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共和还是平民共和——与寒竹先生商榷中国改革开放的主导思想-刘学伟

近些日子，寒竹先生在《观察者网》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从各个角度阐述一个新的观念，叫做“平民主义”。寒竹先生还为这个现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挖出一个“扁平化结构”的根。

个人感觉，寒竹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学者，理论素养比本人显然深厚。他的很多观点与笔者接近，但也显然有相当多的分歧。在笔者看来，这些分歧的程度恰好可以做一个不伤和气，不伤感情的学术争论的素材。笔者甚至通过《观察者网》的编辑部与寒竹先生和文扬先生通过电邮，双方都表达了进行建设性探讨的良好愿望。

我们可以讨论的题目似乎很多，今天就算是个开头吧。

我们先来讨论中国是不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我对寒竹先生的这个判断持基本支持态度。

与古代的西方、中世纪的西方、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甚至今日的印度相比，的确正如寒竹先生揭示的，中国的贵族势力，已经被春秋战国时代的私田运动、战国到秦始皇时代的郡县制、和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剿灭。中国的确没有普遍的奴隶制度、种姓制度。甚至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西汉初年的异姓王同姓王、唐五代的藩镇割据，还有各种过渡时期的军阀割据，统统都已经成为历史。当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段的中国一样，上面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它所控制的全国各级行政机构，然后下面就都是编户齐民。人民的身份真的没有什么差别。在绝大多数的时段，农民也好，市民也罢，都可以自由迁徙，就是佃农雇工，都有人身自由。像第二共和前半期中国农民被僵硬地固定在集体土地上，以及后半期被相对地固定在承包土地上，实属例外。像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大规模奴隶制度，（还把奴隶拿去与野兽相斗，供自由民取乐。）印度那样的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中国人做梦也想不出来。

但是，历史上的中国既然是一个充分发展的农耕文明，社会上自然还是会有结构，就是在中央之下，齐民之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依然有着强大的士绅势力。比如在广大农村，政权一般只到县级。乡村里面，都是乡绅们在自治。富裕的农村阶层，是中国历代皇朝的中坚基础。他们维系着广大农村的基层统治，并通过科举制度，为政府的各级统治集团提供血液营养。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还是有一些美化。其实那些登上天子堂的士子，绝大部分都不是真正的田舍郎，而是乡绅的子弟，至少也是耕读世家。城市里面的情况也类似，不细说。

这个社会结构，其实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把世袭贵族的权力推翻以后，只保留了资本或者说钱的权力以后的情形类似。

接下来想要推翻“钱”或者说有产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就不像以前推翻贵族权力那么顺遂了。

笔者来举个例子，上点岁数的人都会记得文革年代的“万票”。香烟肥皂白糖粮油自行车手表……，万般商品，在钞票之外，还要另外的票才能买到。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飞速发展，那一万种票中，9999种都迅速地从历史上消失，只剩最后一种就是钞票，大家都明白，那是无论如何也消灭不了的。

说到底，要想消灭有产阶级，就像要想消灭钞票一样，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那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笔者说《中共的原错是共产，改革的原对是走资》。当然现在官方的说法是用“市场经济”这四个字来代替“私有制”这三个字，但问题的实质并不因此而有任何改变。

这下面所说看来就是笔者和寒竹先生基本分歧点了。

第二共和前三十年的几乎所有的实践，似乎都可以用寒竹先生揭示的平民主义来解释。共产革命当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平民的革命。

但是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用平民主义来解释，就很困难了。如果说，改革开放解放了一个什么力量，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一言以蔽之，那就只能说是解放了“钱”的力量，资本的力量，人民发家致富的力量。从社会阶级结构而言，就是解放了在前三十年被消灭殆尽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如果笔者说，除了共产党的始终如一的强有力的领导（和前三十年不同，这后三十年基本上都是正确的领导）这一最大因素外，企业家阶级的崛起，是第二大的功臣，不知寒竹先生是否会同意。

城市里的平民，以前都在国营企业中以主人公的身份做工，现在则大多在私营企业中以完全的雇员的身份做工，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实质性的改善吗？经济地位大有改善倒是毫无疑义的。

倒是农民，前三十年像不像农奴我不好说，后三十年至少有了承包土地的完全经营权，这倒是巨大的改善。其效果不用说，所有跟农产品相关的票证除了钞票不是都不用了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第二共和的第一份宪法性文件是新政协在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它的总纲确立的是一个阶级共和国，没有任何地方提到要消灭私有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的意涵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拥戴共产党的领导。

这个阶级共和的概念从1954年宪法开始就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和逐步消灭私有制的宣言。

改革开放以来，1982年有了一个新的宪法，以后还有四次修改，私有制的合法地位逐步恢复。但专政和“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提法依然宛在。

不过大家就是闭着眼睛也看得见，中国现在已经在事实上，国体上恢复了阶级共和。四个阶级都有了合法的地位。

笔者十分感谢江泽民前主席前总书记做的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提出了“三个代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资本家据此（他们肯定比工人更多地代表先进生产力）也可以加入共产党了。而在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大量的小资产阶级自然也可以以先进文化的代表的身份加入共产党，无论他们是不是资本的拥有者。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变成了一个全民党，他要代表全体人民而不仅是工农联盟了。

自胡温上台以来，重新强调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显然是在朝着公平的方向回复。这在前二十年效益优先的正确政策实施之后，最终导致严重贫富分化的新形势下，当然合理。我也完全支持。这倒是可以用寒竹先生的平民主义来解释。但从宪法学的角度看去，这还完全没有触动事实上的阶级共和的国体现状。如果要触动，那就会走回“僵化保守的老路”了。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就是西方发达社会，穷人也总是比富人多。如果彻底推行算数民主，数人头，政策过分左倾，富人的利益就会受到过分挤压。他们也有一个对策可行，就是“用脚投票”。想必大家都观察到，无论在今天的中国还是今天的欧洲，都出现类似的动向，就是有产者携资出走。法国闻人大鼻子情圣德帕迪约近日加入了俄罗斯籍，普京亲自给他颁发新护照，在法国引起舆论哗然。在中国，政府制定严厉政策，对付把妻子儿女都送出国外的“裸官”。但对付“裸商”，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人家难道没有人身自由吗？就是转移财产，海外投资，你又有办法制止吗？他们担心财产不安全，你是能用“打”还是“拉”的政策可以让他们放心呢？或者他们的放心还是不放心根本无关宏旨呢？

笔者有一个创新的提法，主张在欧洲大陆福利型国家把全体公民分为纳税多过吃福利的积极税民，和相反的消极税民。主张积极税民有多一点的财政权利，以抵制导致当前欧陆大难的“公众贪欲”。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福利有限，消极税民想必也就有限。但那些纳税大户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还是社会的寄生虫？这样的问题，经过60年的折腾，应当不会再有争议了吧？

究竟是企业家的才干为工人们提供了工作机会，还是工人们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这个老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公认的答案了吧。笔者认为还是大家在互相养活。但企业家人数虽少，却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

再举个比较极端，但显然有表达力的例子。刘德华开演唱会，肯定要雇用数十上百的工作人员。最后收入的数千万元，刘德华肯定要拿大头。请问这公不公道？

法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政体，尚且在经济困难压迫下出现新课题。（拟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人收75%所得税，现被宪法法院至少暂时否决。）中国的制度一切都还在建设之中，出些差错自然难免。但那个阶级共和，各个阶级的利益都必须照顾到的总原则（三个代表），应当是不可以触碰的。

现在出现一个最新的话题是第二共和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传承问题。我觉得就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全国至少是大多数人民已经达成一个牢固的共识，就是：前三十年当然有很多成就，但也有太多非常严重的错误。（反右和“三年自然灾害”为首，不堪回首的“文革”为甚。）而后三十年虽然也有很多的错误，有些也很严重，但成绩绝对是大大的，总是比前三十年好得多。我相信这个共识，一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今天就说这么多，只是给讨论提个头。我的中心意思是：一个好的正确的共和国，一定是阶级共和国，它必须顾全社会所有阶级的利益。既不能过分地偏向于有产阶级，也不能过分地偏向于平民。因为那样都不会符合这个政体的整体长远根本利益。

想与寒竹先生商榷的地方是：整个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导思路是不是平民主义？

下一次，我或者可以和寒竹先生来讨论两种革命：平民的革命和富人的革命，看看各自有多少胜算。

谢谢寒竹先生事前已经答应与本人进行建设性的磋商。

题外话：今天见到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前企业家朋友。他以前和我合作有不少生意。2006年赚够了钱回葡萄牙已经7年。现在回到法国是因为他感觉到现在的葡萄牙对有钱人太不安全。他说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破窗而入，向他逼索钱财，或者把他吊死。为什么会这样？他说，现在葡萄牙的状况一塌糊涂。警察都有6个月领不到工资，公共汽车都停开了。好多医院都关了门……他把那里的大豪宅丢弃，到法国来租房居住。说至少晚上可以放心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