决，这大概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首相期间，能做出不参拜靖国神社，多次反驳中国威胁论，主张扩大外国人参政权，批判右翼教科书的“狭隘民族主义”，以及主张慰安妇赔偿等种种举措了。而2013年1月这次中国之行的种种，大概也可视为这“友爱”政治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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