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作”流水线-边芹

我眼见这些由私人“组织”暗中控制的“国际”电影节，用这种选择文化代言人的方法，一步步将参与“游戏”的国家和地区的国产电影业颠覆。

2008年登出此文时简直如细石入海，对早已风起云涌且不可逆转的时代风潮没有一丝阻力。从那时到今天，那头一如既往地玩着同样的游戏，不同的只是变换手法，而从手背翻到手心，这头便受宠若惊。

我一直在想这个历史之谜：为什么总是征服者的队列里有着难以计数的吹鼓手？又有几人为被征服者哭泣？思想霸权的力量似如来之手，伸向异文明的每一个角落。霸道的程度非中国人能想像，因为我们多多少少已经相信了自己的原罪。相信自己的原罪是被驯化的第一步，相信的程度越深，驯化过程越简单。那只如来大手，有一手遮天的力量，它可以伸到异文明思想轨道上，圈定你的视野。到最后，你该看到什么，不该看到什么，你的文化的“高尚”标准，全由它说了算。

我两天前去拉丁区丑角影院看土耳其电影《风与时光》，在法国电影第二市场能看到的外国片，内容和文化背景各异，味道却大同小异，好像都是一只手调的味。看多了，哪个国度能来什么电影，都有定律。比如德国电影，只有两个“戏路”：控诉纳粹、揭露前东德体制。只要不脱这个框子，再有点艺术水准，几乎百分之百能得奖。来自伊斯兰世界的电影，则多少兼具揭露伊斯兰文明黑暗的使命，非此就别想露面。形式上则必是部作家电影，反正肯定是小众电影。这是为防止法国民众养成欣赏好莱坞之外的外国商业电影的恶习。何况现在小众电影还有一个更漂亮的名字：独立电影。但“独立”二字在此是不能轻信的。能被放进法国电影第二市场本身，资金至少部分来自法国某个基金，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风与时光》在法国各地电影节得了四五个奖，也不是人们想像的“艺术超越国界”的结果。我来从以下几个方面破解“杰作”的炮制过程。

先说电影节。法国各地凡想搞旅游经济的，一般都不直接了当推销旅游，这是天主教民族的一个特点，从不赤裸裸地坦露金钱欲，必裹上绸缎。所以旅游宣传永远都有文化包装，而电影节是最时髦的。本来以什么形式作生意都是无所谓的，但法国人做什么事好走极端，玩两面手法常常玩得明眼人看不过去。比如明明是资产阶级要最大限度地赚满腰包，偏偏满世界去搜来无产阶级的苦难在放映厅里赚人的眼泪，以窥视他人贫穷丑陋为自己奠定生存理由。而这一切又以“艺术”之名，先封住所有异议者的嘴。何况下面的底牌与表面“文化多样”、“思想自由”、“言路开放”背道而驰。大大小小几十个电影节，看上去地域各异、自有风格，但各电影节的选片人，与当地主办者无关，这个“大权”是握在巴黎一小把“精英”手里的。这一小群人首先是意识形态剪刀手（自觉而狂热），也就是说法国人有权看什么无权看什么看得到什么根本看不到什么，实际是由极少的人决定的，而这比组建个“XX部”有效得多。

看到这里肯定有一大堆国人不相信，他们自然会问“谁管谁”，因为在中国上层建筑领域从来不是由“自觉意识”统领，而总是构成权力和被权力的关系模式，时常形成“命令和被命令”的景象，国人据此一般都自认不自由。在西方（至少在我熟悉的法国），通常情况下实际的“审与被审”由于送审者的自觉性而变成了一种“为了整体利益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是“审与被审”的双方抱团守秘的，事实上的“被审”者自然不会抱怨不自由。比如巴黎一家出版社要出一本有关中国的书，草样出来后，出版社无需命令会自觉把草样送给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关的汉学家和驻中国的记者审查，因为针对中国有三类意识形态专家负责舆论把关，即传媒负责人、汉学家和驻华记者。这三类人也是无需任何行政命令地联手合作，构成一道互不拆台的“防火墙”，彼此间可能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甚至互不相识，其自觉性来自各方意识到有一共同的整体利益，有关中国的话语必经这道“防火墙”筛选。

由此稿子令我们难以想像地一直送到万里之外的驻华记者手中，而这一手是瞒着作者的，跟你呼朋唤友的编辑绝不会告诉你。中国人能想像一个上海的出版社出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会自觉到将稿子送审驻美记者？两个单位没有任何行政联系，更无上下级关系，也无一个统一的部委下命令，送审的编辑和审阅的记者之间素不相识，为什么要自觉做这样一件实为分权的事？那头审阅的人也不会因花时费力要求出版社把自己列为编委或给钱才做，而是自愿隐姓埋名、不拿好处、一丝不苟地做。在这里两个各自为营的私人机构自觉做的事，在中国两个似乎由国家统一管辖的机构却绝不会做，也根本没有做的意识，甚至同一机构内不强迫都不会做。中国人只在强人统治下上层建筑才短暂出现过类似的自觉构建的“防火墙”，这恐怕才是与西方交手近两百年只在那一二十年战而不败的唯一解释。

此为一种深入灵魂的控制，我三天两头出入巴黎的艺术影院，心惊肉跳地发现，“精神食粮”源头的控制，培育了一群指哪儿打哪儿的狼犬，而非独立思想者。长年单一“食品”的喂养，使得这些自以为自由的人戴上了几乎永远脱不掉的有色眼镜，况且脱掉一副脱不掉下一副。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一部土耳其影片在各地电影节轮流展出，在一处得奖，便处处得奖。这种现象不光在法国本土，西欧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选片大权，也实际落入同一群人手中。所以在看似已然结束的那场人类意识形态大战中，胜利者与失败者的名字须重新定义，不是“自由”对“专制”的胜利，而是狡猾的专制对愚笨的专制的胜利。

再来谈对异文化面目的操控权。我那天走进丑角影院，在门口拿了一份“法国艺术与探索电影院联合会”为《风与时光》做的广告，彩印的四页纸，首页上便有一句话：“续《在另一边》之后，土耳其电影的又一杰作。”我来慢慢给你分析这句话控制人的大脑的力量所在。这句话有一个圈定人的思维的排他性圈套，即土耳其电影的“巅峰”前有《在另一边》，后有《风与时光》。这里包藏了西式思维最可怕的一面：凡非我圈定，便不存在。《在另一边》是入围戛纳并得奖的土耳其电影，实际应为土裔德国片。导演Fatih Akin是生长于德国的土耳其人，2004年以《Head On》一片被柏林电影节捧红。此人才华是有的，但脱不出西方政治正确的红线，反叛“落后的伊斯兰文明”是其作品的落脚点之一。在伊斯兰问题上，笔者无立场可言，只是陈述事实。只凭两部电影就被捧为土耳其电影的至尊，有没有问过土耳其人同意不同意？这种空降回去的“土皮欧心”的艺术代言人究竟有多大代表性？    

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箭双雕的买卖，首先是让欧洲人以为这就是土耳其电影，而且是最高峰；用这种文化霸权主义，反馈到土耳其开放且天真的文化界，左右其艺术视野，最终将土国电影纳入“正轨”。正轨意味着：八十年代以前还很繁荣的土国自产电影，九十年代就让位于好莱坞电影了。在异文明中培养“子弟”，即文化代言人，是至今证明极其有效的篡变方法。像《风与时光》的导演Reha Erdem，和在戛纳频繁得奖的土国导演Ceylan，及前述的土裔德国人Akin，被西方媒体捧为土耳其电影的“新一代”，是土国电影的“新浪潮”。Erdem是巴黎第八大学电影系培养出来的，与Ceylan和Akin一样，由西欧Eurimages基金提供拍片资金，当然也由这些西欧“良师益友”推到各大国际电影节，捧红后进入欧洲电影市场，然后反馈到本国电影市场。这就是炮制“杰作”的流水线，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出里面一环套一环的控制。主权国家如果底气不足，不让其子民前往“俱乐部”，甚或阻止其作品反馈，则“不自由”的辫子永远揪在人家手里。可怜的第三世界，永远里外不是人！

我眼见这些由私人“组织”暗中控制的“国际”电影节，用这种选择文化代言人的方法，一步步将参与“游戏”的国家和地区的国产电影业颠覆。在此将国际二字打引号，是置疑这种以偏概全的操作之全球代表性。灯蛾扑火的有欧洲本土的“天真汉”，意大利、德国的国产电影工业八十年代以后就分崩离析，接着是整个东欧。日本也未能幸免，针对日本的操作手法，与上述为土耳其电影工业设的圈套是同样的。六十年代西方捧出日本电影“新浪潮”，表面看好像因为日本经济起飞而关注日本，其实另有图谋。我看了日本“新浪潮”代表人物的作品，发现“杰作”是随操作者说了算的，嘴大就行，时常缺少客观标准。全都是这样炒作的，他们看中的，就是“新一代”、“新浪潮”，这类名词相当具有入侵性，因为就像精心挑选的广告词一样，非常易于接受。他们捧出的日本电影人，其实只是日本电影冰山之一角，但由此冰山本身就被掩没了。西方人就有这种指地为天的胆量，我到了法国才发现，中国人熟悉的日本明星，那些相当出色的日本商业电影，在法国人眼里不存在。不信你去调查，全法国找不到一个人知悉日本人曾狂热地爱过三口百惠。有时候看他们暗搞这个黄种盟友，只为肤色的这么点颜色差距，直为日本人扼腕，又怒其背叛。拉丁区的艺术电影院，反反复复就那么几个日本导演。问题不在于这种“独裁”本身，他们要圈定西方观众的视野不关我们的事；而在于这种狭隘视野通过西方无比强大的话语权，左右了日本人怎么看自己的电影，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怎么看日本电影！

进入这份名单的国家和地区一个接一个，继日本之后，是台湾，台湾之后，就是香港。英据时代，香港电影在其最辉煌的时期，在戛纳却是没资格露面的。因为法国既不想抬举香港繁荣的商业电影，又不想给盟友英国制造麻烦，否则按现今的逻辑，应培养出一打反殖民者艺术斗士。九七之后，香港却突然成了关注对象。但手法还是同样的，只挑几个可选对象，送进“杰作”炮制工场，以西方人眼里的“杰作”，压到其他。只要中国人不脱掉人家赠送的眼镜来看事物的价值，“杰作”流水线便继续拥有颠覆其他的力量。最令人不平的，是法国人眼里的台湾电影只有侯孝贤、蔡明亮，最多还能拉上个杨德昌，其余全都子虚乌有。只圈几个代言人还不算，代言人没被西方绻顾之前的历史也可一笔抹杀，像杜其峰，成名戛纳之前在香港已有几十部电影的业绩，但到法国传媒的笔下，杜的历史从戛纳开始！

我举双手赞成戛纳成立世界艺术电影实验室，但在艺术绸缎下面搞隐形意识形态大战、为跨国公司打市场，腰带上拴着“征服”二字，却使我一年比一年清醒和幻灭。记得某次采访电影节艺术总监弗雷莫，追问为什么戛纳选片离不开政治，他回了一句话，我后来越想心里越震惊他的不加掩饰。他回答如下：“一切都是政治！”就像两百年以前的欧洲一切都是宗教一样，令人胆寒。

[P.S：在此特别感谢读懂我、忠实于专栏的读者，感谢中国青年觉悟社的年轻人，感谢不辞辛苦传播我思想的热心人，在这正不压邪的时代，需要多少正义感才能有这份自觉意识，需要多少勇气才能有这份执着！]