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还能读懂中国吗？-鲁宁
写此短文的直接缘由是有感而发。起因与两则见报新闻有关，背后则涉及究竟如何较客观地看待我们所生活的浑身上下都有毛病的国家这一非常严肃的社会话题。
新闻一：兰考“民间孤儿福利院”起火后，各路记者云集兰考县城，县委宣传部17名工作人员分成数个接待小组好吃好待各路记者并协调记者采访事宜。笔者早年做记者时，也采访过这类突发事件，也有接受同类待遇的亲身感受。可这一次，有的记者把兰考县宣传部款待各路记者的各种细节写成一篇记实报道刊登在报纸上，以至于网络上形成一波有钱“贿赂记者”却无钱盖孤儿福利院的义愤填膺。兰考县委、县政府经此一击更显无地自容。
笔者以为，对兰考县委宣传部此举不是不可以批评乃至嘲讽。但不管你是哪家媒体记者，这类批评和嘲讽须建立于一个前提——那就是记者要有勇气先“罢宴”，在兰考采访的吃喝拉撒全部自理。反之，假如记者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嘴角流着油，不道一声谢谢，反倒挖接待方的屁眼儿扮演高尚的角儿，那又叫什么事？！
笔者再把话说重些，此种采访记者作派，无论古今中外，无论西方媒体还是东方媒体，用中国的老话讲就叫作不兴如此做人！
新闻二系一则评论，刊发在本周三《中国青年报》“中青评论”栏目。该文的标题叫《媒体的责任是要追寻社会真相》。该则社评在第五段写到：“有新闻同行说：不要怕批评政府，越是批评它们，它们就对你越客气。这话虽是义愤之语，却也反映出媒体与某些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方式。当然，这种批评绝不能故意刁难和要挟，更不是以批评之名勒索和敲诈。”
上述摘录文字又分为三个自然小段，第一和第二自然小段所写所议现象，在许多时候的确存在，但远不是普遍真现象。至于第三自然小段，但凡写过评论的作者都知晓，这是为了稀释第一自然小段的“火药味”，说白了是一种自我保护举措。谓评论写作的另类“春秋笔法”尔。
传统媒体从业群体的社会形象已不再高尚
毫无疑问，小到揭露新闻事件背后的缘由，大到追寻社会真相，的确是媒体必须具备的天责。但这只是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之一。媒体在任何新闻管理体制下不可忘却的还有其它社会责任，首推为社会进步积蓄正能量的责任。由此切题，可引出一系列针对媒体的社会责任伦理思考。
翻阅当下国内许多媒体的日常报道，只要涉及到政府与官员的报道内容，给读者的感觉几乎整个“洪洞县里无好人”，似乎整个官场就是一锅烂到不能再烂的的“大杂绘”。笔者不客气地说，这不是基本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
在这类以“政府天然就是坏的”（缘自对西方监督理论的囫囵吞枣式的片面解读），以及记者天然就能铁肩担道义的自负所采写的报道或评论，每每在自觉和不自觉间、在有意识和下意识中，流露着“记者写什么，媒体登什么，读者就信什么”的盲目傲慢与无知。
作为新闻从业队伍中的一员，笔者向同行们提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勇气摸着自己的胸口自问，在大家所做的各类揭露报道中，在那些已具备一定思辨能力的受众心里，今天的记者、媒体包括新闻作品，究竟还剩多少社会公信力？！
真话不但难听而且残酷。纵然，对政府和官员群体，目前社会的总体评价是不高的。但这中间有没有记者和媒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以具体案例武断类推整体”的“贡献”呢？！
坦率言，今天的不少传统媒体和中国记者，为拉到广告赞助，为向采访对象“吃拿卡要报（报销）”而以曝光要挟采访对象的丑事恶行，难道还只是“害群之马极个别”，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那样轻飘飘么？
去年，中央为何要倡导传统媒体“走转改”？还不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报道只是依赖道听途说、网上信源拼凑、张冠李戴、似是而非的东东。很多报道所涉及的信源提供者均以某知情人士、某消息人士、某圈内人士的代称。更有不少报道五官不全（5个W），读者若稍作细读，内容真实性根本经不起推敲。久而久之，传统媒体、记者包括新闻报道，其社会公信力呈常年性流失。说句让我们媒体从业者不太愿意接受的大实话，今天国内传统媒体从业群体的社会形象，比官员群体、医生群体、教师群体的形象高尚不到哪里去！
辨别“两个中国”不能只能靠受众自己
笔者一向认为转型中国存在大量问题，媒体对其批评并鞭策政府和全社会积极改进是必要而必须的。简言之，对“问题中国”揪住不放只要出发点是善意的那叫天经地义。但值得我们媒体人自省的是，“问题中国”只是国家的次要面而非主流面。中国的主流面是这个国家每天、每月、每年都在致力于进步，都在不遗余力接长中国的各种短板。一言以蔽之，我们所处的国家决非全眼漆黑，“进步中国”才是这个国家的主流面。否则，甭管人们以怎样的理论、工具、标尺衡量和解释中国，都无法回答今日中国的国际地位是如何实现了天翻地覆般的跃升？
过分夸大“中国问题”或“中国进步”，都不利于“中国共识”的积淀，在信息开放和传播尚处于摸索阶段的中国社会，若任由以揭黑为惟一的倾向继续不加约束的放大，极不利于中国社会形成继续前进必须的社会共识之凝聚。毕竟，国家进步不是揭丑“揭”出来的，而是埋头实干“干”出来的。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务必清醒认知地是，言论的开放也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法它能促进社会进步。反之亦然。本周三，《环球时报》刊发《扎堆的坏消息并非中国缩影》的社评。该文第六段写到：“中国是巨型社会，现实分散而复杂，而舆论的集合性却越来越强，不平的事情到中国全境去找，即使中国在进步，它们也要多少有多少。因此媒体揭露问题的多少并不取决于中国现实的严峻性，而更多取决于中国媒体的开放度。”笔者相信，对这段文字抱定不以为然甚至不屑者并非个别，但无论你持左、中、右立场，它都值得所有人深思。
新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媒体的开放程度史无前例。可言路的开放并没有带来传统媒体从业队伍以收入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幸福感”甚至于相反——这是为什么？在集体抱怨之后，全体传统媒体人是否作过深入的检点与自省？业内谁敢说传统媒体人“10年未涨工薪”，全是受到新媒体的冲击？！
概要之，“两个中国”都客观存在。“进步中国”的盘面明显大于且越来越大于“问题中国”是客观事实。如果传统媒体人仍然看不清或者不屑于看清这一基本事实，辨别“两个中国”那就只能靠受众自己。如是，传统媒体和媒体人必将进一步被社会边缘化。而情绪的焦虑与报道的偏激犹如逆螺旋，将使广大受众和商业广告对传统媒体“越离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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