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陈昕

我于1987年至1993年间先后在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分别担任过这两家出版机构的副总编辑和总编辑。我一直认为，自己对编辑工作的认识是在三联书店工作期间逐步成熟起来的。在这六年的时间里，我曾先后策划了10多套丛书、三四百种选题，亲自担任过近百种图书的责任编辑，这些图书获得过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奖励和荣誉，但是，对我来讲，最难以忘怀的是策划和主编“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1991年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同志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要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副主编荣敬本同志一起到上海三联书店来了解出版工作的有关情况。缘由是当时“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了50多种，在经济学界有了相当的影响，其中不少图书先后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励——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这套丛书系统引进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聚焦了一批“中国问题”，创生了一些“中国路径”和“中国案例”，尤其是团结了一群有学术抱负和使命的青年学人，使他们脱颖而出，突显出经济学的世代特征。大概吴敬琏同志是因为这套书的影响才关注我的。谈话间，吴敬琏同志告诉我，有学者在一些学术场合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的“三联学派”的概念，他想听听我对此的看法。在我看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得最成功的一套经济学丛书，它的最大价值在于，改变了中国经济学家长期以来的纯思辨的研究方法，开始尝试用实证的、计量的方法来分析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它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以至吸引了许多青年学人的目光，我记得，当年我每年收到的青年学人向这套丛书的投稿有近百部之多；我还记得在许许多多场合，多少经济学人向我讲述他们是读着这套书成长起来的。但是，如果要说就此形成了一个学派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它并不具备学派形成的一些基本条件和要素。我们已经身处一个传媒的时代，也是一个廉价制造概念的时代，我们不应该为某一个概念的横空出世而飘飘然；但是，循着这一特殊的“三联学派”现象去探究“一套学术著作与一代学者的成长，与一门学科的嬗变，与一个时代的崛起”的绳墨关系可能是有意义的。

美国著名出版家帕金斯曾经发现和支持了海明威、菲兹杰拉德、伍尔芙等众多文学天才，他有一句名言“出版家的首义是为天才或才华服务”。“三联学派”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但是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值得纪念的学术发育史，记录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里中国经济学界风云际会的壮丽画卷。它蕴涵的不仅只是中国当代经济学“转身”的学术气象，而且还可能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精神“提撕”事件。

我们知道，大凡学派大都是以国家、城市或著名学府作为思想与观点的积聚点和吸附平台，如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芝加哥学派等。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个特殊的伟大的嬗变时期，文化与学术建设的内驱力与学术语境都在发生着结构性的变迁，教条主义学风的内驱力在弱化，理性与知性的内驱力、自由选择与震荡的内驱力、学术求真与精神创造的内驱力等等在不断强化，历史呼唤着学术的创新，呼唤着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需要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新的解释。这是历史赋予的重大机遇。但是，传统的经济学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显然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而新一代的学人正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冲破思想藩篱和等级桎梏，需要超越某一地区和大学的局限。历史于是给了中国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个机会，成为新思想、新学术理想的组织平台。上海三联书店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机缘，推出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至今已出版了近200种图书，促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造就了一批一流的经济学家，形成了非严格意义上的“三联学派”。

有些历史的“觉悟”是需要放在历史的“磨坊”里来淘洗的。为了继续出版好“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2006年夏天，在这套丛书出版20周年之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由丛书作者参加的大型出版座谈会。林毅夫、张维迎、樊纲、盛洪、史正富、陈琦伟、史晋川、洪银兴、贝多广、王新奎、周振华、蔡昉、周八骏、杨鲁年、袁志刚……，这些当年默默无闻的莘莘学子如今全是赫赫有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政府高官，或商界巨子，但是，他们依然珍藏着那个特定时期积淀的款款温情和精神纯粹，应诺点卯，从中国，乃至世界各个城市，各种声名显赫的会议、金装银饰的活动中抽身出来，来到上海，简食朴卧，脸上却充溢着当年的豪情和睿智，大家激情地回顾30年来中国经济崛起背景下中国经济学的“中兴”之旅，热议着当下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激越与徘徊，笃诚与荒谬。话题自然要聚集到寄寓了早年青春热血与梦想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上来。

会上会下，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著名经济学家洪银兴深情地回忆了我与他在苏南一家乡镇印刷厂简陋的招待所校订清样时的时光，昏暗的灯光，床褥里的臭虫与尽情的自由讨论，逐段的细密切磋，顷刻间的豁然开悟相伴……如此的难忘经历一定会写进学人的精神发育史，成为承载我们学术友谊的记忆之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忆及80年代后期他的博士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在一家著名出版机构“雪藏”多年，心急无策，出于无奈，在刚刚于“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后，又希望丛书出版其博士论文的经过。樊纲的这两部著作是他学术生涯中重要的“白鹤亮翅”，而且至今在中国经济学界还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引用率较高的学术文献。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陈琦伟则讲述了其处女作在我们的帮助下，由一篇论文发展为一部专著，并获得孙治方经济科学著作奖的故事。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袁志刚教授也谈起8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在我们的帮助下翻译出版法国经济学大师贝纳西的代表作——《宏观经济学：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导论》，后因此到法国巴黎高师师从贝纳西攻读博士学位，最终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出版其博士论文的成长道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20年来，在许多记者笔下，这套丛书被喻为青年经济学家的“孵化器”，或经济学新生代崛起的“助推火箭”。

如前所述，上世纪80年代对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而言，是一个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化，中国经济开始不断地出现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经济学进行实证的分析，并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侧重是进行单纯的规范性研究，它不告诉人们现实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只告诉人们作者希望现实经济如何运行。在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面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显得极其苍白无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大批青年经济学人开始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中寻找借鉴之物，试图对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实证的研究。由此，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短缺经济学等理论被引进中国，中国的青年经济学人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分析，并逐步地显示了他们广阔的视野、深刻的思考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直面。我们可以看到，举凡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宏观经济运行、微观经济运行、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价格机制、收入分配、资金流动、国际收支、汇率机制、金融体系、货币政策、企业改革、财政体制、对外贸易、农村改革、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等等，在“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都有份量颇重的专著予以研究和分析，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是中国第一部研究此问题的著作。

这套丛书的影响反映在它在整个80年代、90年代，和“青年学者丛书”中的经济学板块一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我认为，从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中国经济学经历了明显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学者尝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原理来探索中国的专门问题，如陈琦伟的《国际竞争论》算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第二阶段，以符钢战、史正富、金重仁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和潘振民、罗首初的《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为代表，标志着中国学者逐步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概念、方法比较多地“拿”过来了。特别是潘振民、罗首初他们那本书，已经比较系统、成熟地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企业运行问题，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第三阶段，到了樊纲等的《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出版，说明中国经济学家在大的宏观层次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比较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的水准。

应该讲，前三个阶段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之内，理论创新的意义还不大。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第四阶段：其突出特征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并形成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这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为运用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舞台。“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这方面的成果颇丰，有盛洪的《分工与交易》、林毅夫的《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刘世锦的《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张军的《“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84－1992）》等。记得在1991年我们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度变迁实在太大，如果这种变迁和由其带来的增长与发展能持续下去，如果经济学家深入其中，在准确把握这些变化的基础上，进行各种规范与实证的分析，提炼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经济学成果，那么中国经济学家就完全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学界取得自己的地位。由此，我们与经济学家一起提出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概念。“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特别鼓励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进行努力，希望他们能够突破当时所处的较为一般的研究层次而有纵深拓展（包括进行大量的个案研究）。过渡经济学是中国经济研究的一个难得机遇，它的成熟将使中国的改革经验有可能在理论形态上得到全世界的重视。为了推进“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建设，我们从1990年开始到1994年，连续五年，每年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和交流。青年经济学家从全国各地聚集到上海，争论着中国过渡经济的各种问题。1993年后，留美经济学家易纲、海闻、汪丁丁等知悉这一学术讨论会后，也从海外赶来参加。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同志每年也来参加此会，他曾经深情地对我说，中国经济学的未来和希望就在这里。1994年我们推出了由盛洪主编的《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书，其中收录了11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我想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提出及其代表性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开始成熟起来。而“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当代经济学文库”通过其所出版的近百种图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学术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学曾经有过一个“三联学派”。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除了“当代经济学文库”外还有另外三个系列。其中“当代经济学译库”和“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也曾在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代经济学译库”，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规模、持续不断地引进现代经济学各个学派的代表性著作，有“筚路蓝缕”之功。其引进的著作既着眼于现代经济学领域经典的研究文献，更注重经济学前沿问题的研究向度。如科斯的《论生产的制度结构》、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索洛的《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巴泽尔的《产权的经济分析》、马科维兹的《资产组合选择与资本市场的均值——方差分析》、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汇集了科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等经济学大师经典论文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等书。有一段时间是，我们翻译出版哪位经济学家的著作，哪位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五六十种现代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新制度学派的著作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则出版国内外高等院校的经典教材，共计30种。如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萨克斯的《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梅耶的《货币、银行与经济》、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考特的《法和经济学》、韦登鲍姆的《全球市场中的企业与政府》、德瓦特里庞的《合同理论》等等，为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现代化、标准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对于帮助我们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从概念、术语、范畴、方法等方面融入现代经济学主流范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三个子系列，犹如一个学术“金三角”，构成一个越滚越大的思想大“雪球”，其目标意旨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本土化、标准化和现代化，学术轨道是展示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逻辑演进，当这个理论意旨与中国转型期特有的问题导向、方法更新意识捏合在一起时，就展现出别样的风景。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还有一个“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的系列，意在向大众普及现代经济学的知识，90年代出版了樊纲、张军、张春霖等人的几种后，因组稿困难等原因而中断了，未能在普及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抓住了历史的机遇，它应该算是成功的。90年代，国内媒体的评价是，它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培养了一代经济学人。国际经济学界也给了这套丛书较高的评价。1991年，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经济系教授、著名经济学家盐泽由典（后任日本演化经济学会会长）在日本主流经济学刊物上撰写了长篇评论，称它“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引起理论讨论的广泛性上也是划时代的”。他还认为，这套丛书反映出中国经济学的水准已经超过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水准。

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支持。1986年，在汪道涵同志的关心下，上海恢复了三联书店。他指示上海三联书店要抓住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特点，以出版经济管理类读物为核心，办出自己的特色，与北京三联、香港三联形成映照。正是出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定位的要求，组织上派我到上海三联书店先后担任副总编辑、总编辑。我们在上海三联书店落实道涵同志的指示，组织出版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道涵同志对这套丛书非常关心，经常听取我们对这套丛书出版情况的汇报，并时时向我们推荐重要的选题。丛书的作者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出于对道涵同志的仰慕，到了上海，总是向我提出，想拜会道涵同志，汇报自己的研究工作及最新的研究成果，谈谈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与想法。道涵同志虽然很忙，但我向他告知有年轻的经济学人求见时，他总是尽量抽出时间来接待他们，带着他那“招牌式”的微笑，与这些学术新锐们做倾心的长谈。如今，道涵同志驾鹤西行，但在这些经济学人的聚会场合，大家还深情地忆及他。

新知书店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徐雪寒同志也对这套丛书的出版给予了鼓励。1991年初，我去北京时到徐老的家拜访，向他汇报了这套丛书的出版情况和社会反响。徐老听后对这套丛书给了很高的评价，要求我们研究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他还向我介绍了当年新知书店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所进行的努力。其实“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所作的工作正是包括新知书店在内的三联书店传统的继续。

1993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离开了香港三联书店，调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也改由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1999年初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后来我们对部分内容资源又作了一次调整，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交由新成立的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共同出版。目前这套丛书正围绕着中国这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进行经济学的探索，以期进一步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内在规律，为全世界所有处于发展和改革过程中的国家提供理论借鉴，以完成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所赋予的机遇和责任。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出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