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尼系数沦为“政治棍棒”-鲁宁
上周五国家统计局发布2012年中国经济年报，令舆论颇感意外的是，国家统计局挟带公布了2003年至2012年共10年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国内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每年公布基尼系数至2000年，2001年起中断公布，直到这次意外打包公布10年的基尼系数，相隔达12年之久。
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十年来基尼系数均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
分析这10年官方版基尼系数的变化可看到一个趋势：2003年至2008年的前六年间，基尼系数在0.473至0.491之间波动并呈总体上行状，其中2008年达到0.491的历史峰值；2009年至2012年的后四年，基尼系数下始步入缓慢下行通道，四年累计已下行了0.016。
基尼系数2003年至2012年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0.44，这说明中国这10年基尼系统年年超过国际警戒线，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线。
公布敏感数据是政府勇气的回归
但是，由于此前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自称公益性社调机构）课题组刚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达到0.61，导致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基尼系数在网上引起了一片嘘声。
国家统计局对舆论的质疑早有预料——针对“为何在多年统计数据中均未公布基尼系数”的记者追问，马建堂局长坦承：“基尼系统不发布是因为感到偏低。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所测算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的真实收入信息，所以就没有公布。”
马建堂的解释是否省略了别的隐情姑且不论，但有一条是明确无疑的，那就是在相隔12年之后重新公布这一敏感数据，对政府而言是勇气的某种回归。
循着马建堂的“偏低”说，人们已大体可作判断，更逼近事实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比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要高一些。但倘若高到如西南财经大学所公布的0.61，那肯定也是荒谬的。
官方数据和民间数据谁更有理？
据实解疑释惑，就必须明确甄别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不同于西南财大的基尼系统。
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是沿用国际惯例，以广义居民收入作为测算依据的。西南财大的基尼系数则仅根据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是银行存款）作为测算依据的。因而，后者数据采集面过窄是不言而喻。
西南财大的数据被冠以“家庭金融基尼系数”，本质上形似于“存款基尼系数”。可问题在于，通常以广义收入作为测算依据的基尼系数，是否可作类似西南财大般的率性狭义化？至少人们很少读到过可以这么做的相关实证报道。
此外，测算基尼系数的原始收入数据收集有赖专业人员入户调查，其相对测算精度首先取决于样本数量和样本的分布。如果样本数量过少，样本分布过窄，所测算的基尼系数则很难靠谱。循此原则再看西南财大的“家庭金融基尼系数”的样本来源和分布，实在离“相对准确”相距甚远。
西南财大的样本总数才区区8400余个家庭（中国的家庭总数超过3.5亿户)。样本分布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区、市），320个村（居）委会。天哪，中国有2800多个县（区、市），近百万个村（居）委会。如此稀少的样本数量，即便分摊到320个村（居）委会，平均每个村（居）委会的调查家庭不到30户——这哪里称得上相对科学严谨的入户统计调查，分明如同小孩过家家。
当然，西南财大也有难言之隐，那就是若深入全国各地、各省、各县，在样本数量和样本分布均有足够代表性的前提下，扎实进行入户调查，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资金支持。很显然，西南财大下辖的所谓“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没那个支付能力。有道是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磁器活，这再次印证了国内高校多如牛毛的“调查研究中心”哗众取宠的调查研究风气。
不过，也必须公允指出的是，由西南财大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并未刻意渲染“0.61”，也未将此基尼系数与彼基尼系数相混淆。甚至该“金融基尼系数”压根就不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主要研究对象和报告的主要内容。
为何该“金融基尼系统”会被国内媒体单挑出来，并有意无意将其与官方的基尼系数性质“划等号”，然而再由网络跟进起哄，成为敲打政府和体制的一根“政治棍棒”，这难道就不值得人们如质疑官方版基尼系数那样也做一番必须的质疑和拷问？
世行数据比官方数据还低0.017
严肃讲，基尼系数并非统计数据，而是研究机构依据统计部门提供的基础统计数据所测算得到的“再加工数据”。由于基数数据的选择在不同研究机构往往根据其所测算基尼系数想反映和求证什么有关——也即，基数数据的选择不可避免的、有意无意地挟带有研究机构甚至课题负责人的政治倾向，故而，它所反映的社会贫富差距天然地带有一定的主观倾向。
拿基尼系数来求证贫富差距不能回避两大问题：“一是其非惟一性，而只能作为参考的一个向度；二要大体掌握至少应该了解基尼系数发布者的研究背景、测算方法以及发布动机。”
在新闻发布会上，马建堂就基尼系数还作了如是坦言：“无论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都应该是统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规范的民间调查，应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无论是官方统计，还是民间调查，我们都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统计制度，都需要一个规范的抽样方法，都需要一个适量的、妥当的样本数目，都需要一个严谨的发布态度。”“至于中国基尼系数哪个高、哪个低，哪个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不想做具体的分析，我想举几个国家的例子，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比如和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几个国家的数据，2009年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罗斯0.40，墨西哥0.48……”
颇耐人寻味的是：一方面，连马建堂都坦言“我们经过认真研究评估，感觉到靠我们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偏低，原因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的真实收入信息，所以就没有公布。”另一方面，本周五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基尼系数是0.491，而世界银行同年度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却只有0.474，比中国的官方数据还低了0.017。就这种颇显意外的差异，难道我们能得出世界银行也甘愿充当中国的“五毛党”么？毫无疑问，答案是绝对不可能！
这就又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必须进行分辨：一是诚如马建堂所强调，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发布，的确有赖规范抽样方法、适量妥当的样本数目以及严谨的发布态度：二是国家统计局不妨率先全盘公布现有官方基尼系数的抽样方法、样本数目、具体测算数学方程式乃至数学模型，以及测算的大致误差，甚至于国家统计局自认为相对真实的基尼系数与所公布的测算值之间的大体差值，也不妨如实向社会公开。
无休止炒作基尼系数是过度渲染贫富悬殊
毋庸讳言，中国眼下的贫富差距的确超过了舆论所能容忍的程度。但是，较高抑或很高的基尼系统所反映的社会贫富差距，并非全部是政府的政策失误、既得利益团体的过度攫取、资本的过于强势及工会组织的欠作为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其中另一个支撑了30余年快速发展但常常被知情的学界批评者有意遮蔽的另一重大因素是——它还囿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今天的论者如果是实事求是的就不该无视，1978年启程的改革开放是从搞活经济起步的，其基础逻辑是打破低效和平均主义大锅饭体制，因此才有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正确选择。这就意味着，当时的政策大取向是允许分配的差异化来刺激发展，先把蛋糕做大。历史早已证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选择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政策就是放在今天重新审视，其伟大的历史价值也不容否定——当然也否定不了！
国外的分配政策模板同样值得人们认真思索。拿日本和美国比较，日本基尼系数这些年大体维持在0.22左右，但日本基尼系数之所以比较好看，在于政策层面首先选择公平优先效率次之。反映于个税政策，日本中低收入群体的个税税率大体在15%左右，高收入群体的个税税率最高则达到75%。而美国则正好相反。由于政策选择的不同，结果则完全不同：其一，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的经济活力远高于日本，各个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美国个税政策包括薪酬制度设计，更注重激励而非公平，因而社会割裂和破碎化比较突出；其二，日本个税政策和薪酬制度设计则更注重前者，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日本虽然再遭重创，但社会却保持了相对平稳，可日本社会的活力和创新近20余年一直裹足不前亦是铁的事实。
一路高速发展30余年，作为“追赶型发展”副产品的贫富差距在中国，的确已到了必须调整分配政策的最后时间节点。若政策再不作毅然决然的必要干预，这个国家迟早会出大问题。但是，有一条也必须明确并坚定不移，政策干预乃至重大调整，决非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即来一个效率与公平的“翻烧饼”，而只能是通过持续的、逐步逐年的小幅调整，寻求效率与公平之间新的动态平衡。
当下的中国，人们已就贫富悬殊若迟迟不予纠偏将撕裂中国社会达成高度共识，却很少有人正视，过度渲染贫富悬殊包括无休止炒作基尼系数，同样不利于收入分配改革平稳有序推进。炒作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增进社会阶层之间的互相仇（敌）视，平添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和操作难度。
笔者的论述是否在理，敬请观察者网的诸网友和诸粉丝评头论足。但不管诸网友是否认可笔者的论述，有一条是肯定的：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同样需要有一个相对包容的社会舆论环境，若动不动将基尼系数当“政治棍棒”敲打体制和政府，改革的决策者自然会有更多的顾忌，更显缩手缩脚。果真如是，这对谁有利呢？说轻了这是帮倒忙，说重了这叫为收入分配改革制造另类新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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